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外交危局:绝杀危局

　　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的抗战外交是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另一种抗战,没有刀光剑影,却依旧杀机重重。 　　 　　大国角力 隔岸观火 　　 　　周末在柏林城内的森林里或人踪鲜至的湖边散步时,时常会突发奇想:若是能突然在脚下发现一支驳壳枪多好。毕竟在当年苏联红军攻打柏林时,柏林城区到处都是战场,而且战后许多年,仍不时有当年废弃的武器弹药问世。
　　驳壳枪的正式名称是“毛瑟军用手枪”,由德国毛瑟兵工厂在1895年12月11日取得专利,次年正式生产。由于其外壳以及功能的缘故,这种手枪在传入中国后,被国人冠以各种名称,如驳壳枪、匣子枪、盒子炮、快慢机、大肚匣子、大镜面匣子、自来得等。在民国时代,凡是军人,无不以拥有一支驳壳枪为荣。就连毛泽东这位大军事家一生中唯一佩戴过的枪支也是驳壳枪。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几乎都使用过驳壳枪。东北抗联的杨靖宇牺牲时,身上竟携带三把驳壳枪。冯玉祥甚至用驳壳枪装备了一个手枪旅,该旅官兵每人两把驳壳枪。后世影视作品中,随处可见驳壳枪的身影,如《平原游击队》中的双枪李向阳、《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江姐》中的双枪老太婆等等,都给驳壳枪增添了传奇色彩。
　　然而,中国军队大量装备驳壳枪实际上是一种无奈之举。抗战爆发后,在日本的逼迫下,纳粹德国政府限制对中国的武器出口,但作为手枪的驳壳枪却不在此列,因此驳壳枪成为各派武装的首选。如1938年3月1日,蒋介石亲自致电中国驻德商务参赞谭伯羽,令其大量购买驳壳枪。
　　不只日本的盟国德国如此,抗战之初,西方其他大国也对中日之战持隔岸观火的态度。“卢沟桥事变”之后的1937年7月16日,中国政府向《九国公约》各签字国递交备忘录,通报卢沟桥事变真相,谴责日本“破坏华盛顿九国公约所规定之中国领土主权完整”, “倘任其发生,则足以在亚洲及全世界产生重大之后果”。但美国等西方大国却只是发表空洞的声明,呼吁中日双方信守国际协议、维护条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以及贸易机会均等国际关系准则。
　　在9、10月间讨论中日冲突的国联会议上,英、法代表互相观望,不敢仗义执言。国民政府指望通过美国推动国联谴责日本的要求,也遭到拒绝。美国国务卿赫尔甚至冷冰冰地对中国大使王正廷说:“美国政府已经就此事强有力地公开阐明了政策,而别国政府却还在保持缄默……中国又能指望我们做些什么呢?”
　　在11月的《九国公约》布鲁塞尔会议之前,英国首相张伯伦阐述英国立场说:“到这个会议上去谈什么经济制裁、经济压力和武力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是在这里缔造和平,而不是扩大冲突。”法国更认为,想通过召开有这么多国家参加的会议来做成什么事情,完全是徒劳。结果会议开了三周,除了空谈一些普遍原则外,毫无具体结果。
　　蒋介石国民政府却对西方大国的绥靖政策严重认识不足。1937年11月,布鲁塞尔会议期间,中日之间的淞沪大战正酣。蒋介石寄希望于布鲁塞尔会议对淞沪会战进行调停,以致贻误战机,导致日本援军从杭州湾的金山卫登陆,对淞沪地区的国军进行包抄,结果数十万国军精锐部队被一举击溃。这一惨败直接导致了南京失陷和南京大屠杀的发生。
　　按说中日之间已经打到这个程度,中国的首都丢失,大片国土沦陷,中日应该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了。实际不然。中日之间虽然打得不可开交,但双方都未正式向对方宣战。对日本而言,倒也可以理解。因为它毕竟已在中国先后扶持了伪满洲国政府和南京汪精卫傀儡政府。如果再对蒋介石国民政府宣战,岂不是等同于无视汪精卫政府的存在而承认蒋介石政府的合法性?
