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前途的思考: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面临的问题

　　20世纪末的“民族国家终结论” 　　全球化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西方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民族国家的发展前景提出了许多看法，其中最为重要的讨论是围绕国家主权展开的。
　　国家主权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一直是民族国家独立和完整的衡量标准之一。从历史上看，近现代国际体系的建立肇始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此后民族国家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组织形式。民族国家的三要素是领土、主权和人民，传统意义上独立的民族国家必须具备不受侵犯的领土；对内拥有代表国家意志的主权机构，主权至高无上不受他国干预；领土上居住着受到本国法律约束和保护的人民，对国家有着普遍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例如，超国家组织对国内政治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大，跨国公司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国家在权力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受到动摇，国家的传统职能受到严重的限制和削弱，国际因素成为制约国内政治发展的基本变量，国家权力的边限由于全球问题的增加而变得模糊，民族国家的认同遭遇危机，国家的自主性被全球化重塑。
　　受此影响，传统的国家理论在全球化时代也有新的发展。一部分西方学者提出，“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已经来临，“主权已经过时”、“民族国家正在终结”。西方自由派学者认为，对传统国家主权的坚守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不合时宜的举动，要求民族国家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而向超国家组织让渡更多的权利。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认为，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上看，一些国家放弃货币主权，却仍然坚守其他主权，造成货币联盟成员国在各自的社会福利政策和就业政策上缺乏统一性，将会产生更多的问题。所以，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已经过时，不应当再继续坚持，民族国家需要被超越。而更为激进的学者则断定，民族国家即将终结。大前研一认为，在全球经济中，民族国家已经不再像重商主义时代那样处于主导地位，转而成为管理经济事务的过渡性组织形式，国家主权对于经济的繁荣已经成为极大的阻碍。他主张民族国家应当把自主权让予区域国家，由后者寻求全球性经济方法，创造财富。
　　“民族国家终结论”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如果说的是“民族国家”即“一族一国”这种国家形式将不再延续，这倒是合乎事实的。当今世界上已经很难再找到和几百年前的英格兰、法兰西或者普鲁士一样以单一民族为主体的国家，全球化使不同的族群和文化前所未有地融合共存，国民身份已经不再严格地和民族认同相重合。不过我们现在所说的民族国家，在大部分语境下的含义就是现代国家。而“民族国家终结论”所要阐述的本质内容，实际上就是国家的终结或者说现代国家的消亡。
　　
　　国家主权在强化？
　　与“民族国家终结论”截然相反的是“国家主权强化论”。有的学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的性质并没有被改变，甚至在某些方面得到了强化。因为全球化进程本身是由民族国家来推动的，如果没有民族国家的支持，全球化就没有实际意义。客观地说，民族国家的主权在全球化时代确实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资本和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需要更大范围的市场和更为国际化的经济组织。跨国企业和区域性经济组织与传统的国家领土和主权观念有着一定程度的冲突，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动对于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形成了某些冲击。在这种背景下民族国家面临着转型的任务，但是对于主权进行有选择的让渡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主权。民族国家在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各国为了适应全球化的需要不断进行体制的变革，这不仅不是主权的衰落，反而说明了民族国家在不断发展，优化自身的适应力。
　　在21世纪的最初十年里，经济全球化程度在进一步加深，而民族国家所发挥的作用也同样保持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近几年来一些重大的国际性政治、经济事件的回顾，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国家主权并未走向衰落这一事实。
　　应当指出，所谓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也是冷战结束以后的世界多极化时代。世界各地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西欧国家本来就居于现代化发展的前列，在冷战以后开始加速构建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原先被冷战所掩盖和压抑的地区矛盾和民族主义冲突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务之急仍然是如何谋求本国在政治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不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对于他们来说，西方某些学者所提出的“主权过时”论调，无论其初衷如何，都显得有些过于“超前”，令人难以接受。而美国的冷战思维在实质上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所不同的是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方式在全球化时代有了新的发展。“9•11”事件以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但是美国在反恐战争中也找到机会，使单边主义、干涉主义政策大行其道，不仅丝毫未见其主权衰落的迹象，还频频表现出在世界事务中的强硬与保守态度。比如在关系到全人类利益和命运的气候问题上，欧美国家占据了发展的先机，但是在责任的承担方面却并不足够积极。这一点尤以美国为代表，毕竟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而提出的一系列合作框架，最终要落实到对减少碳排放量的实际承诺上，这对于本国经济是一个不小的冲击。长期以来，美国的内外政策都以国家利益为中心而绝无动摇，充分显示出这是一个典型的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国家。
