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界对话国际视野中的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一生很少出国，他虽身在中国，但放眼全球，无时无刻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世界大局尽揽心中。他除了靠读书看报、收听广播等渠道接触世界之外，最直接最广泛的莫过于接待国外来访者。在这些络绎不绝的来华友人中，外国记者当属最活跃、最受毛泽东欢迎的一群人。也正是经过一次次激动难抑、令人称道的“第一次”接触，向彼时对中国无比好奇的世界人民打开了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窗口。
　　
　　1946年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当年1月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大举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1946年8月6日，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招待所，来了一位女洋人，引起了不少人的好奇。她是谁?来延安做什么?她就是美国女记者、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前来采访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白1925年首次来中国以来，这已是斯特朗女士第五次踏上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了。但是，这是她第一次到延安，第一次见到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8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会见了美国作家和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首次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对斯特朗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Scare crow?”斯特朗望望翻译，又瞧瞧毛泽东，脸上显露出迷惑的神情。
　　毛泽东看出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忙要斯特朗解释Scare crow在英文中所指的是什么。　斯特朗回答：“Scare crow是用稻草扎成的人形，农民把它立在田里以便吓唬乌鸦、麻雀。”　毛泽东一听，摇了摇头，说：“不，不，这不是我要表达的意思。纸老虎并不是吓唬乌鸦一类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小孩子的，看起来像只可怕的老虎，可实际上是纸板做的，一受潮它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
　　为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毛泽东撇开翻译，自己用英语说出：“Paper tiger”。
　　“Paper tiger，太好了!”斯特朗高兴得差一点跳起来。她这回完全领会了毛泽东的真意，同时她又为毛泽东创造的这一词汇而兴奋。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沙皇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希特勒不是曾经被人们看作很有力量的吗?但是历史证明了他是一只纸老虎。墨索里尼也是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
　　“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
　　“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
　　[文内毛泽东言论节选自《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11―1970.3)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向世界报道中国人民的斗争实况和介绍中国的革命与建设情况。著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人类的五分之一》、《中国人征服了中国》等。1958年春天，她以72岁高龄、冲破重重阻力前来中国定居。
　　有几位日本记者对许多位中国人进行了个别采访，询问了他们的生活目的以后，这些记者问我，中国人说他们的生活目的不是为发财致富，也不是为完成什么事业而是“为人民服务”，他们这样说是出自真心吗?个人把集体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是合乎情理的吗?
　　我回答说，我认为在剥削已经消灭或正在逐渐消灭的社会里，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集体财富的不断增长已成为个人利益的最好保证。在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里一切宗教所提倡的帮助他人的理想成了人之常情，因为，个人的福利只有靠集体福利才能得到巩固。
　　[摘自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印发的《中国通讯》1965年5月30日第29期]
　　
　　他们眼中的早期中国共产党员
　　
　　埃德加?斯诺(1905.7―1972.2)
　　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来华访问，1972年2月15日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遵照其遗愿，其一部分骨灰葬在北京大学来名湖畔。
　　对吴起镇这些工人来说，不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原始简单，但至少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这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他们知道没有人在靠他们发财，我觉得他们是意识到他们是在为自己和为中国做工，并且他们说他们是革命者!因此，我了解为什么他们对每天两小时的读书写字、政治课、剧团非常重视，为什么他们认真地参加在运动、文化、卫生、墙报、提高效率方面举行的个人或团体的比赛，尽管奖品很可怜。所有这一切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实际的东西，是他们以前所从来没有享受到的东西，也是中国任何其他工厂中从来没有过的东西。对于他们面前所打开的生活的大门，他们似乎是心满意足的。
　　[摘自《西行漫记》，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版]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15.4-2005.5)
　　
　　出生于波兰，自幼随父母定居中国。1939年在香港参加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负责宣传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他努力向世界人民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解放区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朱德将军本人是一位身材结实，步履稳健，年纪58岁的和蔼可亲的人。他的一头浓密黑发，宽宽的脸庞，长着一双大大的安详的棕色眼睛，加上他富于理解的质朴，不同程度地使见到过他的美国人都会想起亚伯拉罕?林肯的主要特征。
　　从外表看不出来他是一位勇猛无比的军事将领，一位世界知名的经历过许多次最严峻、最残酷的军事行动的战略指挥家。看上去他更像是任何人的父辈，在辛辛苦苦干了一整天活儿后，心满意足地回到家里，解开衣扣，放松地靠在一边笑眯眯地和你交谈。这种谈话充满了他丰富的朴素的智慧，这是他从自己常年对各种事物的深刻了解中所得出的。所有这些特点都很适当地集中在他的身上。
　　[摘自爱泼斯坦《朱总司令采访记》]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已经确立。当国内外舆论对中国政治路线的调整有诸多猜测之时，全世界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到了中国和邓小平身上。 　　1980年8月31日和9月1日，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在头版连载了邓小平与法拉奇的谈话，题目是《邓说要清除毛的封建主义错误》。各国报纸纷纷转载，题目是《世界第一次对这个矮个子领导人和他的事业有了全面的认识》。
　　1986年9月，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的采访，邓小平回答了有关中国经济改革、中国的统一、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等方面的问题。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名政治家，邓小平已经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
　　
　　1980年
　　邓小平与奥琳埃娜-法拉奇：坦诚与深入
　　
　　奥琳埃娜?法拉奇(1929.6--2006.9)以尖锐、犀利的采访风格和独具个性的文学创作，在新闻界取得骄人的成绩。1980年8月来中国采访过邓小平。法拉奇：四个现代化将使外国资本进入中国，不可避免地引起私人投资问题。这是否会在中国形成小资本主义?邓小平：……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当然，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不可怕。
　　法拉奇：那年，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都是坏的?