　　而国民政府未正式对日宣战,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如果中日正式处于战争状态,那么日本势必有正当的理由禁止西方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中国从西方获得援助的通道将完全被切断。因此,在抗战的初始阶段,国民政府奉行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另外,蒋介石还先后密令手下高官与日方进行秘密接触,以谈促和,边谈边打,虚与委蛇,其目的也是在等待国际形势转机的到来。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被迫卷进了反法西斯战争。蒋介石闻讯大喜过望,旋即于12月9日正式对日宣战。此后,美国政府开始大批援助中国,不仅派遣陈纳德将军指挥的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即大名鼎鼎的“飞虎队” )前往中国参战,而且为中国装备了30多个陆军师,这些精锐部队最后成为中国军队对日大反攻的主力。
　　
　　德国:苦心孤诣“亲华派”
　　
　　在抗战前期,中国外交的中心毫无疑问是争取外援。在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盛行之际,中国政府一方面积极做美国的工作,尽可能争取其援助,另一方面也在努力争取其他大国的同情与支持。
　　德国虽然是日本的同盟国,而且在中国向日本宣战的同时,捎带着也向德国宣战,但战前中德两国却走得很近,甚至超过了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可以说,在抗战的最初阶段,中国抗战外交最重要的战场并非中美日三角外交,也不是中苏日三角外交,竟是中德日外交。
　　虽然德国是日本的最重要盟国,但在中国抗战之后的一段时期,德国却采取了中立立场,其原因除了中德传统的友好关系外,还在于德国不愿意使自己苦心经营的在华利益被日本取代。此外,德国认为日本侵华与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精神背道而驰,将驱使中国与苏联接近,不利于世界范围内的反共产国际大战略。德国外长魏泽克在1937年7月20日给驻各国使团的指示通函中说:“本政府对远东冲突保持严格中立……中日之间的战争将使苏联政府得利,它乐于看到日本在其他地方受到牵制并因军事行动受到削弱。”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德国传统的政治精英和他们主持下的德国外交部、国防部和经济部,对日本侵华政策明确反对。德国外交部曾在给其驻日大使狄克逊的训令中明确指出:“日本欲以中国为基地对抗共产主义以履行防共协定,此举令人无法理解。我们认为,日本的做法实已违反防共协定,因为日本阻碍中国之团结统一,导致了共产主义在中国之成长与蔓延,而其最后结果将驱使中国投入苏联怀抱。日本因此不能期望获得德国的支持。”亲日派外交官狄克逊哀叹:“德国对东亚的同情,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对中日两国厚此薄彼。”
　　正是因为“亲华派”的努力,1936年,德国帮助中国制定了《中国工业发展三年计划》,该计划打算在华南和华中建立新的经济中心,以建立工业基础和为抵御日寇入侵做好充分准备。为了筹措实现该计划的建设资金,中德签署秘密的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德国政府给予中方货物信用借款1亿马克。此外,德国政府还先后向中国派遣了数批高级别军事顾问,帮助中国进行军事改革和军事训练,并为中国装备了若干个主力师。淞沪会战中国军部队中的精锐第87、88师便是完全的德械师,蒋介石的御林军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也是清一色的德式装备。德国还帮助中国扩建和新建了一批兵工厂。在抗战爆发的头几个月中,两国贸易往来照旧,中国对日作战军火的80%左右来自德国。在美、英消极观望、踌躇不前,而苏联援华大批军火物资又未及到达之时,德国军火对于中国的抗战可谓雪中送炭。
　　德国的做法自然令日本非常恼火。日本最终以不惜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相要挟,说服希特勒下达了停止对华军火供应、撤回在华德国顾问等禁令。但这些禁令一度遭到“亲华派”占上风的德国军方和外交部的强烈抵制。迫于压力,德国国防部长戈林发出指令:“仍以目前的方式继续与中国贸易。” 　　德国传统政治精英们甚至准确地预见了未来:他们不仅准确地预见了日本侵华必然导致的远东政治色彩的变化,而且一直认为日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中国未必在中日战争中失败而日本很难在中日战争中取胜。可惜从1936年起,这些精英不再能见到已取得绝对权力的希特勒,被逐渐从外交部、国防部、经济部排挤出去。里宾特洛甫之流最终彻底把持了德国外交的大权。
　　1938年春,中德关系彻底逆转。
　　
　　苏联:让中国拖住日本
　　
　　在抗战初期,苏联的援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抗战的头两年,苏联是给予中国实际援助最多的国家。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看到英、美一时不会向中国提供援助,遂确定了联苏制日的战略。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次日,蒋介石对立法院长孙科和外交部长王宠惠说,如果事态扩大,演变成全面战争,“最关键的因素”是与苏联达成协议,由苏联供应军事装备,并缔结一个中苏互助条约。1937年8月两国达成《互不侵犯条约》。10月下旬,苏联援华的首批飞机来华,随之,苏联开始向中国供应各种军火,并为此向中国提供三次信用借款。苏联提供的军事装备许多是世界一流的,这些装备在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1939年的昆仑关战役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即使在日苏订立中立条约之后,中国也尽可能维持与苏联的关系,以继续获取苏联的武器装备,这种供应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才告终止。
