生于１９７６:生于1972年与1966

　　 　　他们对利益的诉求不再扭扭捏捏，并把它理解成是社会 变革的主要动力； 　　他们希望重新梳理一些广为流传、但似是而非的错误理 念；他们希望更深入地观察80年代，更新知识体系；
　　他们相信80年代人道主义大讨论中，并没有意识到市场 秩序对个人自由的有效保护，而这将成为今后的讨论主题；
　　在经济转型中，他们积累了对市场秩序的观察，发现了 美，并希望它为更多的同胞所体悟。如果你骂他们眼睛只盯着钱看，他们可能会理直气壮地向你解释经济自由和 政治自由的必然逻辑关系。
　　
　　从1976年7月下旬起，时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的周启才和他的同事李鑫便吃住在怀仁堂正厅，不舍昼夜，加班加点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警卫局服务科派厨师每天值班，按时送菜送饭。
　　中央决定，毛主席的丧事预做准备，指定他们二人负责起草讣告和悼词。因文稿是在毛主席在世时起草，文中凡“毛泽东主席”五字，均由五个三角形替代。
　　这是他们一生中接受的最重大最严密的任务。在他们看来，也是毫无意义的任务：他们相信毛主席绝对不可能死。9月9日，噩耗传来。一位河南教授在学校组织的追悼会上哭诉：“毛主席，您走了，我们可怎么办？！”
　　1976年10月6日，一个普通的星期三，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中央新闻组组长杜修贤终身难忘。这天夜里，床头的电话震碎了老杜的苦梦，“江青被抓起来了，还有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
　　四人帮被打倒后一段时间，街上还有人在喊“继续批邓”。成都的流沙河听到一个民间传说，说邓伯伯来成都游杜甫草堂，被游人发现，报以掌声。邓伯伯含笑挥手答谢说，“继续批邓，继续批邓”。因这个传说富有蜀人的幽默，流沙河记得特别牢，但他听了没有笑，却差点哭出来，当然不是悲哀。
　　1957年，流沙河因《草木篇》获罪，成为右派。1966年，文革爆发，被押回金堂老家，做了锯匠。1976年1月9日，在街上看到本镇四家工厂职工静默无言地列队走向公园追悼总理，被他们深沉的悲哀所感染，才想起国难当头，萌发自责之意。“可是我又能做什么呢？我是大右派啊！”
　　1976年1月19日，“大右派”邓小平的硕大头像首次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但色调极为暗淡、阴郁。封面左下角注明“周恩来的继承人：邓小平”。右上角的醒目标题则是：“中国：朋友还是敌人？”
　　这种暗淡、阴郁、疑虑的格调，不仅反映了观察者看到的中国，也揭示了观察者所在的美国、甚至是全世界的心理状态。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文革”末期，国家处于崩溃边缘，周恩来去世，毛泽东也将不久于人世。中国的未来将由谁领导？中国向何处去？
　　这便是1976年的中国。周恩来逝世，朱德逝世，唐山大地震，毛主席逝世，“四人帮”的倒台为这些接二连三的灾难划上了句号。
　　
　　但这并不是1976年生人个人经历的一部分。他们不是文革的亲历者，经历里没有造反、庆典和大游行，没有花如潮、旗如海，也没有歌声、喊声，义薄云天。他们是在历史的故纸堆，在父母辈零碎哀婉的叙述中获得了1976年里的这些个体片断。
　　这些随天灾人祸而来的惊慌惶恐、不知所措，加深了1976年生人对这一年份的最初印象。这一印象是根深蒂固的――以1976年为标志，中国调转了方向。革命、阶级斗争、暴力的时代过去了，接下来的是拨乱反正、改革和巩固。政治挂帅、又红又专被务实的实事求是取代了。
　　拨乱反正的过程千钧一发。关于1976年10月6日翔实的历史细节表明，中国完全可能行驶在另一条航道上，1976年生人可能重蹈覆辙，延续父辈在“文革”里的命运。所幸，不幸没有发生。
　　这决定了1976年生人几乎在懂事的第一时间起，便决心实践迥异于他们父辈的价值观，告别陈旧信仰。
　　他们反对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和对权威的盲目服从，反感父辈的价值观。我们年轻，他们老了，这是他们最初的价值立场，1976年生人以这样的姿态开始自己在历史里的第一声啼哭。
　　但他们的生活同样充满荒诞感。他们出生时，这个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前途未卜。而仅仅30年后，在他们的而立之年，他们需要准备好大国国民心态，迎接一个专属于中国的世纪。因为勿庸置疑，2006年，中国正处于几百年来的最盛景。
　　他们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不是荒诞时代的亲历者。没有天灾与人祸，哭泣与呐喊，莫测的铁幕与街头的人群，标语与花圈，慷慨的檄文与玫瑰般的诗歌，没有被革命信仰重压熬榨，虚脱麻木，劫后余生。他们嗷嗷待哺，赶上了荒诞时代的尾声，却只能在懂事后听说、回味那些激动人心的风景。
　　
