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战百胜,唯望水兴叹 百胜

　　火烧赤壁 　　东汉末年,天下三分为魏、蜀、吴。蜀吴的刘备和孙权联合对抗魏国曹操的进攻,在赤壁处,两军隔江扎营。是夜东风起,蜀吴的小船点上火借着风力,直击魏军战船,一役大胜曹操。“火烧赤壁”成了曹操永久的痛。
　　
　　曹操钻研兵法,有高深的军事理论。自著兵书集诸家用兵之要,结合自己的战争经验加以论述。所撰《孙子略解》,开创整理注释《孙子》十三篇的先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主张“兵以义动”的战争观,强调师出有名,符合道义。在战略战术上灵活多变,因事设奇、任势制胜,兵不厌诈。这些远见卓识,颇受后世推重。
　　《武帝纪》说:曹操知人善任,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曹操能够根据将领特点,用其所长。例如,许褚、典韦壮武有力,忠诚奉法,曹操就让他们战则为军锋,息则统亲兵;臧霸有恩信于东土,曹操将青、徐二州托付于霸,从而得以专心对付袁绍,不必以东方为念;降将文聘本是刘表帐下大将,在江汉一带颇有威恩,曹操任其为江夏太守,委以边事,使御孙权。
　　一次在行军途中,曹操传令不得使战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麦苗。可曹操的战马因受惊吓踏了麦田。他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以示处罚,足见执法认真。曹操起兵初期,屡遭败仗,但他的军队始终败而不溃,这与曹操治军严整不无关系。
　　曹操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在对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斗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战术,谲敌致胜,转弱为强。按《武帝纪》粗略统计,曹操一生亲自指挥“大战”约三十次,大多获胜。但曹操不擅水战,他的不世功勋大多是在陆战时建立的。也难怪曹操觊觎江东多年,却只能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慨叹。
　　曹操一生经历大小阵仗无数,有酣畅淋漓的大胜,有进退维谷的僵持,亦有丢盔弃甲的完败。纵观其中,有三场战事对曹操的影响甚大。
　　
　　陈留起兵,伐董卓,收“青州兵”
　　
　　公元184年,黄巾军起义,朝廷任命曹操为骑都尉,前往颍川镇压。由于镇压黄巾军有功,曹操升任济南相,任职
　　后罢免了贪污渎职的高官将近八成,并严令禁止当时风行的宗教迷信。之后,曹操被任命为东郡太守,但是曹操没有就任,而是称病回乡了。当时天下已开始大乱。先是发生了冀州刺史王芬联合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地方豪强,谋划废黜灵帝的事件。王芬等人曾希望曹操加入他们,但被曹操拒绝(当时曹操对前来劝其加入的好友许攸说:“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后来王芬事败自杀。接着,又有西北金城郡(今兰州)的边章、韩遂杀死刺史和郡守,率兵十余万反叛朝廷。
　　这时,曹操被起用为典军校尉。不巧的是,正好此时(公元189年)灵帝驾崩了,年幼的太子刘辩即位登基,太后临朝听政。大将军何进想趁灵帝逝世、宦官失侍之机诛灭阉党,但没有取得太后的支持。于是何进便想召时任并州刺史的董卓进京,胁迫太后同意。不想此举打草惊蛇,没等董卓到京城,何进却被宦官先下手谋杀了。公元189年十二月董卓入京,废汉少帝为弘农王,立其弟陈留王为汉献帝,后来又派人把弘农王母子毒死。于是,京城也陷入混乱。为了稳定局面,董卓想拉拢曹操,上表奏请曹操为骁骑校尉。但曹操没有接受董卓给他的官职,而是更名改姓,潜逃出洛阳。