　　苏联支持中国抗战从根本上说也是出于本民族的利益。日本一直妄想“北进”侵犯苏联,苏联对日本企图了如指掌。苏联援华就是要让中国牵制日本,使日本陷在中国战场而无暇“北进”。1938年春孙科访问苏联,斯大林异乎寻常地与他做了长达6小时的谈话,斯大林坦率地说:“中国既是在打自己的仗,也是在打俄国的仗。”到了1940年下半年,日本已决心改行“南进”方针;苏联已觉察到德国即将进攻,为了消除来自东方的威胁,便开始与日本进行磋商,结果于1941年4月达成中立条约,对日本侵华默许和纵容。苏日《共同宣言》公然声称:“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双方无耻地和赤裸裸地以中国领土为相互馈赠的供品。苏联暂时解除了来自东方的威胁,并答应日本断绝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抗战之初虽然苏联向中国提供大量援助,但蒋介石始终对苏联怀有疑惧,他认为“国之祸患,有隐有急――倭患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他不愿也不能把苏联当作长期依靠对象,事实也证明蒋介石的担忧不无道理。因此,国民政府早在1938年年中即确定了以美国为主的外交方针。
　　
　　
　　美国拔剑自卫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迅速倒向美国。为了实行这一外交方针,国民政府召回了不大受美国欢迎的王正廷,派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胡适履任期间,四出奔走,频频出席各种群众集会,揭露日军暴行,宣传中国抗日。他还积极游说国会议员,推动中立法的修改。1940年中,国舅宋子文又作为蒋介石特使被派赴美国,加强与白宫及有关政府部门的联络。
　　蒋介石认准了美国的实力及其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认定无论在战争中还是战后,无论在国际事务中还是维持国内统治地位,都必须依靠美国的支持。虽然蒋介石的战术水平不敢恭维,但其战略眼光十分值得敬佩。搭上美国这班车,不仅让中国在抗战之中,也在抗战之后获取了巨大利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苏一起领衔签署乐《联合国家宣言》。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中国分别与美、英等国废除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签署的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赋予两国的在华特权,一洗百年耻辱。
　　1943年10月,中国代表在四大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上签字,奠定了未来联合国的初步基础。12月,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向全世界宣告,日本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群岛都将归还中国,中国的领土完整得到了庄严的国际保证。1944年9、10月,中国代表参加了筹建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1945年4至6月,中国与美、英、苏三大国一起发起了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所谓没有免费的午餐。美国之所以努力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拔高蒋介石中国领袖的形象,同样是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美国决策者意识到战后世界秩序将会重新布局,老大国的衰落与新大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大国之间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势在必行。而美国应当仁不让地成为世界新秩序的领导者。在亚洲,美国旨在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和平”,希望把中国包括在美国势力范围之内,成为美国在这里的主要合作伙伴,“中国应当成为新亚洲这幢大厦的基石”。罗斯福在开罗会议前夕与密友、副国务卿韦尔斯的谈话中明确指出:“美国在远东的外交政策应以中美两国政府间的密切工作关系作为基础。”
　　抗战期间,中国与大国的外交虽然无不是彼此利益的交换,但如果没有中国人民在抗战中所表现出的浴血杀敌、誓与侵略者周旋到底的决心和勇气,以及在与侵略者抗争中所显现出的实力,美、苏等大国也未必能认可中国的作用。抗战外交不光需要博得对方的同情,也要以自身的实力为后盾。
　　无论如何,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抗战外交是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另一种抗战,没有刀光剑影,却依旧杀机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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