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大事年表 孙中山与他的革命历程

　　纵观孙中山之一生，有成有败，有得有失。国家需要行动，他便行动于最前方：民族需要思想，他便思考在最远处。在新旧中国的分水岭上，改变这一切的最高勋章非他莫属。 　　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人：他是跨越党派的政治偶像，他所手创之国民党，尊其为“国父”；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以及继承者称其为“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他是海内外华人共同的精神图腾，在颠覆君主专制的100年前，在反侵略战争最为惨烈的抗战岁月，在他的呼吁和旗帜下，华侨曾担当“革命之母”，捐钱捐命襄助救亡。他是当时台上政客都必须给与足够重视的政治人物，在民国初建的南京政府，他是被各省代表选举出来的临时大总统；在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他是不可忽视甚至让人害怕的政治对手。
　　他的名字是孙中山。一百年来谁著史?人民需要最基本的共识，才能汇流成推动历史前进的大江大河。为什么这个基本的共识点是孙中山?
　　
　　《上李傅相书》：对旧制度最后回眸
　　
　　1894年秋天，孙中山丢下利润优厚的诊所业务，闭门写就“建言书”，然后请到郑观应、王韬等名士修改，最终形成以“宫太傅爵中堂钧座”为开头的《上李傅相书》，内有：“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合本而图末”等语。
　　一个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一个是晚清体制内垂老重臣。孙中山为何一度对其寄予希望?他的行为并不是孤立的，它发生在一个政府是否要继续被承认的测试性历史阶段。在1894年秋天，去往天津的孙中山其实并没能见到李鸿章。当时官民严重割裂的体制导致上下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28岁的孙中山报国无门。1894年冬天，他再次出洋来到檀香山。孙中山从13岁就从广州老家去到那里，投奔他的哥哥孙眉。这一次，他决定创设革命组织兴中会。1901年，清政府惨遭庚子国变，承认以下事实：“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一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1901年1月29日《变法上谕》)，但彼时孙中山已在革命道路行动5年有余。
　　
　　革命能救多数人
　　
　　1895年春天，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国，当时的兴中会里有“四大寇”，是孙中山、陈少白(1869 1934)、尢列(1866 1936)、杨鹤龄(1868 1934)四人的绰号。他们“听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
　　孙中山的母亲曾经有言：“革命目的在救人，行医目的也在救人，同是救人，何必东奔西跑?”孙中山兄长孙眉这样说：“行医只能救少数人，革命则能救多数人，吾弟奔走革命多年，应始终一贯，岂可轻易变更，前功尽弃?”孙眉为支持弟弟搞革命，从富甲一方的“茂宜王”到最终倾家荡产。
　　孙中山的革命理念给当时看不到现实希望的中国人提供了行动指南和宏美蓝图。1896年秋天的“伦敦蒙难”事件一举使他成为世界级政治流亡人士，他在此后十多年间一直起着“革命孵化器”的巨大作用。
　　1900年的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的革命遭到严重打击，但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了，它意味着从前那些常常是局部的、散漫的、没有统一的革命行为，如今拥有了统一的指挥机构。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制定了《军政府宣言》、《中国同盟会总章》和《革命方略》等文件。当时出席会议的人中，湖南、湖北籍有38人，超过一半，这就是此后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的落实点发生在湖北的背景之一。革命党采用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为党纲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在同盟会誓约中还明确规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同年，孙中山派人归国，在各地设立同盟会分会。
　　当年，在日本至少有八千名中国留学生，他们在那里既感到了因民族积弱而带来的挫折感，又为眼前的新世界振奋不已，还有很多学生在欧美国家留学。孙中山在留学生中进行广泛的传播革命思想和组织发展工作。他奔走疾呼：“祖国危亡，清政府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枢在给外务部的密电中说：“孙文来自英国，屡次在东京开会，登台演说，借以鼓动学生。而学生赴听讲者日千余人，很是可怕。”
　　
　　真革命家必为真改良家
　　
　　辛亥年，新年过后一周，孙中山抵达温哥华，在这里，他筹得七万余港元，居全球各地华侨为广州起义捐款之冠。随后同盟会发动的广州“三二九”起义遭到失败，不少革命者信心遭挫，孙中山则作出这样判断：“现在各省民心切希望革命军起，以救彼等脱离清朝之苛政……吾党无论由何省人手，一旦得立足之地，则各省望风归向。”两个月之后，一场决定胜负的革命在湖北武汉发生。
　　孙中山到达上海前夕，国人闻之欣喜，中外各报盛传先生携有巨款回国。后来记者争相采访孙中山，他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他的革命所带来的现代民主共和思想，是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敢公开抗拒的。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取代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之后，袁必须明确表态：“世凯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任何人，一旦挟私心以权天下，或一时糊涂，判断失误，必将走进历史坟场。
　　在1912年底，孙中山正式提出了“节制资本”，至此，“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铁路国有”、“教育普及”成为民生主义的“四大纲”，比同盟会时期更加具体、更具可操作性。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推崇，是其后半部分革命生涯的主流观念。1924年8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说了这样的话：“什么叫做民生主义呢……我今天就拿这个名词来下一个定义，可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但是他又认为：“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孙中山曾在《中国革命史》中分析自己的思想形成之脉络：“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可见，他的社会主义就是融合东西的一个“创获”。
　　革命之后，孙中山还清醒地认识到“纯用革命手段不能完全解决经济问题”，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冲突。”利益调和成为社会进化的动力，需要有恰当的社会背景，孙中山后半生所经历的时代，军阀鏖战，没能为其提供践行“经济调和”的社会基础。他对这一点是非常清醒的，于是，在他的规划步骤中，将宪政程序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军政、训政、宪政时期。军政是为破坏阶段，主要任务是扫除障碍，清除军阀；训政为过渡时期，任务是推行地方自治，并普及民权观念；宪政为建国完成时期，在中央实行民主宪政，在地方实行直接民权。在他的设计中，这三个阶段并不是相互排斥、彼此孤立的，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之基础。
　　毫无疑问，国共合作为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开启了新的一页。共产党力量的加入，给晚年的孙中山的政治筹划带来了众多政治精英。同时，遭到列强封锁的苏联也送来“同情”和支持。这个时候，北方军阀的滥战已经让整个国家厌倦，有的军阀自己也开始反省，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向孙中山递出“橄榄枝”。孙中山的军事实力与政治势力迅速崛起。1924年底，重病中的孙中山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受到数万群众欢迎，次年3月12日，病逝于铁狮子胡同行馆。
　　纵观孙中山之一生，有成有败，有得有失。国家需要行动，他便行动于最前方；民族需要思想，他便思考在最远处。在新旧中国的分水岭上，改变这一切的最高勋章非他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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