　　回到家乡陈留之后,曹操散尽家财征募义勇,率先揭竿起义,讨伐董卓。公元190年正月,以袁绍兄弟为首的各路军阀,一齐举兵反董,推举袁绍为盟主。曹操则行使奋武将军之职。但董卓军势力强盛,袁绍等不敢先出兵。曹操认为董卓“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应趁机与之决战,遂独自引军西进。曹操行至荥阳汴水(今河南荥阳西南),与董卓大将徐荣交锋。因为士兵数量相差巨大,曹操大败,士卒死伤大半,自己也被流矢所伤,幸得堂弟曹洪所救。回至酸枣,曹操建议诸军各据要地,再分兵西入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围困董卓,关东诸将不肯从。不久,诸军之间发生摩擦,相互火并。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青州黄巾军大获发展,连破兖州郡县,阵斩兖州刺史刘岱。济北相鲍信等迎曹操任兖州牧。曹操和鲍信合军进攻黄巾。鲍信战死。曹操“设奇伏,昼夜会战”,终于将黄巾击败。获降卒三十余万,人口百余万。曹操收其精锐,组成军队,号“青州兵”。
　　自陈留起兵至收编“青州兵”,曹操终于有了自己独立、坚实的武装力量,开始了统一北方的征伐。
　　
　　官渡之战,以少胜多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把汉献帝挟持到许昌,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春,袁术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称帝。曹操即以“奉天子以令不臣”为名,进讨袁术并将其消灭。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袁绍击败公孙瓒,占有青、幽、冀、并四州之地。随着曹操消灭了吕布,利用张杨部内讧取得河内郡,其势力西达关中,东到兖、豫、徐州,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汉以北大部分地区,从而与袁绍形成沿黄河下游南北对峙的局面。
　　袁绍的兵力在当时远远胜过曹操,自然不甘屈居于曹操之下,他决心同曹操一决雌雄。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六月,袁绍挑选精兵10万,战马万匹,企图南下进攻许昌,官渡之战的序幕由此拉开。
　　袁绍举兵南下的消息传到许昌,曹操部将多认为袁军强大不可敌。但曹操却根据他对袁绍的了解,认为袁绍志大才疏,胆略不足,刻薄寡恩,刚愎自用,兵多而指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于是决定以所能集中的数万兵力抗击袁绍的进攻。此役,曹操所采取的战略方针,不是分兵把守黄河南岸,而是集中兵力,扼守要隘,重点设防,以逸待劳,后发制人。
　　建安四年(199年)十二月,当曹操正部署对袁绍作战时,刘备起兵反操,占领下邳,屯据沛县(今江苏沛县)。刘军增至数万人,并与袁绍联系,打算合力攻曹。曹操为保持许昌与青、兖二州的联系,避免两面作战,于次年二月亲自率精兵东击刘备,迅速占领沛县,转而进攻下邳,迫降关羽。刘备全军溃败,只身逃往河北投奔袁绍。当曹、刘作战正酣之时,袁绍谋士田丰建议袁绍“举军而袭其后”,但袁绍以儿子有病为辞拒绝采纳,致使曹操从容击败刘备回军官渡。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月,袁绍派陈琳书写檄文并发布,檄文中把曹操骂得体无完肤。二月进军黎阳,企图渡河寻求与曹军主力决战。他首先派颜良进攻白马的东郡太守刘延,企图夺取黄河南岸要点,以保障主力渡河。四月,曹操为争取主动,求得初战的胜利,亲自率兵北上解救白马之围。此时谋士荀攸认为袁绍兵多,建议声东击西,分散其兵力,先引兵至延津,伪装渡河攻袁绍后方,使袁绍分兵向西,然后遣轻骑迅速袭击进攻白马的袁军,攻其不备,定可击败颜良。曹操采纳了这一建议,袁绍果然分兵延津。曹操乃乘机率轻骑,派张辽、关羽为前锋,急趋白马。关羽迅速迫近颜良军,冲进万军之中杀死颜良并斩首还,袁军溃败。
　　曹操解了白马之围后,迁徙白马的百姓沿黄河向西撤退,袁绍率军渡河追击,军至延津南,派大将文丑与刘备继续率兵追击曹军。曹操当时只有骑兵600骑,驻于南阪(在白马南)下,而袁军达五六千骑,尚有步兵在后跟进。曹操令士卒解鞍放马,并故意将辎重丢弃道旁。袁军一见果然中计,纷纷争抢财物。曹操突然发起攻击,终于击败袁军,杀了文丑,顺利退回官渡。
