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窄又矮仿写_象牙塔矮了，就业门窄了？

　　人事部今年3月发出预警说，今年的大学生就业形势更为不乐观。2006年，统计地区(24个省、市、自治区和15个副省级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预计需求高校毕业生166．5万名，与2005年各地已吸纳的214．1万名相比有大幅度降低， 降幅为22％。同时，200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413万人，与上年相比增幅达到22％。也就是说，供给上升了22％，需求却下降了22％。
　　自199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每年普通大学本专科招生人数已从1999年的160万人增加到了2005年的475万人。然而，从2002年开始，扩招带来的大学生就业压力就逐渐显现。教育部预计，今年全国高校将有413万毕业生走向社会，毕业人数将再创历史新高，就业形势将更为严峻。一边是越开越大的大学校门，另一边却是越关越小的就业之门。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5月1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高等教育工作汇报。会议强调，根据当前高校的实际情况，有必要适当控制招生增长幅度，相对稳定招生规模。
　　
　　抢饭和抢“饭碗”
　　
　　镜头一：叶静菲和尹融下课后飞快地冲向了学校第三食堂，可令他们失望的是，食堂里早已座无虚席，人声鼎沸，来回逡巡了半天才找到一个空座位，赶忙用书本先占上，又飞快地奔向卖菜窗口，每个卖菜窗口都挤满了人。尹融皱着眉头对记者感叹：“每天下课食堂都是这么挤，来晚了根本就没有座位，看着这么乱哄哄的人群，吃饭的心情都没了。”其实不单食堂拥挤，教室、图书馆同样拥挤，有的高校竟然出现上课学生人数超过教室桌椅数的情况(文中涉及人物为化名)。
　　
　　镜头二：北京农展馆人才市场。“招聘单位大会会刊、签字笔，要吗?同学?”小贩们卖力地吆喝着。不超半小时的工夫，只见小贩车子上的一摞会刊和几十支签字笔已销售一空。煎饼摊前围满了没来得急吃早饭的求职大学生。展览馆外已排起了100多米的长龙。馆内更是人山人海，每个招聘单位前都是人头攒动，几十个人围着一个层位。接近中午时，几乎每个招聘单位桌上都摞着30多厘米高近百份的简历。有的招聘单位已开始拒收简历，准备退场。一位重点大学姓周的同学一脸无奈地告诉记者：“大大小小的招聘会，我们班的同学都参加厂十几次了，可真正落实单位的没有几个。”
　　
　　扩招“大跃进”
　　
　　1998年，在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处于一个暂时的困难之中，为了保持当年经济增长，政府有关方面―‘直在寻找出路。就在这个时候，任职于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先生给政府相关部门写信，建议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扩大招生、提高学费、把原来计划外和计划内两种不同的招生方式进行并轨，“让老百姓把钱从银行里拿出来花”。
　　这个建议很快就被政府相关部门所采纳，于是在全国范围内，高校的扩招一时成为风气，招生人数从1998年的108万上升到2005年的475万，普通高等院校在校生人数达1400万人，规模居世界第一。而高校的学费也是节节攀升：从1998年之前每生每年2000―3000元上升到现在的普遍5000元左右的价格。
　　自1999年扩招后，大学生就业供给大于需求的矛盾在2003年开始显现。据教育部统计数据：2003年9月，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70％(2003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毕业生212．2万人，比2002年增加67万人，增幅达46．2％)；2004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为73％(全国共有普通高校毕业生280万人，较2003年增加68万人，增幅32％)；200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72．6％(2005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毕业生338万人，比2004年增加58万人，增幅达20．71％)；200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413万人，与上年相比增幅达22％。
　　从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003年至2005年，每年将近有30％的大学毕业生待业，这已是国际公认的失业警戒线4％的7倍，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扩招是为了教育产业化吗?