　　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自己是深沉沧桑，经历风浪，饱尝冷暖的，深怕被误解为是周杰伦一代、嘻哈一代，和80年代生人一样，是历史的一张白纸。他们习惯于对80年代生人说，你们还年轻。
　　
　　
　　童年。同样没人管，没人问，在废墟、野地、大院、田间疯玩。他们童年的经济生活一片惨淡。陈云1980年代初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说法，“9亿多人口，80%在农村，革命胜利30年了，还有这么多要饭的”。
　　种粮食的吃不上粮食。在当时的农村，农民劳动一年得到的现金分红不过十几块钱。1976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是605元，比1966年的636元下降了4.9%。这只是计算的“名义工资”，实际拿到的不过每月50元。
　　经济生活的窘迫和童年的诗意并不相悖，抓革命促生产、真理标准论辩中的父母还无暇顾及，和日后日益讲求实利、规范的社会秩序相比，这是1976年生人的诗意时光。家庭陆续安定下来，政府、工厂、学校、农村不再有大批判的喧嚣，经济平缓回升，中国艰难复苏。
　　少年。青年。小学、中学、外出打工、大学。写诗、唱歌、读书、幻想。80年代的一切主题，也是1976年生人的青春主题。但确切地说，他们只是80年代的旁观者，他们和80年代之间是懵懵懂懂，若即若离的，并没有切实的血肉联系。
　　他们的年龄还不足以体验爱情、痛苦、 困惑、批判、尊严、人道、悲悯。那时他们还没有进入自己的青春期，还不能展示勇气和担当，才华和活力。
　　他们虽然根深蒂固地知晓，人不再是被安排好的命运，和政治的道具、附庸，但他们还未成年，还没有开始独立的人生。还不能形成这样的价值指向：人和人性的重建，比政治、经济上的重建更为艰难和宝贵。
　　没有从80年代的思潮里汲取足够的营养，是1976年生人的一道硬伤。
　　这使得今天，他们不能理直气壮地借助对80年代的温暖回忆，以当时的理想主义菲薄当下的急功近利，以当时的精神至上贬斥当下的消费崇拜，以当时强大的社会责任感对抗网络一代无节制的虚无和逃脱。
　　他们还不及思考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个人和体制，主义和问题，完成个人价值的最终确认，80年代就结束了。然后，精神本位向经济本位转型，实利社会开始了。
　　
　　他们雄心勃勃，希望与众不同，坦诚、义无反顾地拥抱新时代。1993年，16岁的柴静高考成绩平常。母亲为将来的就业考虑，让她报考“铁老大”。她对此丝毫不感兴趣，却一门心思要去远方。妥协的结果，柴静南下长沙，“当时走得那么急，头也不回，恨不得把过去全部抛掉”。
　　渴慕成功，崇拜创业英雄，和商业世界不疏离，不抵触。崇尚现实奋斗，创业、竞争、致富，彻底入世。更重要的，在经济大潮中，1976年生人真正学会了思索人生，确立了自己的价值观。
　　他们对利益的诉求不再扭扭捏捏，并把它理解成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
　　他们希望重新梳理一些广为流传、但似是而非的错误理念；
　　他们希望更深入地观察80年代，更新知识体系；
　　他们相信在80年代人道主义的大讨论中，并没有意识到市场秩序对个人自由的有效保护，而这将成为今后的讨论主题；
　　在经济转型中，他们积累了对市场秩序的观察，发现了美，并希望它为更多的同胞所体悟。如果你骂他们眼睛只盯着钱看，他们可能会理直气壮地向你解释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必然逻辑关系。
　　这是真实的内心写照，在彷徨、左顾右盼多时后，他们确立了如上的价值观，由此，1976年生人找到了自己在最近50多年中国历史里的精神位置，并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
　　
　　生于1976年，并不是一张严格、工整的精神图谱，但还是可以按图索骥。有网友在网上标出1976年生人的身份：
　　是最后一拨对这样一句话耳熟能详的人――为革命保护视力，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是最后一拨男女生互有好感，却故作嫌恶状，在课桌上刻三八线的人；
　　是最后一拨在中小学写作文时，言必称“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或“改革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的人；
　　是最后一拨在接受计算机启蒙教育时，还见识过BASIC语言的人；
　　是最后一拨对“五讲四美三热爱”倒背如流，但始终没搞清楚什么时候才能练成“四有新人”的人；
　　是最后一拨享受过最纯真最动人的日本动画片，到八十岁仍能张口就来一段《铁臂阿童木》主题歌的人；
　　是最后一拨看了《排球女将》后，逢中日排球赛就紧张万分，生怕日本队真练成了睛空霹雳、流星赶月，抢走中国女排“五连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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