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行动网络公关_上海菊花行动

　　自2007年开始,宋永毅和大洋两岸的8个同事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浩大史料编纂工程,汇集成了近万篇文献《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并出版了数据库的全套光盘资料。有媒体评价,“这个数据库光盘借助于现代科技,在史料汇编方面完成了一个研究性和资料性并重的反右运动博物馆。”
　　
　　“晚上不要叫晚安,叫静安吧!”
　　经过又一个几乎没有合眼的夜晚,王小塞再次返回了上海11.15大火的现场。这次,压在他心上的是一车菊花。坐在缩进的面包车加座上,花枝挡住了他的眼睛。一如往常的是,他揣着两部电池满格的手机,一部应付日常通话,另一部专门收发微博。
　　昨晚,他最后一次登陆微博,收到无数关照他晚些回家的私信。“因为夏商被警察带走了,他们担心代订的菊花被扣下,不能如约带到仪式现场。”
　　此刻,押着一车菊花的王小塞,虽然看不清窗外的景象,但却能感受到,和广大的人群行进在同一条道路上。
　　从常德路到胶州路,人流渐渐汇拢,在余姚路变成了单向行进,像一个不断得到补充的长蛇阵,在焦黑的胶州路728号(近余姚路口)前,短暂地驻足、凝望、献花,再钻出警力布置下的常德路和胶州路两个出口。据《新京报》记者统计,两个出口的人流密度,每分钟各通行120人。
　　从早九点到晚九点,“头七”当日的祭奠人数超过十万名。“不过两三里长的路,今天何止比南京路拥挤,比节日的长安街还要拥挤。”住在胶州大厦的王老伯感叹。这两条栽植了梧桐树的小街,也是作家夏商经常出入的地方。因为家住得不远,他常常踩个单车过来转悠。
　　余姚路再往东,是上海知名的“雅皮”区域同乐坊,爵士酒吧、摇滚现场入驻翻修过的新式里弄,连地坪也是一半青砖一半大理石铺就。有人这么形容住在“国际静安”的一种优越感,“这里到上海的每个点几乎都是等距离”。
　　但是,11.15的一场大火,截止11月22日确认58人遇难,是解放后上海死伤平民人数最多的重大事故(?)。这场大火,在上海的市中心点起了告急的烽烟,烧出一个穿溃面子的黑洞。“祈祷吧,为没能逃出火场的人们,也为这个持续高烧的城市。”这是王小塞事发当晚在微博上发出的呼告。
　　
　　
　　上街议事
　　
　　火烧后第二天,王小塞第一次赶到事故现场。因为从《东方早报》上读到附近一家汤包店义卖的消息,他闻风而来。
　　胶州路上的梧桐木,叶子被燎得焦黑,东北风一起,焦臭味熏人。比起在电视上看到的景象,眼前的胶州路728号,十楼以下已经被烧出了粉白的混凝土,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凄厉。
　　楼前是不愿散去的人群,从胶州路一直拐到余姚路。他们三五十人一圈,聚拢在叙说着当日惨景的街坊邻居身边。被围在核心的不乏知识分子,也有家庭主妇和老者,好像诉说着自身的苦痛。
　　“很多人都是抱成一团团死的,连骨灰都分不开。”三楼的四位老邻舍阿婆,至死紧紧地挤在浴缸里。这一桌老牌友,从客厅转移到卫生间,共浸一缸水,也没能躲过大火的舔舐。十楼的一个姑娘,鲜奔乱跳地回到国内才不到半年,午睡时被烟呛醒,夺门逃到火势不那么猛烈的朝北房间。敲开门,有十二个邻居据守着这个最后的“安全角落”,但加上她,十三个人最终无一幸免。
　　这样的传言被一再诉说,难免夹杂进了个人的发挥。但官方发布的“五十八人中有五十七人在家中遇难,只有一人在楼道中死亡。”(?)的报告,好像点中了人们心中难以开解的死穴。
　　“谁会想到自己家里不安全呢?谁想得到这场火要整整烧五六个小时,像生煤球炉一样。他们是等不到了……”
　　“1996年香港嘉利大楼火灾,死了41个,有XX个人是在楼道里相互堵死了活路。这次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至少说明上海市民是守秩序的。”