　　袁军初战失利,但兵力仍占优势。七月,进军阳武(今河南中牟北),准备南下进攻许昌。八月,袁军主力接近官渡,依沙堆立营,东西宽约数十里。曹操也立营与袁军对峙。九月,曹军一度出击,没有获胜,退回营垒坚守。袁绍构筑楼橹,堆土如山,用箭俯射曹营。曹军依谋士刘晔之计制作了一种抛石装置的霹雳车,发石击毁了袁军所筑的楼橹。袁军又掘地道进攻,曹军也在营内掘长堑相抵抗。双方相持3个月,曹操外境困难,前方兵少粮缺,士卒疲乏,后方也不稳固,曹操几乎失去坚守的信心。荀?给予曹操方面决心,使得曹操得以坚持危局,加强防守,命负责后勤补给的任峻采取10路纵队为一部,缩短运输队的前后距离,并用复阵(两列阵),加强护卫,防止袁军袭击;另一方面积极寻求和捕捉战机,击败袁军,不久派曹仁、史涣截击、烧毁袁军数千辆粮车,增加了袁军的补给困难。
　　同年十月,袁绍又派车运粮,并令淳于琼率兵万人护送,屯积在袁军大营以北约20公里的故市(河南延津县内)、乌巢(今河南延津东南)。恰在这时,袁绍谋士许攸投奔曹操,建议曹操轻兵奇袭乌巢,烧其辎重。曹操立即付诸实行,留曹洪、荀攸守营垒,亲自率领步骑5000人,冒用袁军旗号,人衔枚马缚口,各带柴草一束,利用夜暗走小路偷袭乌巢。到达后立即围攻放火。袁绍获知曹操袭击乌巢後,只派轻骑救援,主力则猛攻曹军大营。哪知曹营坚固,攻打不下。当曹军急攻乌巢淳于琼营时,袁绍增援的部队已经迫近。曹操励士死战,大破袁军,杀淳于琼等,并将其粮草全数烧毁。袁军前线闻得乌巢被破,导致军心动摇,内部分裂,大军遂溃。袁绍仓惶带800骑退回河北,曹军先后歼灭和坑杀袁军7万余人。
　　官渡之战是袁曹双方力量转变、当时中国北部由分裂走向统一的一次关键性战役,对于三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此战曹军的胜利不是偶然的,袁曹间的兼并之争,虽属于封建割据势力之间的争斗,但实现地区性的统一,客观上符合人民的愿望。
　　
　　赤壁之战,损兵折将
　　
　　曹操基本统一北方后,作玄武池训练水兵,并对可能动乱的关中地区采取措施,随即于建安十三年七月出兵十多万南征荆州(约今湖北、湖南),欲一统南北。此时孙权已自江东统军攻克夏口(今武汉境),打开了西入荆州的门户,正相机吞并荆、益州(治成都),再向北发展;而依附荆州牧刘表的刘备,“三顾茅庐”得诸葛亮为谋士,以其隆中对策,制定先占荆、益,联合孙权,进图中原的策略,并在樊城大练水陆军。曹操军劳师、水土不服、短于水战、战马无粮等弱点,坚定了孙权抗曹决心。孙权不顾主降派张昭等反对,命周瑜为大都督,程普为副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率3万精锐水兵,与刘备合军共约5万,溯江水而上进驻夏口。
　　曹操乘胜取江陵后,又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仍统本部兵,镇守汉川(今江汉平原)。益州牧刘璋也遣兵给曹操补军,开始向朝廷交纳贡赋。曹操更加骄傲轻敌,不听谋臣贾诩暂缓东下的劝告,送信恐吓孙权,声称要决战吴地。冬,亲统军顺长江水陆并进。
　　孙刘联军在夏口部署后,溯江迎击曹军,遇于赤壁。曹军步骑面对大江,失去威势,新改编及荆州新附水兵,战斗力差,又逢疾疫流行,以致初战失利,慌忙退向北岸,屯兵乌林(今湖北洪湖境),与联军隔江对峙。
　　曹操下令将战船相连,减弱了风浪颠簸,利于北方籍兵士上船,欲加紧演练,待机攻战。周瑜鉴于敌众己寡,久持不利,决意寻机速战。部将黄盖针对曹军“连环船”的弱点,建议火攻,得到赞许。黄盖立即遣人送伪降书给曹操,随后带船数十艘出发,前面10艘满载浸油的干柴草,以布遮掩,插上与曹操约定的旗号,并系轻快小艇于船后,顺东南风驶向乌林。接近对岸时,戒备松懈的曹军皆争相观看黄盖来降。此时,黄盖下令点燃柴草,各自换乘小艇退走。火船乘风闯入曹军船阵,顿时一片火海,迅速延及岸边营屯。联军乘势攻击,曹军伤亡惨重。曹操深知已不能挽回败局,下令烧余船,引军退走。
　　联军水陆并进,追击曹军。曹操引军离开江岸,取捷径往江陵,经华容道(今潜江南)遇泥泞,垫草过骑,得以脱逃。曹操留曹仁守江陵,满宠屯当阳,自还北方。
　　周瑜等与曹仁隔江对峙,并遣甘宁攻夷陵(今宜昌境)。曹仁分兵围甘宁。周瑜率军往救,大破曹军,后还军渡江屯北岸,继续与曹仁对峙。刘备自江陵回师夏口后,溯汉水欲迂回曹仁后方。曹仁自知再难相持,次年被迫撤退。
　　赤壁之战是曹操一生中少有的全面性溃败。由于曹操自负轻敌,指挥失误,加之水军不强,且军中出现瘟疫,终致战败。孙权、刘备在强敌面前,冷静分析形势,结盟抗战,扬水战之长,巧用火攻,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三足鼎立的局面逐步形成。
