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工精神 义工精神的中国嬗变

　　义工，是人在商品社会中的本能觉醒，是功利关系的民间良心，是多元社会的道德砥柱。义工精神的中国嬗变，经历了自上而下的政治化过程，在雷锋后的时代，义工以一种更加人性化的道德力量，深入到我们的社会关系中去，并开始重建中国社会的公共道德体系。
　　
　　周末的市中心是一个人群聚集地。到站的公交车如揭了盖的沙丁鱼罐头，戴着小黄帽的大叔大婶井然有序地疏散引导；护绿保洁的绿马甲们推着统一编号的车辆，沿路拾起塑料袋和垃圾；别着红丝带的青年人一双双热情的手在分发安全套，基本上所有人都接受了他们的“馈赠”――他们的年龄各异，男女老少一应俱全；他们的成分复杂，可能是干部、公务员、教师、学生、职员，也可能是SOHO族或乐活族。
　　在繁华的马路交叉点，他们并行不悖，融汇成了一个城市往前疾走的人潮，以醒目的生活姿态登上了Time与维基百科――做“义工”正在成为都市客的新时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出现了新的族群――你是其中的一员吗？
　　
　　做雷锋式的义工
　　
　　“义工”的英语为 “Volunteers”。在中国大陆称为“志愿者”，中国台湾则介于两者之间，称为“志工”。义工是不折不扣的文化舶来品，作为一项以自愿且不图报酬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促进社会进步、推动人类发展的社会事业，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不过，早在古老的中国社会，我们就看到人们对建立一种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理想社会的愿景。从孔子的“仁者爱人”到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再到墨子的“兼爱、非攻”，这些耳熟能详的道德情操一直在催生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义工精神在中华文化土壤中的萌芽。
　　一篇题为《义工手册》的文章写道，源自西方的义工总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19世纪80年代国际红十字会的成立被看作是现代义工服务的雏形。那时候，中国的雷锋还没有出生。
　　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欧美国家的义工在救助难民及参与重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60年代，义工事业因战后展开的人道主义援助与和平时期进行的帮助弱者、保护环境、维护和平而发展壮大。80年代以后，随着欧美国家向第三世界扩张，“义工”也辐射到世界各国。从欧美、日本、韩国到中国港澳台，他们随着产业调整、市场经济时代、保障制度缺失而来。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开始掀起的学雷锋活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某种意义上，雷锋精神和义工精神是一脉相承，只是在宣传上被政治化了。“义工”这个名词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进入内地人的生活的。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成为我国内地青年志愿者组织的发源地，1987年，广州市开通了全国第一条青年志愿服务热线电话。1990年，深圳市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正式注册的志愿服务团体。当时在中国还没有“志愿者”这个称呼，几个创始人借鉴了香港的叫法，将组织名称注册为：深圳市义工联合会。
　　文化素质较高、收入稳定、曾受雷锋精神熏陶长大的一代人，很快成为民间义工的主体。他们在积极参与的同时，也积极反思、独立思考。“学雷锋”的政治色彩，其 “运动式”的公益服务缺乏长期效益，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难以产生持久生命力。于是，这批思想活跃的年轻人大胆进行探索。他们将“学雷锋、做好事”与义工组织“自由、灵活、人性化、国际化”的理念相结合，服务比较随意化，主要是帮助老弱病残解决生活上的一些困难。
　　学习雷锋精神的“无私奉献、不求回报”，又不要雷锋政治化的形式，雷锋和义工这两个时代的时尚标签，在这里合二为一，在做同样的事：好事。
　　
　　自上而下的青年志愿者行动
　　