　　每一种声音,都有人应和,有人发问。而议论得最热烈的要数工程承包中的黑幕,和消防救援是否及时妥当。王小塞从目击者的口中,听说了当日中午大楼就曾经着火,之前从未见诸报端。他立即将之公诸于微博:“当天11点50分曾有一辆消防车出警,扑灭第一次火情后离开,但火势死灰复燃,直到两点半才有第二次消防车出警。”
　　这一说法被《中国经营报》21日出刊的静安火灾调查报道《上海大火调查》所引用,但与官方在XX日通报的“2点40分起火,首次接到火警”(?)的说法不符,也成了人们想要求证的关键信息之一。
　　不觉夜色已深,人们还成群地围在一起议论,王小塞流连其中,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不要以为他们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恰恰是所有真相的源头,他们为什么自愿出来说话,因为他们心存希望,聪明的上海人不是这么好骗的,只有当你和他们如此近的接触时,才能深切感受。”
　　王小塞是浙江天台人,早在七年前安家于上海,对这个城市他情感纠结,“我自以为已经融入了上海,但也知道这里还没真正把我接纳。但是,我在上海定居,是因为我认同这座城市。它的灾难,我们都感同身受。”
　　
　　
　　求索真相的代价
　　
　　第一次起火时间点早于新华社通稿时间的说法,夏商也从火灾现场附近居民的口中听到过,但他发出的求证微博,却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头七”前晚,七八个警察把它从家中带走,直到当晚八点,上千因献花而与他结识的网友,伴他渡过了冗长而神经紧绷的两个小时。
　　“开始我还以为是献花的事儿。”夏商说起在天目西路派出所里的遭遇,语带轻描,“没想到就是为了我发的几个微博。他们对我事后的澄清,表示极度不满。甚至他们也写了个句子,给我读。我说不要读,我不可能按照你的意思写。我提议,既然河北保定出事后,可以有‘保定平安’,你们完全可以弄个‘上海平安’。何况你们占有那么多媒体资源,完全可以让他们去随便报个什么,比我权威多了。”
　　“全国人民都在等着看明天的上海报纸。”事发当晚,《东方早报》副主编孙鉴的微博,透着一股当地媒体受到全国人民“监督”的压力。
　　第二天,不仅《东方早报》整整12个版,派出十几位记者在现场奔走采访,第一时间呈现了事故和起因调查,表现让媒体观察者为之一振。甚至《新闻晨报》、《青年报》等一贯因犬儒姿态而被轻看的媒体,也一改逢大事上通稿的做法,分别辟出4到6个版面的火灾特别报道。
　　在民众逼视下的新闻操守,和低眉顺眼地屈从于压力两相权衡,本地媒体在“11.15大火”报道中的抉择,令异地媒体也热血起来。此后,《新京报》、《经济观察报》等相继跟进,从事件梳理、事故原因排查,到挣扎求生者的经历特写、火灾逃生方案等,逐页揭开上海的隐痛。
　　火灾发生后第三天(11月17日),《东方早报》在官方微博贴出了静安大火部分遇难者和失踪者名单(原件张贴于昌平路728号静安区第二青少年业余体育学安置点的公告),迎来了媒体对此次事件曝光的最亮点。但危机似乎也在同时酝酿,18日零点,该报副主编孙鉴的微博上写道:“上海媒体,不准掉头……明天以后,我们一起做失踪者。”
　　但是,承诺终究没有兑现。这个时刻也成为了本地媒体在此次事件报道中的分水岭。据《东方早报》记者透露,11月17日报社即接到上海市宣传部门的口头指令:停止对火灾事件背景调查的报道。自火灾发生,牵动着市民关注的“守望犬的流泪”,也成为本地媒体的绝唱,因为“过度渲染悲情”是不被允许的。
　　一场夺命大火,“击碎了半年世博会积攒的所有荣耀和光环”,《新世纪周刊》如是说。至今付诸阙如的死伤者全名单,对四名无证电焊工的归罪指控,和各方对责任的逃避,赤露着真相的难以承受之重。
