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菊芬,是忏悔还是私心? 私心

　　她从一个普通农家女变成了“黑老大”的情妇，对于金钱的狂热迷恋迅速淹没了一切理智，她将自己的全家拉入了贩毒的深渊，只留下狱外的女儿无人抚养而让自己牵肠挂肚。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通过捐献遗体的“义举”表达什么?
　　
　　2010年末，作为昆明“名震江湖”的“黑老大”蒋家田一案主要案犯之一的杨菊芬，在看守所里作出了死后捐献遗体的决定。尽管此案同重庆打黑的大案不在同一重量级，但这条新闻，迅速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
　　她是怎样一步一步从一个农家女沦落成为一个黑社会老大的情妇和毒枭的?一个利欲熏心、贩毒无数的罪犯，缘何产生这种回报社会的动机?真的如她本人所说，是法网铁拳之下，认识到自己罪孽深重，幡然醒悟吗?或只是担心女儿的成长，“为了减轻女儿的仇恨”?
　　媒体报道说，面对死亡，杨菊芬表现出惊人的淡定。即便如此，她在谈话中还是会选择用“判决结果”来代替谈话中不可避免的“死刑”一词。很显然，她仍对于生有着不切实际的渴望和幻想。
　　
　　农家女与“黑老大”的相遇
　　
　　出生在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的杨菊芬，读完小学后便辍了学，又不愿做农活和家务，只好外出打工。“黑社会”是电影电视剧里才会有的东西，那时的她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和这个扯上关系。
　　蒋家田同样出身农家。1990年，农民蒋家田来到昆明，靠倒卖火车票度日，逐渐成为局部地区的“大哥”。2004年的一天，蒋家田到昆明一家洗脚城洗脚，遇到了在店里打工的杨菊芬，相谈甚欢。一星期后，蒋家田给居无定所的杨菊芬租了一套房子，交给她一张1万元的银行卡，两人开始同居。然而在杨菊芬眼中，蒋家田关心体贴，连对杨的嫂子也没有一点架子，见其生活困难，甚至主动介绍了一部分假币业务给她。
　　两人刚在一起时，杨菊芬保持着一些警惕和戒心。蒋家田在地头上有钱有势，但劣迹斑斑的“生意”确实不怎么光明正大，更况且除结发妻子和杨菊芬外，蒋家田的身边还有若干女子围绕。二人相差28岁，蒋家田的年龄要比杨菊芬父亲还大，这也是她的家人无法接受的。与蒋家田同居后，杨菊芬过起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但同时也在考虑什么时候离开蒋家田，因此她按计划定期从蒋家田给她的钱里预留下一部分生活费，为将来的自己铺后路。
　　事情的转机却出人意料。同居仅仅3个月，杨菊芬就怀孕了，并最终为蒋家田生下一个女儿。女儿小玲的诞生，使杨菊芬的地位显著提升。在女儿周岁那天，对女儿呵护有加的蒋家田在酒楼大宴宾客。这无疑是向手下及外界发出信号：杨菊芬“母凭女贵”，登堂入室，已经“转正”。这也许是杨菊芬放下出走打算，铁下心来追随蒋的真实原因。随后她进一步得到了蒋的信任，接管了帮派中的经济大权，团伙资金全都归她协调分派。
　　
　　鼓动全家走上贩毒之路
　　
　　接管蒋家田的经济财权后，杨菊芬本可以安心地做“管家”，这样即使将来蒋被抓，她也不过是从犯而已。然而自小在贫寒环境中成长的杨菊芬，有着比常人更多的对于荣华富贵的渴望，她梦想有更多的钞票可以挥霍，而蒋以前的“生意”与这一目标相比，不过是小打小闹，杨菊芬开始为团伙的“事业拓展”出谋划策。
　　贩毒是严重的刑事犯罪，涉毒之前杨菊芬不会不清楚行为的后果，但同时它也是最为暴利的黑色行业之一。杨菊芬的二哥就因此在狱中服刑。然而这竟然为杨菊芬提供的不是警示而是“思路”。在一脚踏入地狱之前，想必杨菊芬也曾有过短暂的犹豫，但对于金钱的狂热迷恋迅速淹没了一切理智。