　　
　　诚然，扩招的这部分学生即使不上大学也得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但问题的关键是，高等教育的投入与就业产出相差悬殊，一边是高昂的学费，一边却是面临毕业即失业的窘境，这就涉及到教育是否适合产业化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所谓教育产业化，就是鼓吹要像兴办工商业一样兴办国民教育，要像办企业一样办学校。企业讲投资讲回报讲利润讲分红，学校也应讲投资讲回报讲利润讲分纽企业搞股份制，学校也可以搞股份制国有企业搞改制，公办学校也可以搞改制，总之凡是企业可以搞的事情，学校也大体这样去做。在他们眼里，教育与经济、学校和企业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所以，他们无意或有意地回避教育的公共性和公益性，制造教育产业化的种种舆论，在教育领域掀起一场“沙尘暴”，迷乱人们的眼睛，影响了教育的健康发展。
　　纪宝成认为，教育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与私人产品相同的属性，比如这种产品的消费也具有一定的竞争性、排他性，并且，受教育者可以通过教育得益，例如增加工资收入、提高社会地位、获得精神享受等，其教育花费也就等同于私人的一种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具有商品属性，可以定价，可以买卖。但是，教育同时具有公共产品的基本属性――社会公益性。受教育者通过教育可以获得个人的种种直接收益，但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无疑可以给全社会带来广泛的收益，包括生产力的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进步等等。正是因为教育消费具有的这种溢出效应，也就是公益性，所以，经济学才把教育定义为“准公共产品”，而不是私人产品。这早已成为世界性的共识，成为世界所有国家主要由政府举办教育事业的最重要的理论根基。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6月12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说，教育本来就是公共产品，中国绝对不能按照市场经济办教育，“发展教育只能靠政府，政府就得花钱”。
　　现在世界上把教育公认为准公共产品，教育本来就是公共产品，为什么“准”?就是有些教育领域还达不到公共产品要求，实现完全的公共性还需要一定阶段。张保庆称，“我过去讲教育不能产业化，我现在说绝对不能按照市场经济办教育”，中国市场经济需要教育，但教育不能按市场经济办。
　　从世界范围看，在已经完成高等教育“大众化”(毛入学率高于15％)的68个国家中，人均GDP为10445美元。而我国目前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元。常识告诉我们，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然而，几乎在一夜之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提高到现在的21％，迈向“发达国家”的 行列。
　　据教育政策研究所公布的数据，世界上学费开支最贵的是日本，日本大学生平均年支出为8930英镑。但考虑到日本人均GDP为中国的31倍，日本人的8930英镑相当于中国人4243元人民币的支付能力，而中国大学生每年实际支付却近万元，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大学生每年的支出相当于日本大学生的两倍还多，稳居全球第一。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认为，涉及十几亿人口的教育是一项庞大的事业，非分开来处理不可。在政府的法定义务教育责任还没有落实的情况下，财政性教育开支应集中于义务教育。对“非义务教育”，政府既然不可能包办，就应该向开放的产业学习，放松行政垄断，引入市场机制，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
　　“目前，我国有1400万大学生，其中超过20％是贫困生。培养一个学生的基本成本在1．5万元左右，加上对贫困生的补助，这就意味着国家每年要拿出4500亿元才能使高等教育正常发展。高等教育带来的风险转移到了国家身上。”大连理工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土程耿东说，盲目扩招影响了高等教育协调发展。高校面临硬件设施过不去，软件设施跟不上的境地。特别是教师数量跟不上学生人数的增长，这就使教师质量和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也增加了学校的教学成本。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培养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成本却是越来越高昴，除了基本达到五六千的学费以外，在学费上尝到了高收费甜头的高校们迅速地越过了学费的界线：住宿、书本、餐饮等等各项费用迅速上升。现在学生的年度费用，每年的正常费用都在1万元以上，4年下来，一个本科生的培养成本在4万元以上。这样的上升程度甚至已经震惊了教育官员，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在2005年就沉痛地说过：“高校的学费不能再涨了!”
　　
　　扩招激辩
　　
　　今年2月6日，扩招建议的提出者汤敏先生在新浪财经专栏发表了《扩招扩错了吗?》一篇文章。文章认为：当前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不是扩招的方向错了，也不是教育与市场相结合的改革错了，而恰恰是过去计划体制中的弊端还没有完全消除，政府职能转变还没到位、改革还不够完善造成的。教育不能市场化，但不与市场结合的，不为市场经济服务的教育，一定没有出路。对扩招中出现的一些负面问题，不能以偏概全，特别是不能让一些似是而非的议论干扰我们的改革。 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推动教育改革，只有不断地改革，中国的教育才有出路。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对1999年以来我国的高校扩招有肯定，也有批评。他认为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于“扩招”的建议者和决策者不但看到了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而且看得很准，并果断采取措施扩大供给。要批评的是，扩招仍然靠行政主导的体制推动，顾到了量，就顾不到质和结构，非要由市场来教训一下，才能再作调整。这样有褒有贬，其结论就是再也不能靠行政机制来扩大教育服务厂。
　　“目前我国高校本科扩招已经到了政府、社会、公众心理和经济能承受的极限，再扩招下去将非常危险。”大连理工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程耿东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程耿东曾经是高校扩招的积极分子，不仅在中科院座谈会等不同场合力主进行扩招，还早在1998年就身体力行在大连理工推行扩招。而现在，他却对高校扩招持截然相反的态度。
　　对于其态度的转变，程耿东院士进行了这样的解释。他说，经济发展有多快，高等教育就应该发展多快。在1998年以前，政府严格控制大学的招生数量，高校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所以那时高校扩招势在必行。可这几年扩招的实际运行中，高等教育的高风险性被忽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卷入了这一高风险的事业，特别是很多学习不是很好，家境比较困难的学生也都想方设法上大学，这不仅加重了家庭的负担，而且增加了国家风险。
　　“目前我国高校本科扩招已经到了政府、社会、公众心理和经济能承受的极限，再扩招下去，将非常危险。高等教育以后几年应该叫停扩招，重点抓质量提高。”程耿东说。
　　
　　大学生就业难是“眼光”太高吗?