　　
　　
　　全城织围脖
　　
　　公权力的运作,因为媒体缺席,而退出公众视野。真相的面目不清,却不应该独由民众承担。尽管新浪上的“11月21日头七献花悼念活动”召集帖被删,但那句“当我们用鲜花铺满整条马路的时候,他们会看到民心的”已经被转了X遍,几乎成为一句公开的暗语。
　　网友“凡人阿政”在火灾第二天一早赶到现场的时候,遇难者家人还没来得及布置遗像和花圈。他捧着从昌平路康定路花店买来的献花,隔着十来米宽的警戒栅栏,远远地默哀。背对着的警察,无从靠近,他只得把花束安放在斑马线上。
　　当天,网上开始疯传一张警察搬动花束的照片。“他的表情很有张力,虽然身份是警察,但毕竟人性是相通的,好像让跃跃欲试想要献花的我们,也感到一丝松动。”阿政说。
　　在11月16日成功发动一小拨网友到现场献花以后,阿政试图发起更大规模的集体悼念活动。他首先想到的是向政府部门报批举办民间集会,但却不知道该如何走程序。求助于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被告知须找“指挥部”。到了“指挥部”,警察又让他去找区政府。
　　一次徒劳的折返之后,在昌平路728号的火灾善后领导小组所在地(?即“指挥部”)。一辆面包车在他身边嘎然停下,下来一位带领导小组胸卡的中年妇女。“听明来意后,她告诉我去看新闻,听市政府的意见。但如果我真的去了市政府,会不会又把我踢到中央调查组?”阿郑没想到表达自己的心意,却这么困难。
　　“政府不仅应该支持个人去现场悼念致哀,更要支持团体去现场致哀悼念。”他狼奔猪突,正感到无望之际,发出的这条微博被王小塞注意到。王小塞和歌手李大龙也正在张罗一个群体悼念活动,“但不能太过分,献花的分寸最好。我们不想去为难警察,不想造成一个暴力事件。”
　　由于遇难者信息的不透明一直为舆论诟病,王小塞提议每个献花的人,把头像上传到网上。因为每一个前往悼念者都是磊落的。
　　11月19日晚,Mao Live的“一周年现场狂欢夜”,在两个乐队串场的间歇,王小塞、李大龙、凡人阿政、司徒说(?),这四位主要发起者,对台下的上千名观众公布了这个活动。“都是年轻人,而且是摇滚青年,特别有冲劲”,当他们四个的照片通过微博上传,在现场大屏幕亮相时,王小塞的感觉就是一个词,“给劲”。
　　当晚,有三十几个人把照片发上微博,通过转贴买花,加入到群体献花悼念的行列。王小塞的微博“上海不哭,为了让死者安息,让生者坚强。”经姚晨、任志强等名人的转发,到了“头七”前晚,王小塞已收到一千六百多条要求献花的私信,再加上网友自发买了三千多支,累计已有五千多支。
　　夏商11月20日(周六)中午在微博上发愿,只要转贴注明“替我献一支白菊”,他可为网友代为献花。这条消息发出才数个小时,就有1600多人转发。之后,他注意到王小塞也在操办此事,就把统计数据、集中采购的任务,托付给了他。到21日凌晨四点,王小塞统计的花束已经有七千多支。
　　要将这七千多束鲜花,和献花者对号入座地贴上照片,也是一项浩繁的工作。王小塞把预算、分工、财务也打理得细致周到。而在前次为舟曲认捐帐篷的经历中,因为光想到帐篷,没考虑运输费,最后还是通过一个老板的慷慨捐赠,才解了围。
　　“这次做鲜花,有一条从过去的舟曲活动中得到的经验,就是网友希望能有一个组织者把他们组织起来。”“头七”前夜一宿没睡,王小塞一一回复网友的私信,直到清晨五点。
　　
　　
　　菊花的汇流
　　
　　11月21日早上七点多,王小塞亲自到花鸟批发市场提花。因为当天对菊花的需求太大,花店里的库存都被提空,还不得不问其他市场调运。
　　而在距离现场最近的地铁口,每隔一二十米就有小贩分送菊花,用他们的话说,“今天不送不出摊”。从地铁站冒出地面的菊花,在摩登的青年胸前抱了满怀。他们响应网上号召,为了让后来者也能有花献,就自带花束前来。
　　王小塞的一车菊花,如何进入交通管制的现场,反倒成了问题。“幸好,之前有一家位于火灾现场附近的广告公司老板私信过我,说想要提供一些帮助,他们有场地,有人手。” 当时没在意的王小塞,这当口想起了他。