　　邓小平：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
　　
　　1986年
　　邓小平与迈克?华莱士：针锋相对迈克?华莱士(1918.5―)，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60分钟”节目主持人
　　华莱士：中国领导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对此感到意外，这个口号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邓小平：……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在一些重要的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也经常通过有影响的外国知名媒体来传达立场和观点。西方媒体普遍肯定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但对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变化和进步缺乏了解，对中国一些基本政策一知半解。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此时更频繁和进一步与外国媒体接触，向他们述说真实的中国情况，并展示出中国共产党的新风貌。
　　2000年8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戴河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60分钟”节目主持人迈克?华莱士的独家专访。江泽民在专访中就中美关系和中国国内问题等回答了华莱士的提问。
　　江泽民呼吁中美之间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在此，他使用了气象学上的一个比喻来描述中美关系的起起落落。他说，“当然，这里面也有风风雨雨，有时多云，有时甚至乌云密布，有时也会多云转晴。”
　　因为江泽民对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非常推崇，所以华莱士向江泽民发问说，为什么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政府不适用于中国?为什么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不允许自由选举?
　　江泽民回答说，他相信林肯所描述的政府即便在美国也尚未实现，而“仍是美国眼下领导人的目标”。他补充说：“我也是一名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尽管我们有不同的选举制度。每个国家都应该有它们自己的制度，因为我们两国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有着不同的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
　　[节选自《他改变了世界――江泽民传》[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我为何写《江泽民传》？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1944年生于美国纽约，花旗银行高级顾问、库恩基金会主席、作家，著有《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等25部著作。近20年来，经常为媒体撰文讲述中国经济和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思想与政策，是首位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专题讲演的外国人。
　　这缘于我的一些经历。我在中国十多年，我在这里工作、生活，和各界人士交朋友，在这里看到许多东西正在欣欣向荣地发展着。然而我的美国同胞乃至西方世界的许多人还陷在对中国认识的迷雾中。美国国民知道的东西多数是国内大众传媒反复强调的事情，提起中国，他们往往会片面想到人权，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老百姓已经有了更多的民主和幸福的生活。西方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有时让我感到沮丧和愤慨!而江泽民主席是我了解中国的载体，我就是通过他向世界讲述中国的历史，并告诉世界是历史造就了中国的今天。
　　真正让我萌发写江泽民传记的冲动，来自一次美国电视采访。那是在2000年9月，江泽民先生访问美国，接受了哥伦比亚电视网的著名记者华莱士的专访。我和朋友满怀希望地早早守候在电视机前，并看完了全部访谈，结果让我异常沮丧。因为华莱士的节目很不全面，这一点对于任何稍微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是不能接受的。美国见多识广的著名记者都会有这样的惯性认识误区，更不要说老百姓了。我当时就觉得动笔写《江泽民传》刻不容缓，美国人民需要通过了解一位领导人的个人史，来了解中国的历史，了解真正的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2008年8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来自世界各大洲25家外国媒体的联合采访，就筹办和举办北京奥运会、北京奥运会对中国的影响及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在场的记者们评价：“他时不时微笑，手势活跃，甚至还开起了玩笑，打破了人们以往对国家领导人沉闷刻板的印象。”“一个领导人跟外国记者见面的时候，不是采访对象与记者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
　　此后，胡锦涛同志更频繁接受了多次国际媒体的联合采访。
　　路透社记者问，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将面临哪些主要内外挑战?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国在经济方面将优先采取哪些政策以保持发展势头?
　　胡锦涛表示：……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努力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我们将继续深化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继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国家机关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更好地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社长伊扎特表示：期待日后跟中国领导人这样的碰面能成为一个长期的形式固定下来。“不是有大事的时候才请我们。”这避免给一些西方媒体造成口实，“他们会认为，中国利用这些世界媒体，因为奥运来了。”他建议说，碰面的领导人也不一定局限在胡主席，也可以是温总理，或者外交部长。“这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经济影响全球，在国际平台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中国政府在世界媒体上发出的声音还比较少。”伊扎特说：“我们很乐意给中国官方领导人一个窗口，让他们的声音被世界听到更多一些。”
　　[摘自新华网、《国际先驱导报》报道]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中国的政治未来
　　
　　那是一个傍晚，在李源潮的新办公室，我们谈论的焦点话题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我相信，听他的说法比看我的分析更有启发。
　　为什么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69次提到了民主?他为什么对政治体制改革如此重视?
　　李源潮说：“现在中国每一个人的进取心，在世界上看也是非常突出的。人们拥有强烈的开拓进取精神和民族自豪感，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解放了人们的头脑，解放了人的思想。它成为中国这30年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这一切自然地为政治改革和民主发展铺平了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最早起步的，是对那些束缚人思想的‘左’的观念进行破除，我们叫做‘解放思想’。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是由共产党发动，在共产党内先进行的。”他进一步阐述道，“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推动党的工作重心作了重大的改变，把原来主要为阶级斗争而组成的领导革命的党，变成了一个主要为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为民富国强而奋斗的执政党。这个转变，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政治上的转变。”“30年来，我们有很多探索性的争论。”李源潮说，“对于改革的很多政策，有的是在执行中有所修改；有的是行动了以后有所补充。尽管党内对于改革的方法和速度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是30年来，最没有争议的改革，就是把党的中心任务从搞阶级斗争转到搞经济发展的这个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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