　　
　　李宝元(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大学生何以成为普通劳动者?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大众化时代的大学生不能再自诩为社会的精英，要怀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和定位去参与就业选择和就业竞争。广大高校毕业生、尤其是家长要更新就业观念，调整就业期望，在正确判断当前形势的前提下适当选择就业岗位，以多种方式努力实现广泛就业(2006年5月22日《中国青年报》)。我以为，这个观点表达得很“中肯到位”，也确实“切中时弊”，但亦为“通理常谈”，应该是每一个大学生都能“理解”的常识性观点，并没有特别值得称道或批评的。没想到的是，此谈话一经报道竟引起轩然大波，关于“大学生是否应定位普通劳动者”竟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于是，这个“不是问题反成问题”的事情本身，反而值得玩味。本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人都是被“劳动”定义的，因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并且是重要到如此地步，以至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恩格斯语)。也就是说，人需要通过劳动，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因此，大学生作为“成人”就业，所面临的并非是否应该“定位”为劳动者的问题，而是要成为人必须被劳动者“定义”的问题。由此看来，说大学生应怀着“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和定位去参与就业选择，难道还是需要争论的问题吗?
　　但是，眼下它确实成了有争议的问题，这就还要从现实中找原因。人们之所以觉得将“大学生”与“普通劳动者”联系在……起可能是个问题，直观原因可能是：――、在我国，高等精英教育既是传统理念也是历史现实，大学生是“天之骄子”已成为“共识”；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儒家文化遗留下来的“坚硬”的意识形态，所谓“普通劳动者”就是工农大众这样的“体力劳动者”，大学生是“念书人”，怎么能说是普通劳动者呢?三、广大家长望子成龙，将毕生血本投资在孩子身上丁，学校老师也“呕心沥血”地提高升学率，这样才上了大学，但大学毕业之后却“沦落”为普通劳动者，这实在让人接受不了。联系这样的现实，人们对此议论纷纷，看来也“很正常”了。
　　目前，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因素比较复杂。表层原因似乎是扩招导致供给过剩造成的，以及高校专业结构与社会需求脱节、劳动力市场信息服务体系不健全，还有大学生及家长的就业观念需要调整等。但如果深究一下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我们就会发现：核定招生指标是指令性计划行为，高校专业结构与社会需求脱节，是因为高校缺乏自主权和积极进行适应调整的动力，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是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的最大障碍，而大学生、特别是家长之所以不甘于“普通劳动者”定位，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是在既有体制利益格局中投资(让孩子)上的大学，自然不甘心如此这般“屈就”而放弃原来的投资预期。所以，不在这些问题上有所突破，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将长期在“救火”状态中煎熬徘徊。
　　由此，如果要就此提对策，答案很简单：短期，就事论事地从以下几个方面找法子，如采取弹性学制、调整学历教育层次结构、为大学生开展职业生涯规划培训等。长期，根本出路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不失时机地”在教育这个关系“民生”的重点领域有“新突破”，特别是加快高考等改革力度，按照“行政的归行政，教学的归教学”的基本思路，尽快形成“政府宏观调控，高校自主办学，社会力量协同”的新框架。
　　
　　扩招还要继续吗?
　　
　　支持高校扩招的人士认为，中国人口中大学毕业生占人口比例远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要提高中国人口素质必须培养更多的大学生。然而他们忽略了一点，中国的产业结构与欧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中国产业以第一产业农业为主，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达8亿，农业生产对劳动者素质要求低，欧美国家以服务业和信息业发达而著称，因而我们的教育不应片面追求数量而忽略质量。
　　也许理论上的争论会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泥潭，但当你到高校里亲身体验拥挤不堪的教室、图书馆、食堂，亲身感受人才市场上的人山人海、摩肩接踵的场景，注意到每年近30%的毕业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境时，就能得出更加接近现实的结论了。毫无疑问，现在是到了叫停扩招的时候了。即使从明年起停止扩招，大学生就业问题也要等到4年以后才能得到缓解，但如果不停止扩招，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将更难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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