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袖珍老爷们儿 北京老爷们儿

　　 　　当年，作家王朔称自己是“码字”的作家，而他却戏称自己是“闻字”的作家。走遍京城，他先后采访了包括杨成武、王光美、邓朴方、巩俐、赵薇、冯巩、桑兰等500多位社会名流和演艺界明星，在全国600多家报刊杂志，发表了250多万字的名人访谈和纪实作品，他就是被朋友们戏称为“北京袖珍老爷儿们”的盲人记者张骥良……
　　
　　 刘绍棠说，没有记者证没关系，我给你介绍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张骥良的养父母，从北京一家医院附近的小纸箱里将他捡回家，为了养活他，当时，已经怀有身孕的母亲，做掉了肚子里的亲骨肉。
　　一个月之后，张骥良却被病魔夺去了那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
　　……
　　他还记得，母亲将他送进学校的第一天对他说：“从今天起，就要努力学习，你只有用心读书，才不会被人瞧不起，将来才能挣饭吃！娘不能跟你一辈子，啥事，你都要学会自己做。”
　　他将母亲的那一份期望，深深地记在了心底。
　　中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北京制药八厂当了工人。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走上写作的道路，但先后寄出去的上百篇稿子被退了回来。他把退稿单都订起来，在背面写，以此来激励自己，当时，他只有一个信念，就是站在失败的废墟上赢得成功。就这样，直到1977年的夏天，他的散文《夏夜的筒子河边》终于刊登在了《北京日报》上，随后便一发不可收拾，那十几年中，他先后发表了几百篇诗歌和散文，并加入了北京作协，成为京城小有名气的作家。然而不久，年近40岁的他，由于单位经营不景气下岗了。
　　为了生计，他四处奔波着找工作，几十个单位跑下来，竟一无所获。
　　正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在那一年北京作协组织的“北京作家与上海作家春节联谊会”上，见到了叶永烈，叶永烈告诉他：“你的文章我看过，文笔不错，现在纪实文学很火，稿费收入也高，你也可以试试！”
　　听了他的话，张骥良便萌生了写纪实文学的念头，可当时有一个困难，他没有记者证，名不正言不顺，去采访，人家也不信呀！他后来想到了一个人，他告诉笔者：“那时，我和作家刘绍棠很熟，我就把我的想法跟他说了，他笑着告诉我，没关系，我给你介绍。他没有食言，先后给我介绍了冰心、吴祖光、艾青等几十位作家和社会名流，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了自己纪实文学的写作生涯！”
　　
　　艾青亲笔给他改稿子
　　
　　张骥良还记得第一次采访吴倩莲的情景。在梅地亚中心，一见面，吴倩莲就问：“你的视力不好吧？”他点了点头。吴倩莲又问他：“那你能看得见吗？”他答道：“能看到一点！”吴倩莲轻轻摇了摇头：“那你怎么采访呀？”他拿出了随身的采访机：“我可以录音！”吴倩莲还是将信将疑：“你录音之后，还要写呀？你视力不好，怎么写呀？”他如实地说道：“我没法用电脑，我趴在桌上写。而且，我写完了以后，都要洗脸，脸上都是油墨，特别是看报纸，像熊猫！”吴倩莲听了，也笑了。
　　那一次采访就在这种轻松的氛围里开始了。
　　张骥良告诉笔者：“那次采访，我给她的感觉挺好，主要是我的敬业精神和执著着的追求，让她很感动！ 在临别的时候，她握着我的手说：‘在这里，盲人都可以上岗正常采访，看来大陆的文化发展应该比港台好，而且，大陆盲人的社会参与意识还真是不错的！’”
　　后来，他写的文章刊登在《三月风》杂志上，他给吴倩莲寄去了一本，吴倩莲看了很满意。此后，他又相继采访了吕丽萍、赵薇、冯巩等著名的演艺界明星，文章发遍京城内外、大江南北几百家报刊、杂志，他也终于成为了《民政之声报》的一名记者。
　　张骥良的成功，更多是得益于曾给过他帮助的文坛大师们。张骥良说：“翻阅我珍存的作家手迹，艾青先生亲笔帮我改的稿子以及他老人对我的谆谆教诲，令我至今不敢忘怀。那时先生刚在东四13条安家不久，我对先生进行了一次采访。先生要求看我的文章，并一再叮嘱文章经他看过后再拿去发表。一个星期后，我如约来到先生家。当我把稿子恭恭敬敬地铺到书案上时，内心忐忑不安。约摸过了20多分钟，先生从稿子上抬起头来：‘这篇稿子我不同意发表。你把我吹捧得太高了，作为一个写文章的人，不实事求是怎么行？我已经把那些肉麻的吹捧勾掉了。你把稿子先拿回去，什么时候我通过了，再拿去发表不迟。’我从先生手中接过稿子，见有好几大段文字已被先生勾去，空白处密密麻麻批满了字……先生批阅过的那篇稿子，成了我做人做文的座右铭。”
　　
　　巩俐说，这个盲人记者太敬业了
　　
　　许多人开始并不大愿意接受他的采访。不过，只要接触过他，都会被他的精神所打动。
　　影星巩俐就曾这样说过：“这个盲人记者太敬业了，而且，聊起来也非常专业！”不过，说起第一次采访巩俐，还真是费了一番周折。
