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烈,温柔,黄碧云 你的暴烈太温柔

　　她被视作安妮宝贝的香港版本，她的书以难读出名。异样的温柔与异样的暴烈，不仅构成了她异样的文体，更是她五十岁人生的写照。 　　 　　今年香港书展安排的数十场讲座里，黄碧云显然不可能拥有最多的听众。在她讲座的同时，隔壁一间会议厅正在上演“郭敬明×落落读者见面会”，同一房间次日将迎来大明星级的李敖和林青霞―都是万人空巷的人物。
　　而黄碧云是谁？在香港这片窄小且并不丰腴的文学土地上，她的名字，常与亦舒、张小娴列在一起，被认为同是为这座都会城市立传的女性。在内地，她被熟读安妮宝贝的年轻人视作偶像的香港版本：她们的笔都钟爱书写那些看上去漂泊伶仃、动荡不羁的人生。
　　但黄碧云的书难读是出了名的。小说家董启章说自己读黄碧云的过程中数度“惊栗掷书，不忍猝读”。一方面，对暴力的迷恋贯穿于黄碧云作品的始末，小说《其后》中的哥哥送患晚期癌症的弟弟上火车时，嘱咐道,“平岗，要戒烟，早睡，要好好地死！”这种异样的温柔、异样的暴烈，组合起来构成了黄碧云异样的文体：以“事情终归要如此”的宿命观去处理暴力、阴暗和伦常惨变的题材，泰山崩于前却纹风不动，冷漠而迷人。另一方面，她的句子本身便斑驳复杂，更何况还常常被暴力骇俗的意象所遮蔽，以至于连王德威都说，黄碧云将我们的承受力推到了极限。
　　距上一部小说《后殖民志》的出版已经八年。八年间，黄碧云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从传说中我们知道，她在香港大学读了犯罪学的硕士，考了律师执照。她学跳佛拉门戈，为此甚至专程搬家去了西班牙。更早的时候，她做过电视台的编剧，亦当过记者，去过局势紧张的柬埔寨采访……人生如此，不能说不丰盈。
　　但她始终拒绝快乐：出于对生命种种严峻而浪漫的要求。
　　梁文道曾猜想，黄碧云的书如此紧张，想必写得也十分不易。在这场题为“小说语言的隐秘”的演讲中，黄碧云证实了他的猜测。
　　“隐秘的意思是，你没有见到，但你知道它在。”
　　用粤语念出第一句话，黄碧云已然哽咽。似乎这些年写作的艰难，全在其中。今年初，她终于完成了新作《末日酒店》。“小说容易，小说庸俗，因为小说来自生活，而我们每个人都有生活。但写小说永远是先易后难，先甜后苦的。而我，已经到了‘后苦’的年纪。”
　　黄碧云并不掩饰她的不再年轻。“我今年五十岁了”，她不止一次地说。
　　随着年龄而来的改变有很多。比如她的脸庞，年轻时据说相当美丽，如今呈现出的线条的起伏，或许比一般女人来得更为激烈。看上去，曾经有很多戏剧在这里上演。
　　比如她的表情。不说话的时候，她显得峻厉。而笑的时候，则带着一点不知所措的温柔。仿佛这种温柔的含笑，是她刚刚才学会、仍亟待练习的技艺。
　　
　　我对我写的小说已经拒绝作判断
　　南都周刊：关于《末日酒店》，你说到这是一次忠于直觉语言的尝试：离开人物、情节、场景、对白―为了得到更多，你抛弃了所有。但对读者来说，这构成了一场很大的阅读挑战。
　　黄碧云：嗯……语言的隐秘、错置、晦暗，几乎无所指，自然会引起阅读困难。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写作人，我断不会不知道《末日酒店》是难以阅读的。但现在，我对我的这部小说，只有创造能力，而完全没有判断力。或者说，我对我写的小说已经拒绝作判断。
　　南都周刊：为什么要写这部难以阅读的小说―小说的存在，不是为了阅读吗？
　　黄碧云：《末日酒店》里，我想写的是时间与命运怎样相互缠绕。我以直觉去逼近时间与命运，再看在此之中，人是怎样的微小。我并不希望人是处于这样可悲而无助的境地的，现实生活中的我、求知的我、有信仰的我，时常在与这种直觉搏斗。但我还是隐隐觉得，在我的生命中，我是希望和愿意，永远被打败的。我愿意接受人的命运是可悲的，人在时间里是无助的。
　　南都周刊：你的写作越来越不在乎读者了。你在乎过吗？
　　黄碧云：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还做着作家梦。为了推销自己的小说，立心不良地做了一个读书小剧场《媚行者》。做完以后更加懊恼：小说没推销成功，一样卖那永远不可逾越的两千本，时间金钱赔了一大堆，更可怜的是诱发了一场品位低劣的姿势竞赛。
