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牛党的冬天不太冷】 冬天太冷的说说

　　对于黄牛党来说,火车票实名制是一个突然而至的“严冬”。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在巨大利益诱惑面前,“黄牛党”并没有停滞,而是更为隐秘地深入地下,改变路径,转战网络。 　　
　　李辉在广场转悠了四五圈,依旧没有人凑到他的身边,压着嗓子,说:“票要吗?”
　　虽然要付上三四倍票价,但还是期待那个人的出现。不然,这让他很为难,几万人的广州火车站广场,他总不能扯开嗓子喊: “谁是黄牛党?”
　　李辉自认为没有那个湖南老乡厉害,对方总能从广场的角落里,或者售票点的边上,找到李辉一直想“不期而遇”的票贩子。6年来,每到春运,依靠隐藏在地下售票网络的黄牛党们,这个湖南邵阳男人得以顺利地回到家乡,即使多付了将近三百块钱,即使等到年廿二八,即使一路得抱着孩子站着回去。
　　从情感上说,李辉并不喜欢黄牛党,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只要真的打掉黄牛党,公平卖票买票,即使候车、检票等再长,我也愿意等,哪怕最后买不到票。”这样的愿景,似乎没有实现的一天。但是,今年好像情况不大一样,火车票实名制,改变了李辉的买票经历。
　　2010年春运伊始,铁道部选择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和成都铁路局部分车站试行火车票“实名制”。两个试点耗资上亿元,以期探索解决长期困扰中国春运难题的“沉疴”。
　　找不到黄牛党的李辉,决定尝试一下最近报纸里、电视上整天宣传的电话订票。1月24日,星期天,不上班的李辉,早上7点就开始拨打订票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终于通了,我们订到了两张。”抑制不住喜悦的他,赶紧打电话通知老乡,最后“他也有许多人订到了票。”
　　就在李辉订到票的3天前,1月21日上午7时03分17秒,经广铁集团电话订票系统确定,我国第一张实名制火车票订出,多方期盼已久的火车票实名制终于成为现实。
　　但是,以打击票贩为终极目的的实名制,能否公平、公正地将票输送到买票者手中,成为2010年春运的最大问号?
　　
　　打得掉黄牛党吗?
　　
　　在广铁集团负责票务的工作人员李铁(化名)看来,实名制是打击票贩的最好途径,而实名制下电话订票,更是杜绝票贩的主要通道。
　　她告诫《南都周刊》记者,要想买到春运车票,“千万不要放弃一个机会,就是电话订票。对于不认识铁路上的人来说,这是最好的也是最公平的办法。” 她透露说,“100张火车票中,80%全部上网,而这其中的80%,则流向电话订票,这块是受广铁集团控制的,同时也得到铁道部得监控。因为铁道部要防止地方铁道局分割掉这块儿。”
　　李铁还向记者揭开了铁路放票规律:提前十天电话订票,票订好24小时之内你不去取,那票就自动又回到库里;提前6天又自动转到网上,就像商品一样,这个时候碰到了就碰到了,没碰到就是没碰到;然后提前3天,它又放一次;提前1天或者开车前,又放一次。
　　在李铁看来,推广电脑联网售票,可以说触动了相当多人的利益。“现在的代售点,都可以电话取票,原来就是几家大规模站点,或者跟领导关系好的(可以取)。我个人觉得,要杜绝炒票,就是要搞实名制。你一弄的话就断掉了很多人的饭碗。这个是绝对的。”李说,“以前票就直接放在自己口袋中的,那绝对是权力集中。你给我好处,我就给你票条;你不给我好处,我也不给你。所以我们都试过,整趟列车开出去,我们的票条就丢在垃圾桶里面。”
　　然而,相比李铁的乐观,火车票实名制能否有效打击黄牛党的论争,在铁路部、专业人士、群众中一直持续了7年。
　　实名制最早提出是在2003年7月10日,蔡松茂在媒体上撰文,宣称“火车票实名制契机已到”。他的理由是, “‘非典’流行期,铁路方面采取填写健康卡的办法,一时上火车购票,进出站井然有序,再也见不到票贩子的身影了。”
　　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一些政协委员在提案中将火车购票实名制作为破解春运买票难、炒票热的首选良方。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却表示,采取车票实名制,无论是买票时查证件,还是进站时验票验证都需要增加周期,可能会导致拥堵,这不太符合实际情况。
　　2007年春运,在众多实名制呼声下,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志军再次表示,实行车票实名制难以达到杜绝倒卖火车票的现象。次年春运开始前,铁路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对实名制明确表示,“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建议,我们没有考虑实行火车票实名制”。
