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报春的会晤_中日韩

　　2008年12月13日，在美国金融危机肆虐，全球经济进入严冬状态的背景下，中国总理温家宝、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和韩国总统李明博会聚日本福冈县，举行了三国历史上首次不借助外部平台的首脑会晤。中国领导人以“朝去晚归”的方式一日往返日本，中、韩两国领导人在同一天进入日本共商大计，恐怕都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中日韩这三个山水相连，并具有几千年文化交流历史的“同文同种”国家，以自己的意愿实现首脑相聚本来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此次会晤却引来那么多兴奋和感慨，原因就在于三国会晤让人等了太久太久。对于此次三国首脑会晤，应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进行评价：
　　
　　从东亚一体化的视角看三国会晤的意义
　　
　　中日韩是东北亚的三个核心国家，也是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东亚诸国中三个重要国家，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恩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原因，造成了三国之间互不信任的现实。其结果是，在欧盟蓬勃发展和北美贸易圈形成的背景下，亚洲的一体化，甚至东亚的一体化问题都始终无从说起。
　　1、中日的互不信任与“东盟10+3”的形成。关于东亚一体化的话题是伴随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而提起的，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以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起飞为发端，接下来是亚洲“四小龙”在70年代的成功，然后是东南亚国家在80年代的增长，最后是中国在90年代的崛起，这些成就让世界看到了亚洲的希望，对此早就有人认为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已经向亚洲转移。
　　经济的不断发展首先要求东亚国家在市场及资源配置方面必须密切合作、重新整合。最早提出一体化主张的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1990年底他提出了由东盟6国加印度支那4国再加中日韩3国的“东亚经济集团”倡议，目的是为了对抗当时的欧洲共同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济一体化，提高亚洲经济的合作和抗风险能力。而该倡议能否付诸实施，关键看东亚三大国中日韩的态度。
　　可是，对于马哈蒂尔的倡议，东亚第一大经济实体日本有点踌躇畏缩，因为二战后日本由于在关贸总协定及后来的世贸组织框架下已经达到了战前通过武力没有达到的把亚洲作为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进口地的目的，所以日本并不急需东亚的一体化。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影响力的不断增大，虽然韩国早已看好中国大陆，但日本却担心“东亚一体化”可能会变成一个由中国主导的经济圈。所以日本判断：还不如与欧美站在一起，牵制中国崛起，这样至少可以利用世贸组织框架得到更多实惠。为此，日本最初是想独自深化和发展它与东南亚的关系，比如，1997年，日本提议召开日本与东盟的首脑会议。
　　但是，日本的提议没有得到马来西亚的赞同，因为马来西亚一向与中国接近，担心日本的建议会给人一种“日本一东盟”联合排挤中国的印象。所以，马来西亚当时提议同时召开“东盟+1(日本)”和“东盟+3(中日韩)”，后来又加了“东盟+1(中国)”。这便是所谓“东盟10+3”的由来。
　　可见，中日韩，特别是中日是在互不信任的背景下，在东盟国家的推动下，以“东盟+3”为平台实现会晤的。
　　2、东亚一体化与美国的态度。日本起初在东亚一体化问题上的犹豫不决，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它的“脱亚人欧”思想在作祟，另外，日本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也是它不愿或者不敢“重返亚洲”的原因。
　　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时，当时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以亚洲的资本主义是“独裁资本主义”为由，拒绝了泰国、印尼和韩国的援助要求，致使这三个国家濒临金融破产，而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就是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大鳄索罗斯。
