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田里的守望者名句 [麦田里的守望者们]

　　美国时间2010年1月27日,塞林格去世。听到这个消息时已在一个月之后,我立刻决定为他写点什么。并没有感到特别悲伤,因为1919年出生的他已经快活到100岁了! 　　之前我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我喜爱的作家都是我的孩子,那么他们中我最偏爱的一个,一定是塞林格。
　　而《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那位著名的不良少年霍尔顿也说过这么一句话:“真正有意思的是那样一种书,你读完后,很希望写这书的作家跟你是极要好的朋友,你只要高兴,随时都可以打电话给他。”
　　很显然,塞林格不是霍尔顿所说的那种作家。毛姆也不是(霍尔顿就这么说)。
　　“那种作家”需要一种温和、乐教的品质,他们对人类抱有一种基本的广博而深切的同情心。当然塞林格和毛姆也有这种同情心――重点是他们根本懒得表现出来,他们厌倦,所以他们故意要伪装成一个冷漠的人。他们不是看透人生,而是看得太透。
　　这两人当然也有区别:毛姆还是以成人的方式在生活,而塞林格则一辈子都是少年。
　　所以读塞林格的书,不知不觉会母性大发――成熟稳重的大儿子固然不叫人操心,聪明叛逆的小儿子却永远是母亲心头最疼的那个。如果小儿子也变得像大儿子一样了,这世界就不好玩了。
　　不过,十年前第一次读《麦田里的守望者》时,我可没有什么母性可发作。那时太年轻,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女霍尔顿”。读到“学校里的校长哈斯先生就是我生平见到的最最假仁假义的杂种”那句,我顿时觉得爽呆了!
　　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确立自己人生的方向,那就是――力图去发现越来越多的生活的真相。这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儿。谁说过――所谓真相,大多的情况,是伴随着强烈的疼痛的。
　　而塞林格就是个彻彻底底的“真相发掘专家”,不过这事儿他做到1950年代就厌倦了,于是他隐居了。表面上的原因,一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巨大成功;二是1953年发生的一件事:刚刚从纽约搬到小镇的塞林格,开始还挺乐于与当地的中学生们交往,一次他接受了当地高中校报一个女学生的采访,谁知此后那篇报道却被卖到了一个大报。塞林格为此十分生气,从此几乎与所有人断交,开始过起了一个人隐居的生活。
　　而隐居的真正原因,或许我们可以从他的书里找到答案:“聪明是我永远的痛,聪明是我的假肢,让大家意识到我的聪明却是最大煞风景的事。(《弗兰妮与祖伊》)”“成熟的人可以为了崇高的理想而卑微地活着。(《麦田里的守望者》)”
　　当塞林格神秘而卑微活着的时候,《麦田里的守望者》却开始影响一代又一代人。这部刚刚出版时造成轰动与争议的书,在没几年后,却变成了学校里的指定必读课外书。2001年,《纽约客》上纪念《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五十周年的文章题目叫,《霍尔顿,五十岁》。
　　美国人为何如此推崇这个满口脏话、格格不入、愤怒的少年?我的解释是:霍尔顿,这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其实,他不正是即便在我们当前的社会也正提倡的那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年轻力量”吗?
　　我们的社会眼下当然也拥有这种力量。即便已经成长成熟的我们不再是力量之一,或许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不同方式来呵护这种力量。
　　
　　现在我要说说最近很火的一部内地独立电影,《待业青年》。这部电影的导演叫张内咸,1986年生人。两年前他从大学退学,拿着一部DV,花了一年时间拍了这部半纪录片形式的电影,全长3个多小时。这部电影在一个月前放到网上“公映”,受到热捧,好评如潮。
　　一开始我是抱着好奇的心态随便瞄一眼,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我坐在电影前三个多小时,平静而愉悦地一直看到影片结束。
　　这是一部叫人看了一定会思考的电影。因为独立,它的初衷可能只用来讨好自己――从一定意义来讲,自己即他人,于是它能够深深打动观者。而因为独立,它也不谄媚,更不会被剪辑得面目全非。粗糙是当然的,但真相,恰到好处地在其中若隐若现。
　　最重要的是,麦田守望者似的精神贯穿影片始终。写《民主的细节》的那个刘瑜曾这么评价《麦田里的守望者》:“它是一个人在看透人生之注定失败后如何说服自己去耐心地完成这个失败的小说。”退了学的年轻导演,不正是在用电影的方式来说服自己去耐心地完成人生的某种失败吗?
　　其实把人生完全定义为失败并不是悲观,而恰恰是一种绝处逢生似的乐观。绝望这种东西是不需要治愈的,绝望到尽头反而生出自然的力量来。
　　退了学的导演在他的影片里问采访对象“你喜欢上学吗?”、“你的理想是什么?” 等问题。被采访者们大都是些80后的年轻人,大家的回答都很模糊。你可以感觉出这个年纪的他们,既已经了解了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又不甘心真的被同化。
　　真相不需要被明明白白地说出来演出来,但能让你感觉到。这些电影里的年轻人们,他们愿意思考,也愿意被改变,所以他们还有救,这个社会还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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