　　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多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递交试议提案要求实行火车票实名制,但是,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在新闻发布会上再次明确表示:火车购票实名制目前条件不具备,不可行。
　　就在人们放弃了火车票实名制幻想之时,2010年,铁道部突然宣布,在中国两大最繁忙的广州铁路集团和成都铁路局车站,春运期间试行火车票实名制。
　　
　　“黄牛村”有点冷清
　　
　　往年热闹非凡的东莞市麦元村,今年却有点冷清。
　　麦元村因为紧挨着东莞东火车站,往年春运期间,是“黄牛”们最为集中的地方,以致有了“黄牛村”的别称。据知情者介绍,以前这里的黄牛党按等级高低分工协作,级别越高的人赚到的钱越多,一个春运赚个两三万元很平常。黄牛票的来源有多种,有电话订票,有排队买票,也有内部票。
　　按照赞同实名制的人看来,之前是先弄票,再高价卖出去,而现在必须要先弄到身份证,才能去弄票。没有人随意把身份证给一陌生人的,没了证件,也就断了票源。“黄牛党为什么存在,是因为他很清楚,票是什么时候出来的。一出来他就像进货一样,把票全压过来,全打下来,然后谁要,再收手续费。”李铁说,“现在没有身份证,一张都打不出来,他一张都取不了。”
　　“实名制对于我们从事票务工作的人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在往年,李铁在售票点忙上一个星期,有时只睡8个小时,还得面对关系户要票的难题,而现在路堵住了,“心里轻松多了。”
　　对于以前票贩子的倒票方式,李铁说,“一些业务能力强的又有钱的票贩子,会像玩博彩一样,把票全部打出来。票贩子找到代售点,给10万块钱,见票就打。去年铁路部门实行监控,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超过10张票,就要向集团汇报。但是黄牛党的话,他什么垃圾票都要,就监控不了。不过,往年一列火车卖出多少张票,就不一定能走多少人,所以经常出现火车空载的现象。”她举例说,比如,黄牛党手头有100张票,头80张他赚到钱了,后20张他就不要了,卖不掉就撕掉了,所以整个卖出率就是80%。也有人去退,但是退有被抓的危险。
　　连日来,在火车票实名制试行如火如荼之时,记者发现,先前在火车站广场近乎绝迹的“黄牛党”,开始出动,忙着寻找漏洞。
　　1月25日晚,深圳铁路警方捣毁一个企图利用假证套取春运实名制火车票的窝点。警方透露,票贩子通过使用大量抢拨器,用10-20台电话不停占用号段或雇用大量人手去窗口排队,再用旅客的身份证号进行预订,最后赚取高额差价。
　　而更多的“黄牛党”则转战到网络上了。“黄牛党”与购票者网上牵上线后,约定地点,单线联系,购票者将一张写有自己身份证号码的纸条交给“黄牛”,“黄牛”走出数米外开始拨打电话,不久票即可取到。
　　来自广铁集团的声明也佐证了黄牛党依旧存在。广铁集团日前表示,“实名制”后的黄牛党,之所以可以炒卖火车票订票号,并不是像他们所自称的“内部有人”,其实是利用系统的两个特点:一是旅客在电话订票之后,如果成功取消,可以马上再次订票;其次,旅客用同一个身份证号码,可以购买不同火车站出发的车票。
　　为了应对黄牛党通过电话订票来囤票,广铁集团宣布提升目前的电话订票系统,在发现有电话异常频繁地拨入订票,会马上展开调查。
　　同时,广铁集团也公布了黄牛党的操作方式,“在每天早上火车站售票系统放票时,黄牛党迅速电话预定,占据了票源,而有买不到票的旅客找上他们后,他们便迅速退掉自己所订的票,再用旅客的身份证号码订票。”对此,广铁集团表示,如果旅客订票成功后又取消的话,车票将不会立即返回订票系统,而是没有规律地以延时或随机的方式来返回票库,以此来防止黄牛党囤票。
　　
　　“空车门”阴影
　　
　　“实行实名制能不能从根本上杜绝黄牛党炒票的问题,说实在的,我跟你一样有这个问号,这需要时间来检验。”在1月20日铁道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态说。
　　王勇平的问号,在春运首日,就答案不详。
　　1月30日春运第一天零时33分,深圳实行实名制以来首趟列车――开往汉口的L252次列车由深圳火车站开出。这趟有18节车厢、972个硬座和540个卧铺的列车空空荡荡,原本可搭乘1512名旅客,却连卧铺车厢乘客加起来只有400多人,上座率不足30%。
　　当天在深圳火车站的旅客看到,火车站冷冷清清,查验证件窗口也没有一个人在排队验票。然而根据铁路部门发布的信息,这趟列车的车票早已售罄。1月24日,广州铁路集团公司通过媒体发布信息称,截至2月1日之前的所有火车票已经基本售完。而根据广铁公布的每日运送乘客量推算,1月30日、31日两天,有2万余空座。