　　车泊在海防路西康路,一块空旷的停车场外,晾着一片黄灿灿的菊花,足有两三千株。再卸下一车菊花,场地上堆起一万多支花,壮观异常。
　　“这种场合你一生一世也碰不到几次的。”一对中年夫妇路经此处,干脆停下脚步,拍照合影,折了两支花,就往现场去了。
　　在焦黑的大楼前,流动早点摊档的黄鱼车,也载了一斗菊花。几个年纪小的姑娘剥开捆扎花束的玻璃纸,一摞摞地把花堆到摊头。年纪大一些的则在路口免费派花。这一家人从安徽来上海做小本买卖,平日的摊位设在两条街外的安远路。
　　姐姐张翠花向一边的妹妹示范路人走近时,把花直送到他们的手里。面对有些将信将疑的眼光,小姑娘壮着胆子嚅嗫,“是免费的”。张翠花说他们家就住胶州路,失火那天,一直看到半夜,“那么多人白白死了,心痛,一早起来连擀面的活儿也忘了。”
　　虽然一大家子十二口人挤在胶州路两室一厅的老公寓里,在这个城市谋生的压力是压倒性的,但是连着两天他们没有出摊,而是拉来一车车菊花,分送给前往悼念的路人。“我去年来的,但我们家大舅住在上海也十多年了。”张翠华如此体认自己的身份。
　　一直在停车场发放鲜花的王小塞,呼拥着朋友们再次进入现场的时候,已近下午两点。他们一人手捧五六束花,其中不少是外地的朋友所托付。天空飘起细雨,献花的人流从胶州路绵延到了延平路,此时献一圈花足要一个多小时。充当“人肉隔离带”的警察和安保人员,两两之间只留下一人宽的空隙。人们耐心地行进在冷雨中,原先摆成心形的花束,一束束地满出来,成了一只船。
　　王小塞眼尖,在“上海不哭”的花墙边,认出了花店老板赠送的花篮,比他自己所献的个头还大一号。“你们网友的力量真伟大。”今天凌晨,我打电话把花店老板从梦中叫醒,追加一百束花的时候,他这样感叹。
　　
　　
　　“成人礼”
　　
　　“今天我手机里好多号码都是陌生的,一连串一连串地涌进来,但一接听起来,却很有亲切感。因为我们很有共鸣地共同完成一件事。”王小塞一手一部手机,核对着微博帐号和来电号码。
　　事先的一些预计不周,似乎也成了完美的缺陷。一万束花仍难以满足参与哀悼者的需要,就有华东师范大学的乔巍(?)组织学生派送了两万支菊花,零星的自发送花更是不计其数。虽然没有安排充足的派花人手,但火灾现场周边四处有上海高校学生,通过网络召集的人手,派花,赠海报,联合签名,各司其职。
　　默契竟来得轻而易举。上海城市交响乐团的乐手们,等不及政府的正式批文,在“头七”的前晚临时召集,到现场才分发各自的曲谱,没来得及进行一遍排练。在胶州路昌平路一处窄小的游廊下就地取材,三十几位乐手站成三个台级。小提琴手拉开的弓,甚至能抵到后排管乐手的前胸。没有音相效果,却有共鸣的充盈。
　　圆号手曹睿第一次手提着她的乐器,站满了全场演出。演了几首通俗的曲子如《爱的代价》,没有找到合适的乐句,吹出一个音符,但是她觉得“我们的声音没有缺席,我们是一个上海公民的乐团,而不是一个政府的乐团。”
　　作为上海城市交响乐团的一员,曹睿本身是外资银行的一名白领。头七当天是她第二次来到火灾现场。三天前,她也在网上转贴了“上海不哭”,“以个人的身份,献了一束花。虽然城市乐队排练地点在静安,因此有一种地缘的亲近,但这是一个社会事件,这也是一次我们的公民行动。”
　　“用献花铺满街的想法已经被超越了。”行进在人流中的王小塞,最想从附近的一个至高点俯瞰这场“菊花行动”,好像那样才足以领略这次大规模的市民自发行动,对于上海意味着什么。
　　看到被爸爸举过头顶的孩子,也加入到“菊花行动”中,他不由想起这样的景象还停留在童年的记忆里,“他们会怀着什么样的心情走完这段路?这是一个国民教育的过程,这段路是很长的。”
　　
　　(部分人物应采访者要求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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