　　杨菊芬怀孕前后，其父母从老家来到昆明照顾她，考虑到蒋家田的财力和势力，默许了女儿与蒋家田的关系。蒋家田在一次聊天时提起此前的零星贩毒经历，有儿子因此坐牢的杨家在杨菊芬的推动下与蒋家田一拍即合。蒋的“生意”中开始正式增添了贩卖毒品这一分支，并逐渐形成了“以毒养恶、以恶护毒”的运作模式。此外还开了十多个实体企业，用来对罪款进行“洗白”。杨家作为与缅甸毒贩的联络运输者，从中抽取高额利润。
　　2007年，由于“客户”增多，野心不断膨胀的杨菊芬嫌以前的小宗作案利润太低，主动提议购买一辆大客车专门用以藏匿毒品运进昆明，“开长途客车是正当职业，可以洗白钱，而且藏毒品拉到昆明方便”。蒋家田完全同意此事，并交付给杨菊芬全权负责。
　　就这样，杨父联系货源，大哥杨枝能参与运输，运来的毒品则藏在杨母住处，杨菊芬再指挥手下与买家联系，全家上阵。从2005年年初到2008年被捕，杨家一共贩运了60公斤海洛因到昆明，甚至一度影响了昆明毒品市场的行情。腰包鼓起的杨菊芬渐渐染上了赌瘾，平均每天输掉四千余元，在缅甸赌场更曾一举输掉二、三十万元。赌瘾的无底洞要求吸收更加丰足的资金来维持，杨菊芬又陷入了“赌毒”相互刺激的死循环。正是它将整个杨家卷入了毒品犯罪万劫不复的深渊。
　　
　　家族覆灭与迟来的忏悔
　　
　　随着“生意”越来越多，杨父的运毒量也大大增加，2008年8月底，杨菊芬让父亲杨国应在中秋节前再进一批毒品。9月12日，杨国应携带海洛由缅甸回境，一度蒙混过关，但后来被追赶上来的边防武警擒获，当场缴出了六千克多的海洛因。
　　以此为缺口，这个由杨家与蒋家田联手经营的贩毒集团被公安机关一举捣毁。蒋家田、杨菊芬及杨国应等被判处死刑。在昆明中院的羁押室里，拿着判决书的杨菊芬放声大哭。
　　在拿到一审死刑判决后，杨菊芬一度出现了剧烈的思想波动，此时她唯一关心的是自己狱外的女儿。从被捕的那天起，狱中的杨菊芬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女儿。她既想见面，又怕见面。她甚至有点庆幸被捕时孩子不在场，没有看到自己的狼狈。她不愿毁了孩子心中母亲的形象。
　　原本已放弃的杨菊芬向云南省高院提起上诉，希望“得到一个继续照顾女儿的机会”。而省高院作出终审宣判：驳回蒋家田、杨菊芬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处死刑的判决。她的女儿将毫无疑问地成为孤儿。
　　此时曾经有过的捐献遗体的想法，渐渐浮出水面。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通过一些“义举”弥补自身过错的同时，为自己在女儿的心目中挽回一些正面形象。通过与看守所领导的一次交流，杨菊芬的想法得到了支持。后来她甚至还找了别人代笔，草拟出了遗体捐献申请书，将它通过看守所传交给了有关部门。在还没有收到回复的日子里，她收到了同被判死刑、正等待复核的蒋家田的信，蒋家田告知她女儿已经被蒋的家人领走带回四川抚养。杨菊芬心头最大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尽管无法见证孩子的成长过程，她还是希望女儿将来“不要重复妈妈走过的路，做一个健康快乐的普通人就好”。仅有小学文化的杨菊芬在生命最后的时间里开始给女儿写遗书，回忆与忏悔她与蒋家田的过去。她曾悔恨地说，“如果没有孩子，或许我早就离开蒋家田了。”但正是以这个光明的借口，她把包括自己在内的全家人都推向了罪恶的地狱，并断送了女儿未来的正常成长。此时通过遗体捐献，她也希望能为自己减轻一些自责。
　　但捐献是否能通过批准还有待观望。按程序遗体捐赠须直系亲属的签字确认，而现实是，杨菊芬的所有直系亲属都在牢中。即使能获得批准，如果她被执行的是枪决，也会导致遗体损坏从而无法捐献。一个被判死刑的女毒贩，在她生命中最后时间里，面临着如此复杂和令人感慨的纠结，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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