　　对于L252空车门事件,深圳火车站党办副主任易非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可能是发车的时段不集中,900多名旅客错过了乘车的原因可能是没赶上车,有旅客曾反映请不到假。
　　这一说法遭到了网友的炮轰,被网友戏称为“空车门”事件。有网友爆料称,其实每年春运都有这样的怪现象,一面是一票难求,一面却是车厢空空如也,中间的利益纠葛有多深还真是难以琢磨。网友们猜测票的去向,其中甚至包括“这批票砸在黄牛党手里了”、“铁路捂票,让市民坐高铁”等说法。但网友的疑虑,并没有得到深圳铁路方令人信服的解释,深圳铁路部门在推出“企业取消订票说”之后,又解释为“预计客流不足所致”。
　　吊诡的是,2月1日16时,有网友在急速社区贴出了“深圳黄牛党逼宫,买完火车票,拿着不卖,亏就亏,看铁路系统能撑多久”的帖子,更给“空车门”事件涂上了一抹神秘的色彩,给初入佳境的火车票实名制带来阴影。
　　
　　“实名制”的推广前景
　　
　　公益律师郝劲松曾终结了中国火车不开发票的历史,并促成铁道部宣布停止春运涨价。针对火车票推行实名制,郝劲松一直是位坚定的支持者。
　　郝劲松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火车票既“寡”又不 “均”,在目前“寡”的问题很难解决的情况下,只能追求“均”,而火车票实名制就是实现“均”的好方法。 “你说购票时间长,检票时间长,但绝大多数人愿意为公平付出更多的等待时间。”郝劲松说。
　　2009年1月15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曾表示火车票实名制“不现实,难度很大,成本太大”,王勇平的发言应该是代表了铁道部的本意。但一年之后的2010年1月11日,铁道部突然改变了曾经的说法,表示在即将到来的春运期间,铁路部门将在广州、成都两地试行购买火车票实名制,民间一片叫好声。
　　郝劲松认为,从铁道部的举措可以看出,火车票实名制应该是很早以前就决定,肯定不是现在临时作出的决定。铁道部的前期准备工作一直是秘密进行的,从民众的角度来看问题,推行火车票实名制可以有效杜绝黄牛倒票,应该是一件好事,但这么大的事情,又涉及到数亿人的出行问题,铁道部应该提前公布,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集思广益。
　　对于实行火车票售票实名制杜绝黄牛的说法,郝劲松并不看好,“仅仅实行火车票售票实名制杜绝黄牛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要从售票源头上实行公开透明,铁路在哪些站有多少张预留票等相关信息,都应该在火车站的电子显示屏和代售票点的电脑上公示。”
　　北京交通大学李红昌教授则认为,任何国家都不会按照最高峰的运输需求来储备铁路运输能力,我国春运问题的解决,不能只依赖铁路运输能力的提高,而是要依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只有当城乡一体化水平相当高,人们的居住地和工作地合二为一后,春运难题才自然会化解。“当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80%及以上时,春运也许就是历史话题了。”
　　“为什么国外都不很重视实名制?因为实名制只是防止客票不公正分配的一道防线而已。这个问题的根源是,铁路票额不是全部公开发售的,票贩子与一小撮铁路内部工作人员勾结垄断车票。”李红昌说,“试想,天天倒卖火车票的票贩子,车站工作人员很容易鉴别的,但为什么一直没有解决?一票难求反映的最根本问题是,铁路运输能力紧张,客票数量供给小于需求,实名制只能增加票贩子贩票成本,而不能缓解运能紧张局面,也不能阻断票贩子和铁路内部人员勾结谋利的利益链条。”
　　在国外,印度比中国更早实行实名售票,火车站一般有两大售票厅,一个是出售当日的车票,一个是出售未来3个月的车票。乘客也可在家里上铁道部门的订票网,网上填写相关信息,用信用卡付费,确认后便可自己将火车票打印出来,其流程就和网上预订飞机票一样。
　　印度铁路运输能力没有中国强,乘客却不比中国少,节假日铁路运输高峰也很多,但印度很少出现一票难求的局面。即使买不到票,人们也会理解这是因为需求大于供给所致。
　　“由于供需矛盾,在印度,你可能会买不到火车票,但绝不会遇到售票口没有票而票贩子手里一大堆票的情形。”一位谙熟印度铁路系统的人士如是分析,在印度,铁路是公共资源,这种资源应该由全社会共享,如果任由票贩子左右,随意哄抬票价,受到损害的就不只是乘客,还有社会正义与公平。他认为,售票实名制在印度实行近百年,成功地维护了铁道部门的廉洁形象,也成功地杜绝了票贩子的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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