　　《媚行者》因为是一个脚伤的故事，所以我很想自己跳一点舞。当时舞跳得那种幼稚程度居然胆敢表演，这个我到现在还觉得很神奇。在台上我看到下面有一个观众非常沉闷无聊地转过脸去。我到现在还经常想起那张别过去的脸。
　　大概是觉得羞辱，想报仇，演完《媚行者》后我去了西班牙塞尔维亚，跳了六个月舞，还写了一本书。后来想来真是一个浩大的姿势。姿势的意思是，当时你不觉得是一个姿势，还很认真严肃地去营造低劣品位。
　　这之后，我开始明白我的厌恶。我厌恶那些激烈的姿势、厌恶自己的虚假造作。当然，明白也不会令我的虚假和造作减少，但它会让我心里踏实些。
　　我想的我人生也从此进入了省俭时期：真的不需要那么多。我甚至不再需要一个姿势。
　　南都周刊：这几年很少听到你的消息，早年的书也很难买到。很多香港作者的书都出了简体版，你有内地出版计划吗？
　　黄碧云：没有。编辑问过我，我说等我死后再出吧（笑）。我不需要那么多读者。之前《末日酒店》发在《大方》杂志上，后来他们告诉我，这杂志发行量100万份，吓了我一跳。是马家辉邀我写的，我不知道会发行这么多……当然，杂志和书不一样，书才是自己的。作品是很安静的，读的人太多就吵了。
　　
　　童年、青春期、衰老和死亡
　　南都周刊：现在还跳弗拉门戈么，它对你的写作有没有影响？
　　黄碧云：还跳。但对写作没有影响。跳舞就是我的日常生活吧。在西班牙时，每天早上喝杯咖啡，就开工，写到下午三点多收工，然后跳舞一个小时，过得很规律。写长篇需要很高的专注度，《末日酒店》是在香港写的，三万字，还是短。我希望自己心可以定一点，在哪里都能写。
　　南都周刊：早年你去港大读犯罪学，后来还去做执业律师。这些是单纯的人生选择，还是有为丰富写作经验着想的意味？
　　黄碧云：我没什么人生规划的，读犯罪学是偶然。采访到的一个朋友给我一张报名表，我就填了。最初是有想过借此多了解一些深层次的犯罪心理，但之后觉得还是表面的。真正影响你的东西是……从很早就在你生活里植根的那些。
　　南都周刊：对暴力主题的迷恋，和你的成长经历有关？
　　黄碧云：我妈妈在我7岁去世，我那时完全不懂死亡，只记得摸了妈妈的脸，冷冰冰。我爸爸是个非常复杂的人，他可以很温柔，又会突然非常暴戾，比如吃饭吃到一半突然失声痛哭，我就是在这种惊吓中长大的。直到我觉得自己也成了他那样的人。我一直想离家，有一次离家出走被他捉到，他把我打到我在床上躺了一个月。
　　南都周刊：发现自己像爸爸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不能接受？
　　黄碧云：小时候不能。长大后明白这就是命运。我家七个兄弟姐妹，其实都像他，身上有很多共性。比如说我哥姐都好赌。我哥在美国，照样买香港的马，他临死前一晚还在看《马经》，不知多高兴。我的一个姐姐呢，在她癌细胞扩散情况很不理想时突然跟我说，医院给她放假了，让她跟雀友打了十二圈麻将，她好开心。
　　我以前一直恨我爸爸。包括我哥哥，感情也很复杂。但到我人生现在这个阶段，我可以放开很多东西了。说实话，是在我爸爸和我哥哥两个人都离世后，我好像才开始再一次生活，重新理解爱和生命欲。
　　南都周刊：你自己赌博么？前两年你的一个短篇《晚蛾》里也有关于赌博的情节。
　　黄碧云：我不赌的。但我想，我能明白这种对数字、机会的迷恋和快乐。大概是因为人生这场battle我们已一定是输家了吧，赌博却有赢的可能―所以令人兴奋。
　　南都周刊：说到老，年龄对你而言，构成新的写作主题了吗？
　　黄碧云：大概是几年前，好像第一次意识到年龄、死亡的事情，那种感觉很强烈。我常常觉得我的青春期拉得过长了，比别人都长很多，所以当我一回过神，直接就老了。我常说，我现在已经站在生命的另一端。剩下来的事情就是要集中精力，像马一样，低头只看前方。
　　南都周刊：对你而言什么是重要的？
　　黄碧云：没有什么重要的。但我希望把剩下来的生命用好。现在写每本书，我都有种它也许是我最后一本书的迟疑，所以写得越发艰难。年轻的时候，死亡是个文学命题，我二十多岁刚写小说时经常觉得死一下很不错。现在，死亡是个生活命题，我希望我可以好好面对。我希望我死的时候，是温柔和有尊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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