　　欧洲的情况同样也能说明一部分问题。欧盟作为区域一体化的样板，一直为全球化学者们所津津乐道，“民族国家终结论”主要来自于对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考察。但是2009年以来愈演愈烈的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使欧元区国家陷入了艰难的抉择和痛苦的反思。法国和德国并不愿意为了欧洲债务国的失败政策买单，实际上真正有效的挽救措施并非没有。关键是，欧盟各国的民众对于货币主权的缺乏感到了切身之痛，在其他问题上要求政府加强政策上的安全保障。英国评论家菲利普•斯蒂芬斯指出，全球化正遭遇困境，欧洲的民族主义正在复兴，欧洲是否要重新回到威斯特伐利亚时代？从1991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到2007年的《里斯本条约》，欧洲人走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仍然没有在政治一体化道路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事实证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并不是那么容易超越。阻挡民族国家进一步转型的除了传统的民族主义，还有新型的民族主义。所谓新型的民族主义，其利益诉求不局限于一个民族，而在于一个国家，国家内部可以呈现出许多民族共存、交融、流动的局面。尤其是在欧盟这样一体化程度很深的地区，欧洲人对于各自国籍的认同貌似是松散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或者希腊人之间的身份认同在平时主要体现出文化差异，统一在对“欧洲公民”这一身份的认同之下。然而一旦到了关键时刻，每当本国利益受到触及，民族主义就开始发挥作用。各国对于政治经济事务的处理，仍然不会脱离传统的民族国家模式。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视角
　　至少在目前，民族国家不仅没有终结或消亡的迹象，而且在内政外交上对国家利益的坚守仍然是世界各国应有的价值取向。部分西方学者对于全球化的鼓吹和对民族国家终结的追捧一定程度上有着意识形态色彩。全球化在某些学者那里实质上是继帝国主义理论、现代化理论之后又一个解释世界格局的理论。
　　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是否会消亡？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不能仅仅从对全球化本身或者民族国家的主权问题入手，因为支持和反对“民族国家终结论”的双方所引述的事实并无多少不同之处。认识问题必须透过现象寻找本质，探索民族国家的命运，必须阐明国家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对于国家的本质和国家的消亡问题，有着十分深刻的论述。
　　首先，国家因为阶级而产生，最终也会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亡。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当中，市民社会代表着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是全部历史的发源地和舞台。国家由市民社会决定，是市民社会的集中表现形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的了。”也就是说，国家是因为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所以，国家的终结也应当在阶级消失以后。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真正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
　　其次，消灭阶级差别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要建立自己的国家，无产阶级国家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会一直存在。国家本身是一种工具，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在消灭阶级差别之前，应当善于利用这个工具。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存在国家，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形式。恩格斯认为，国家的公共职能在无产阶级手中“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国家固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然而“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这个国家或许需要做一些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刻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夺取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又强调：“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我们看到，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家有着必然消亡的历史命运，但是这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在阶级对立被消除之前，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将会作为一种过渡形式保留下来。
　　第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代替旧的市民社会的是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是国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新的形式。
　　显然，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视角来看，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并不会终结或者消亡。因为全球化不会使阶级压迫自动消失，国家消亡的条件还远远没有成熟。
　　
　　结论
　　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一些学者在20世纪末推断民族国家将要终结。近年来的实际情况表明，民族国家并没有走向衰落，这也使“民族国家终结论”归于沉寂。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对于国家的本质和前途有着精辟的分析，从根本上批判了“民族国家终结论”。我们今天在思考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命运问题时，仍然能够体会到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理论价值。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系）
　　 （责任编辑：刘娟娟）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等.全球化与国家主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2]Philip Stephens, “Europe’s Return to Westphalia”, Financial Times, June 23, 2011.
　　[3]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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