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枫_梁枫　社会公益组织亟需法律身份证

　　“我做的公益实例并不多，更多的时候，我是以‘律师’的角色、以我在法律方面的专长投入其中的。或许，我有些脱离‘劳苦大众’，但我愿为中国的公益事业，做一名法律道路上的铺路石……”
　　
　　
　　干练的短发，敏锐的眼神，微微上扬的下颌，黑白分明的着装，非常职业的握手、寒暄，举手投足间，梁枫都展现着律师职业的特质――专注，专心，专业。
　　
　　我并没有太多故事
　　
　　梁枫律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律师职业和公益事业一并开始，已有10个年头。
　　梁枫觉得自己是一个“并没有太多故事”的人，“一个长期生活在北京的执业律师”就是他的自我评价。
　　“工作之余，我的确是利用一部分私人时间，以‘公益律师’的身份，参与到中国的公益事业中，但又与其他人有所不同。”
　　谈起“公益律师”这个称号，梁枫立刻予以解析：“相较于那些切身实地做公益事业的人，我更多是从我的职业出发，关注中国的公益组织的形态存在、法治意义。我更感兴趣的是从法律层面找出法律依据，推进中国的公益事业发展，帮助中国的公益组织建设得更加完善。”
　　
　　草根NGO“注册难”
　　
　　考入中国政法大学之前，梁枫曾在中原工业大学学习了四年土木工程。课外实习时，与农民工同吃同住，体会到农民工的辛苦。梁枫到上海做工程管理时，发现农民工的法律意识非常淡薄。1998年，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梁枫进入炜衡律师事务所。针对农民工法律观念淡薄，在法律维权方面有着诸多难题等情况，梁枫向炜衡律师事务所建议，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1999年，打工北京法律服务中心成立了，梁枫在短短一年时间内，便为来京务工人员承办案例400多起，提供法律咨询服务300余次，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帮助需要法律援助的务工人员。这也是梁枫以律师的身份参与的第一件公益事件。从此，梁枫与公益事业、公益组织结下了不解之缘。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法律援助，“公益律师梁枫”渐渐被人所熟知。
　　NGO（非政府组织）、NPO（非营利组织）在中国统称为“社会公益组织”。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个“舶来品”并不陌生――希望工程、母亲水窖、春蕾计划、志愿者……这些都离不开NGO。中国的NGO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是惊人的。虽然国内在中国民政部注册的NGO只有2000多家，但没有注册的NGO（即所谓的草根NGO）约有百万之众。这些公益组织良莠不一，但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共性的难题。长期关注中国公益组织发展，为多家公益组织提供法律咨询、受理过多起公益维权案例的梁枫，对中国NGO的现状，有着理性的思考。
　　三月风：您觉得当今中国的NGO，特别是“草根NGO”，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梁枫：在中国的NGO面临的大大小小的难题中，“注册难”首当其冲。许多NGO无法获得民政部门管辖合法性的注册认定，又无其他政府职能部门作为业务主管单位，便成了“没娘的孩子”。注册问题的症状是很明显的，比如在去年，山东的一家未注册的公益组织发起募捐，立即被当地民政部门叫停，因为在未取得合法地位时，他们这种募集是违法的，最终这家公益组织被迫解散……他们当中有老人，有小孩，有肢残人，有盲人，他们募集基金也是为了帮助别人，合情合理，但是不合法。比如，国内成立最早的社会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现在的官方名称仍是“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身为中国NGO中“元老”级别的“自然之友”至今都不是一个独立的社团法人，注册难题，可见一斑。此外，未注册的NGO在员工薪金、志愿者管理、房屋租赁等方面，还存在着各种麻烦与矛盾。
　　
　　“德”为主，“法”淡薄
　　
　　三月风：您觉得中国的NGO发展的短板在哪里？
　　梁枫：一个成熟的公益组织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个人与团队是相互融合的。而在我国，我们见到的往往是“标志性人物”。中国的公益事业太幼小了，仍处在开创阶段，许多公益组织规模较小，没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这时往往就需要有一个个体（这个“个体”往往就是创始人）来代表组织，藉以扩大影响力。比如大家一提到“星星雨”就会想到田惠平、一提到“太阳村”就会想到张淑琴。这种“领袖”式的管理模式，在公益组织发展初期或许可以应付，但一个公益组织要发展壮大，是不可能靠一两个人来完成的。这时候，一个有凝聚力的团队就显得尤为重要。我想，如果一个公益组织能尽量淡化个人色彩，突出团队，长远的看，它的内部机制，会更加有效地运行。
　　许多公益组织的内部是在依靠“德”来管理，“法”的观念相对淡薄，规章制度并不完善，一旦出现劳资纠纷，吃亏的往往是“组织”。例如我受理的某公益组织与其员工的劳务纠纷：该组织的工作人员接收了一笔社会捐款，并没有为捐赠方开具“捐款”收据。他开具的是“书费”收据，并且把这比捐款挪用到其他项目上。该组织知晓这件事后，召开理事会，决定终止与这位员工的劳动合同。这名员工不服处理结果，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因为该公益组织的规章制度中并无“挪用捐款即解除用人劳动合同”的明文规定，劳动仲裁委员会依法裁决：撤消该公益组织对这名员工的处理决定。该公益组织不服判决，再次上诉，结果依旧执行一审裁决。
　　一定程度上，与该组织自身的规章制度不明确、不具体、不全面，以及不注意留存证据有很大关系，导致让他人钻了空子。公益组织一定要在自己或他人的教训中吸取经验，加强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完善内部规章条例，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形象地讲，在中国，做公益事业的人有两种：穿草鞋的，穿皮鞋的。二者都拥有高尚的社会责任感，都有为公益事业贡献力量的决心与热情，可区别在于：前者缺少资金来源，缺乏号召力，比如大部分草根NGO；后者拥有雄厚的财力，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却经常被人所诟病。我认为，如何让穿草鞋的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如何让穿皮鞋的获得更多理解，如何让二者发挥各自特长，相互合作，将是影响中国NGO未来发展的必要解决问题。
　　三月风：您如何看待NGO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梁枫：肯定会越来越好！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全民公益意识的不断提高，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公益组织管理的不断完善，中国的NGO一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我经常看到“光明”的另一面，所以要付出更多的关怀。
　　如果说工作时，梁枫是一部大部头法典，生活中的梁枫，就是一本对开页的散文诗。他喜欢阅读写作，他喜欢爬山，他喜欢到剧院欣赏话剧，他喜欢时不时尝试下诸如“马球”、“抱石”之类的非大众化休闲项目，但更多的时候，他会陪在家人身边。“我深深地爱着我的家人，因为他们也深深地爱着我……”有时候，梁枫不得不离开女儿“快快”一小会儿，去出席公益活动，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法律援助，但他没有丝毫怨言：“因为我的职业，我经常看到的，是‘光明’的另一面，所以，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我会尽我所能，付出更多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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