　　美国主导的IMF和亚洲开发银行对韩国等亚洲国家见死不救，令这些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极度失望，由此他们认为东亚必须加强合作，实现一体化，合作抵抗风险。当时，东亚各国最寄希望的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而当时日本也确实想偏离一下美国，借机发挥一点经济大国的作用，进而提高其在亚洲的发言权，于是提出了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建议。该“基金”主要由日本出资和掌握主导权。
　　然而，日本并没有很好利用这次危机在东亚发挥主导作用，其主要原因，除了它企图独自主导东亚事务，把这次危机看做自己发挥领导力的机会而无视亚洲其他国家的作用，因而没有得到认可之外，更重要的是美国不允许日本以任何形式脱离自己的控制“重返亚细亚”而成为主导东亚的力量。这一点，在上述1990年马哈蒂尔提议后，美国表示反对就已经得到证明。
　　所以，中日韩三国也只能在“东盟10+3”的框架内进行三国会晤，根本无法发挥主导作用。即使如此，美国也还是对“东盟10+3”表示了异议，前国务卿鲍威尔就说过，“美国反对‘东盟10+3’的模式”。
　　正因为这个原因，日本后来便开始建议“东亚”扩大成员，使东亚一体化成为一个开放的类似APEC的组织。如2002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新加坡提出了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10+3”构成“东亚共同体”的建议。小泉素以亲美著称，他在提出这个看似重视亚洲的建议时，把与日美价值观相同并与美国有同盟关系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了进来，还小心翼翼地特别强调，这是一个比较松散和开放的“共同体”，显然是为了避免惹怒美国。
　　由此可见，韩国虽然因为深受金融危机之害，所以态度积极，但因中日之间的结构性不信任，东亚一体化还是需要时间和时机来解决的。当然，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中日韩三国首脑能够以美国发源的金融危机为契机，在“东盟10+3”框架以外单独会聚一堂，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三国会晤的背景和深远影响
　　
　　“东亚共同体”虽然至今没有建立起来，但是，中日韩三国毕竟与东盟建立了定期会晤机制，特别是三国还在“东盟10+3”的框架内举行了多次会晤。三国利用东盟这个平台进行会晤，显然不能让人满意，关于中日韩三国应该在国际会议以外，即在东盟框架以外单独举行首脑会议的议论从没有间断过。此次福冈会晤迈出了单独会谈的第一步，那么，此次会晤得以实现的基本背景是什么呢?
　　1、东亚国际格局变动与美国金融危机是主要原因。近年来，东亚的国际格局变动是推动中日韩三国开始趋向合作的结构性原因。比如，就日本外交政策的调整来说，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必然引起日本的日益担心，特别是由于中、印这两个国家的发展而引起的美国亚洲政策的变化，即越来越重视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的作用和重视印度作为一个亚洲大国的作用，也促使日本不得不开始调整政策，因为日本意识到如果继续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早晚会“蜕化”成跟在中国、印度之后的亚洲“小伙伴”，日美同盟将成为徒有虚名的机制。
　　所以，安倍和福田上台以后都从各自的角度调整了日本的对外政策，开始产生偏离美国的倾向，尤其是福田上 台以后，提出了对美关系与亚洲政策的“共鸣”外交，其实质就是重新确立重视日本与亚洲国家关系的政策，使日本“重返亚细亚”。这便是2007年11月，福田执政期间，三国终于约定于2008年9月21日在日本神户召开首次会议的基本背景。
　　另外，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也是促使三国加强合作的重要原因。日本首相麻生太郎上台之初，因为政局的原因，曾经宣布推迟这次历史性会议。但是，面对美国爆发的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三国领导人都深深感到各自国家对东亚乃至世界经济的稳定，拥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在2008年10月北京召开的亚欧首脑会议上三国领导人经过协商决定年内举行首次首脑会议，联手应对金融危机和共同关心的各项重大问题。可以说，金融危机为三国首脑会议的成功举行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契机。
　　2、三国会晤的影响远远超过金融问题。其实，金融危机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契机而已，单从一般意义上讲，中日韩本来就应该主动加强合作，以此带动东亚的合作与发展。原因很简单，三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加起来约与英法德三国之和相当，是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在内的东亚全体的四分之三及其贸易的三分之二。所以三国利用东盟的平台，或在东盟的推动下进行合作，难免被认为是三国本身无所作为，难怪有人说，三国在东盟的框架内，以“东盟10+3”的形式会晤是“小马拉大车”。