　　凤凰台主持人曾子墨在她自传中提到她在90年代初申请到美国读书的经历：美国大学的录取方式与中国截然不同。除了SAT的标准考试，分数作为录取参照之一。此外，就全看中学成绩、申请作文、推荐信和课余工作的履历了。她在回答“是否做过义工”的问题时，为难了：是应该迎合美国人的传统，胡编乱造，写得天花乱坠？还是干脆说中国没有“义工文化” ，所以我没有做义工的经历？犹豫再三，最终，她选择了真实。
　　“我曾经去幼儿园教英语，还曾经在荒山上植树，但在我看来，这远远达不到义工的标准。在中国的学校，高高的围墙给了学生一片世外桃源，却也让学生与世隔绝。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学校没有鼓励大家做义工，为什么中国社会缺失义工文化，但我相信，中国人是最有爱心的，也是最愿意帮助他人的。总有一天，义工会遍布中国。”当她坦诚并且毫无修饰地写下这段话时，并没有想到，正是这寥寥数语，帮助她走进了美国的大学。
　　她经历的故事发生在90年代初。正如她所说，“总有一天，义工会遍布中国”。1993年，一个比雷锋这个名字更具影响力、更有吸引力、更能唤起人们道德情感的名词――志愿者出现了。1993年12月19日，2万余名铁路青年率先打出了“青年志愿者”的旗帜，在京广铁路沿线开展了为旅客送温暖志愿活动。之后，团中央首次提出了“中国青年志愿者”概念，并坚持倡导青年志愿者行动，而且把3月5日作为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日。1994年12月5日，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进入了有组织、有秩序阶段。中国青年志愿者组织迅速发展成为遍布全国的中国最大的志愿者组织之一。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青年志愿者行动，不仅得到了青年的响应，也得到了其他年龄段人的响应。中国青年志愿者，除了广泛参与西部大开发、农村教育卫生援助、大型体育赛事，还积极参加了国际志愿服务活动，在东南亚海啸救灾中就活跃着中国青年志愿者的身影。我国大概有十几个省市制定了志愿者法规。志愿服务都是自愿的，这比起以往被动参加走过场式的学雷锋活动是一个可喜的进步；而且志愿者活动都是长期坚持的，等于给雷锋上了“常住户口”。
　　
　　2008，“公民精神”元年
　　
　　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需要公民主体性和主人翁精神的伸张，义工活动恰恰就为公民热情参与公共事务准备了一个最积极有效的渠道。也许是历史的机缘，志愿者成为“中国2008”的时代关键词。
　　南方冰冻雪灾、“5.12”汶川特大地震、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年末的金融危机就业寒流……无论在哪里，我们都能看到志愿者的身影，他们奉献青春，传递爱心，用真情抚慰受伤的心灵，用行动感动着中国。
　　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看过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后目瞪口呆：“击缶有2008人，全部是志愿者，如果在美国连208人也集中不起来，集中两天就跑了，哪能做这样的事情，但中国想要做成一件事情就能做成。”广东省青年自愿者协会研究中心主任谭建光有一个发现：但凡重大事件发生时，志愿服务就发展很快。
　　美国《时代》周刊刊载文章说，“中国民众对灾区井喷式的支持是一个启示……一种新的自我意识觉醒了，人们认识到了中国人的同情心和慷慨精神。这是一种集体顿悟。”
　　在中国高速发展的社会图景中，“80后”、“90后”的成长一直伴随着“叛逆”、“前卫”的标签，功利、自私、冷漠常被用来形容他们。但志愿者的亮相，让世界的观察家们，看到了中国社会正在成熟、包容和开放。一位参加了救灾的志愿者在博客上写道：所谓“公民”，是关心公共事务的人，或者属于公众的人和社会的人，是认同“这个社会每个人都和我有关系，任何一个人的痛就是我的痛，任何一个人的悲伤就是我的悲伤”的人……
　　这位志愿者并不愿意把自己的行动，仅仅看成是一时被激发同情的“好人好事”，而是更长久地、现代性的公民责任与义务。这是义工精神的最好诠释。
　　身家过千万的商人，保持着爱心捐赠的习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周末思量着去敬老院服务；外来农民工通过做义工，发现自己是城市的一分子……做义工、志愿者成为了一种时尚。在雷锋后的时代，义工以一种更加人性化的道德力量，深入到我们的社会关系中去，并开始重建中国社会的公共道德体系，正消弭着政府服务所无力顾及的许多社会矛盾。
　　尽管可能贡献其微、尽管可能还有不足，但正如一个世纪前鲁迅先生所希望的那样：“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于是乎，世界才能逐渐明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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