　　
　　曹操戎马一生,指挥大小战役甚多。《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价曰:“该韩白之奇策”,说曹操有著名军事家韩信和白起之谋略;王沈在《魏书》中将其与大军事家孙子和吴起相提并论。曹操的军事才华,可见一斑。
　　
　　曹操自选马步军五千,准备前去袁绍屯粮之处乌巢劫粮。部将张辽担忧,曹操信心满怀,命张辽、 许褚在前,徐晃、于禁在后,自己带五千精兵,打着袁军旗号,乘着黄昏进发,一路无阻。到乌巢时,四更已尽。曹操命士兵将柴草堆于粮屯周围放火,官兵们拼力奋战,大破乌巢,袁绍粮草全部烧毁。(图|李铁生)
　　
　　官渡之战,是三国时期“三大战役”之一,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役。建安五年,曹操军与袁绍军相持于官渡,展开战略决战。许攸等谋士屡献奇策,张辽等武将屡建战功,曹军出奇制胜,最终击溃袁军主力。官渡一战,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图|李铁生)
　　
　　李宗吾 文化名人,思想家,著有《厚黑学》一书,以对刘备“厚颜”与曹操“黑心”的分析而得名,人称“厚黑教主”。
　　“曹操是黑心的典型”
　　古之为英雄豪杰者,不过面厚心黑而已。三国英雄,首推曹操,他的特长,全在心黑:他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董承伏完,又杀皇后皇子,悍然不顾,并且明目张胆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心子之黑,真是达于极点了。有了这样本事,当然称为一世之雄了。
　　
　　朱绍候 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原副会长、原河南大学历史系主任。
　　“曹操无愧于军事家称号”
　　东汉末年各地豪强拥兵割据,趁此之机,曹操改编青州黄巾军,独立发展武装,在南北征战中雄踞一方,成为魏、蜀、吴鼎足之势中的主导性力量,这都离不开曹操卓越的军事才能。裴松之注《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曹操“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史书还记载他“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令人惋惜的是,其著述大都亡佚,但从其存世的军事文书和所取得的军事成就来看,曹操无愧于军事家的称号。
　　
　　马植杰 著名历史学家,曾师从翦伯赞,后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三国史》、《诸葛亮传》等。
　　“曹操既反对一味恃武,也反对一味恃文”
　　他肯定战争,称颂战争是济世所需,认为不如此,有可能像只文不武的徐偃王那样,“恃文者亡”。曹操坚持武力统一中国。一丞相掾属谏止他对刘备用兵,曹操说,你应当了解我,想让我安坐不动,只推行周文王的文德,恐怕我不是那样的人。
　　曹操又主张限制战争,说圣人用兵,“戢时而动,不得已而用之”。建安七年,他经过家乡谯县,见到人民死的死亡的亡,走了一整天见不到一个熟人:“生民百遗一,念之绝人肠”。曹操认识到一味好战,将重蹈夫差的前车之鉴,“恃武者灭”。
　　曹操对战争肯定和限制的界限,在于战争是否具有正义性。凡是具有“义”的战争,他是肯定的。他参加讨董战争,是“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他所谓的“义”是声讨董卓之罪,削平群雄,统一国家。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他把战争同政治结合起来,使之尽可能拥有更多的“义”,通过挟天子令诸侯,披上“奉辞伐罪”、“奉过威灵,仗钺征伐”的神圣光环,使他出事的战争具有讨伐叛逆、维护汉室正统的名义。正如他说的“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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