　　当时，巩俐拍了一部电影《漂亮妈妈》，是反映一个单身母亲和聋哑孩子的故事。《漂亮妈妈》剧组在北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张骥良去了，直接找到巩俐说：“我受《三月风》杂志的委托，想跟踪采访您几天。”巩俐同意了，但有些勉强。她可能想，杂志社怎么派了一个盲人记者来？当时，跟她在一起的还有孙周导演，张骥良跟他们在一起，把她怎么认识孩子、怎么和孩子沟通的一些细节，写成了6000多字的文章。
　　巩俐对张骥良的认真态度很是欣赏。后来，巩俐当选为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审团主席的时候，欣然接受了他的独家采访。
　　
　　张骥良说，曾经有一位著名导演，就在电话里对着他喊道：“我不会接受一个盲人的采访，我不能丢这个脸！”说到这里，他一笑：“我的视力只有0.01，所以，我不怕，因为，我看不见别人的脸色呀！”
　　一次，他认识了西城区的一位盲人母亲。也是认识她之后，张骥良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社会上的压力。事情是这样的：当时，这位盲人母亲的小女儿重病住进了北京的一家大医院，孩子在转院过程中，医院没有给她带氧气，致使她患了缺氧性脑瘫。张骥良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去了西城区法院，他说，“我不为别的，就是要为咱残疾人讨个说法！”那时，法院审理的案卷有两尺多厚，一周之内，他将其通读了一遍，连审理此案的法官看了都非常感动。后来，张骥良采写的文章在《民政之声报》发表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栏目还做了专题报道，不想这一切，却引起那家很有社会背景的大医院的愤怒，他们说要将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民政之声报》和张骥良告上法庭。张骥良说：“当时，写这篇文章，我的压力确实很大。但到后来，文章发表之后，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仅北京就有23家新闻单位站出来，为这位盲母和瘫女，仗义直言。可以说，直到那一刻，我的心才感觉轻松多了！”
　　
　　张骥良说，我有一颗健全的心
　　
　　张骥良告诉笔者：“我是一名记者，端一天饭碗子，就要说一天实话，每一次，我都会把采访到的，直言不讳地说出来，我也不唱高调，我没有为人民代言这么高的想法，但是对于我，最基本的是要做一个说实话的记者！”
　　张骥良现在担任了北京市残联主席团委员，朝阳区残联副主席，盲人协会主席，但他始终没有忘了自己为残疾人服务的信念和宗旨。
　　在延庆，有一座专门关押老弱病残罪犯的监狱，张骥良被北京市残联聘任，成为了北京市惟一的一位盲人监狱思想道德辅导员。
　　不过说到为残疾人、为社会做好事，他也曾经冒过风险。2001年春节，张骥良和十几位盲人一起，买了一些橘子之类的水果，到艾滋病医院和艾滋病患者联欢。在联欢会上，他告诉那些患者：“咱们都是一样的，我们盲人是看不见，是病人，你们感染艾滋病病毒，是病人，我们绝对不歧视你们，咱们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来了，跟大家一起欢度春节，今天我带头，把橘子剥开，送到艾滋病患者手里！”当时，他们一起唱歌、唱京剧、朗诵诗歌，过得非常快乐。有一个河南的艾滋病患者对他说：“我有一个要求，能和您握握手吗？”张骥良连想也没想就说：“行！不但您能和我握握手，所有的人都可以和我握手！”那一天，他和在场的12位艾滋病患者一一握手。当晚北京电视台，就将这个感人的场面播出了，看到那个场面，连他的母亲都冒了一身的冷汗……
　　一次，他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信。信是井冈山区的一个名叫朱秀兰的小女孩写的，她说：“我家里很穷，上不起学，我爸爸下煤窑的时候，砸死了，我妈改嫁了，我只能跟着爷爷奶奶过日子，您是作家，能不能资助我上学？”接到信以后，张骥良找到了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请他们核实一下这个孩子的真实情况，如果属实，他表示愿意资助她上学。后来，青基会通过江西省慈善总会，调查了这个孩子的情况属实，张骥良当即就把第一笔汇款300元寄给了她。
　　孩子上初一的时候，张骥良跟母亲商量，想让朱秀兰来北京和他们一起过春节，母亲爽快地答应了。他将朱秀兰接来之后，带她逛庙会、去颐和园游玩，高高兴兴地过了一个团圆年。
　　此后每年他都按时把钱给孩子寄去。
　　张骥良说：“我有一颗健全的心，我相信，只要去努力，我们残疾人也一定能和正常人一样，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相关热词搜索：袖珍 北京 老爷们儿 北京的袖珍老爷们儿 北京袖珍人甜甜 北京袖珍歌手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