　　因此，此次三国首脑会晤的实现，意义非同小可，尽管它的核心议题仍然是三国如何合作应对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的严峻挑战，用麻生的话说，中日韩合作扩大内需可以成为摆脱世界恐慌的先头，但是，就此次三国达成的共识的内容来看，意义已经超过了金融问题。这次三国达成的主要共识具体有四：一是三国首脑每年轮流召开会议，形成了机制；二是三国首脑为稳定市场，决定增加三国间“货币交换”额度；三是关于朝鲜无核化，三国认为应该一起与朝鲜对话；四是中韩支持日本在日朝关系正常化的努力。
　　特别是三国首脑签署的一系列协议中，《中日韩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作为主要文件，短短481个字，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该文件既表述了三国“为本地区和国际社会创造和平、繁荣及可持续发展未来的共同愿望和责任”，也表明了三国共同推进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经合组织等更大范围区域合作的愿望，文件还首次提出了三国面向未来，在政府和非政府框架内，开展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建立三国伙伴关系的决心。声明虽然没有明确提建立“东亚共同体”问题，但是，提到了“东盟10+3”、“东亚峰会”和“东亚地区论坛”等区域合作问题，特别是还提到了“三国面向未来，开展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建立三国伙伴关系的决心”，表明三国作为东亚最重要的三个大国必将成为区域合作的核心和火车头。
　　这次领导人会晤说明中日韩三国首脑能够从战略思考出发，顺应历史的潮流，为三国伙伴关系进入新时代铺平道路，三国的此次会晤必将有助于本地区实现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因此具有划时代意义。
　　
　　三国向世界发出了强烈的信息
　　
　　1、中日韩这次会晤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三国没有因争议问题的存在而失去努力的方向。比如，领土问题和历史问题就没有成为会谈的主要内容。在中日韩三国之间，多年来由于领土纷争与历史问题的争吵，尤其在中日和日韩之间形成了难以化解的隔阂，在这种背景下，三国能够以大局为重，顺利召开会议，标志着三国的成熟。也就是说，三国首脑在这次会晤中，求的是大同，存的是小异，比如，会上虽然各方也都向有关对方表明了在争议问题上的严正立场，但是中国总理温家宝还同时向日方转达了对四川地震时日本给予援助的感谢，而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则根本没有提价值观问题，协议中更没有出现“价值”的字样，麻生向温家宝表达的是他对中国斥资4万亿人民币拉动内需的赞许。日方相当重视这次三国会晤。麻生太郎在记者会上说：“这是可以称之为‘第一次中日韩三国峰会’的划时代的历史性会议。”事实上，这也是三国的共同评价。
　　2、中日韩之间的“大同”除了战略方面之外，还有文化方面。这一点从日方在会议地点的选择上便可以管窥一斑。提起福冈县的太宰府市，让人联想起日本平安时代的政治家、汉学家和诗人菅原道真为这座城市留下的“东风吹罢始飘香，梅花无主不忘春”的诗句。中日韩三国首脑终于在金融危机肆虐的寒冬季节不借外力会聚一堂，无疑是一次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签署了恰当协议的历史性会晤。
　　当然，会址选在太宰府市，不仅因为“学问之神”菅原道真在太宰府市居住和生活过，也不仅因为福冈是麻生太郎的家乡，而且是因为日本的九州在历史上与中、韩两国具有太多文化交流的记忆。三国领导人会谈的地点九州国立博物馆，就反映了日方的精心安排和良苦用心。九州国立博物馆是日本第四大国立博物馆并且是四大博物馆中唯一的历史博物馆。日本之所以把这个历史博物馆设在九州，据说因为九州是日本历史上与亚洲进行文化交流的窗口，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日本文化的形成与他们和亚洲交流的历史有密切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九州国立博物馆收藏了从旧石器时代到近代为止日本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有代表性的珍品，其中包括许多与中日文化交流有关的镇馆之宝。可以说，首脑会谈选在这个博物馆是三国向世界发出的强烈信息：我们三国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
　　据说，首脑会谈选在福冈其实也是韩国方面的倡议，理由除了历史文化考量之外，还因为日、韩两国常被说成“近而疏远”的国家，所以韩方希望在距离韩国最近的福冈召开，能给人一种日、韩两国是“近而亲近”国家之印象。既然如此，今后三国首脑会晤如果能够不拘泥于各自的首都，而是固定在三国相互之间最近的三个著名城市上海、福冈和釜山，也不失为一个恰当的选择。
　　福冈的梅花也许早已凋谢，但是三国首脑会晤的余韵却仍然回味无穷，我们希望东北亚三大国在这次聚首之后，能够始终保持“无意争春”，“只把春报”的精神，不但给常常冷却的三国关系带来暖意，也为寒气逼人的亚洲和世界经济，特别是为东亚的一体化带来一线春光。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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