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的若干重要因素_东北亚和平与发展论坛

　　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形势有着明显的多样性特点，各国意识形态不同，制度模式各异，历史恩怨交织，现实利益碰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域内国家间历史问题、领土领海争端、意识形态、文化理念以及国民感情等成为影响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几大重要因素。
　　
　　影响地区和平与发展因素的表现特点
　　
　　1、普遍性和多样性。一是领土领海纠纷牵涉域内多数国家。如中日钓鱼岛和东海之争、韩日独(竹)岛之争、俄日北方四岛之争等。二是国家间历史问题频出。日本右翼势力顽固坚持错误历史观，美化和否认侵略史，不断挑衅中、韩等周边国家的感情和政治底线，长期桎梏中日、韩日关系发展。三是各国文化理念同中有异。域内多数国家如中、日、韩、朝等同属传统儒学文化圈，但各国在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分别形成了差异较大、甚至对立的价值观念和体制模式。四是各国间国民感情友好指数长期在低位徘徊。
　　2、交织性和互动性。一是领土领海争端往往肇始于一定历史问题。韩日独(竹)岛争端系日本对朝鲜半岛侵略殖民的产物，俄日北方四岛之争亦同二战历史有关。二是意识形态等文化理念直接影响历史问题的产生和发展。美国出于意识形态和制度认同考虑而未对日本军国主义彻底清算，为今天日本同邻国之间的历史问题埋下祸根，而日本国民对历史“免责”的文化心理成为鼓励右翼势力在受害国感情伤口上撒盐的“正当”理由。三是各国间国民感情友好度同相互间历史问题、领土领海争端等因素表现出长期消极互动的趋势。
　　3、复杂性和长期性。域内各方在历史问题、领土领海争端、意识形态等问题上认识相异甚至对立，主张互不重叠，动辄以国家行为和国民感情强化意志，均未留太多回旋余地，彻底解决的难度大。协调历史问题和领土领海争端、推进文化理念认同、填补国民间感情鸿沟的前景短期内尚不乐观。这些因素将长期对地区和平与发展发挥潜在影响。
　　
　　负面作用：拉低了地区整体互信水平
　　
　　1、加深了彼此疑虑，增加了对抗风险。一是域内各国问历史积怨较深，互信基础薄弱。各国在历史上，特别是在二战和冷战期间的恩怨纠葛给彼此留下深刻疑虑，相互难以取信。如中、韩、朝国民普遍对日本侵略战争给本民族造成的巨大痛苦难以释怀。二是当前国际体系的“无政府”自助特点易导致领土领海和历史争端频发。域内各国为获取最大化的期望收益，多以“理性自私”原则和“有枣没枣先抡一竿”的心态对待和处理国家间争端，常常激化领土领海争端和历史问题。三是国家间争端反复唤醒并加重相互间已有疑虑，严重抵消彼此善意，恶化国民感情。如日本频频挑起历史问题和领土领海争端，使“韩官员怀疑日希望同东北亚邻国和平共处的意向”，“中国超过半数民众对日不亲近”等。四是“国家主权不容讨论”的观念定势和本地区危机管理的缺失常使国家问有关争端胶着于“非你即我”的零和式对抗。域内国家间领土领海和历史争议常常转化为政治意志和国民感情的对抗，甚至随时酝酿生成武力对抗的风险，而本地区尚无管理类似风险的机制。
　　2、刺激各国民族主义情绪蔓延，拉宽了国民感情鸿沟。各国以爱国主义为基础和核心的理性民族主义本属正常。但受历史问题、领土领海争端、文化理念等因素影响，域内国家间民族主义情绪存在非理性蔓延和泛滥的趋势。日本在同邻国的历史问题和领土领海争端上不断表现出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并与其国内政治右倾化形成恶性互动，急于甩掉“历史包袱”，加快谋求“正常国家”，四处激化领土争端；韩、中国民对日民族主义情绪长期高涨，甚至发生自焚、断指、体育赛事的涉日过激事件；高句丽等历史问题曾一度刺激韩国民族主义情绪，并致使韩国民对华友好指数下滑；蒙古近年欲借重温“大蒙古国”辉煌历史凝聚民心，“全蒙古”、“蓝色蒙古”等极端民族主义运动泛滥；俄罗斯东正教文化的救世主义培养了俄传统的大国心理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历史上曾多次表现出扩张性特点。
　　3、域内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对立根深蒂固。严重阻碍地区互信与合作。域内多数国家在文化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儒学理念与西方价值观交融、扬弃，形成各具特色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美日等西方国家视冷战结束为其意识形态战场的胜利，进一步强化其推行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全球战略，抛出“邪恶轴心”论，挑动文明的冲突，甚至以武力清除异己。在东北亚地区，冷战机制仍有存续，意识形态之争较为突出。尽管中美共同利益和互动增多，但美国强调中方“责任”，规范中方发展的意图隐现；朝美关系乍暖还寒，双边关系改善的努力迄今未取得令人欣慰的成果；朝韩民族和解曙光屡现，但实质进程举步维艰；日本新福田主义虽不再高弹“价值观外交”老调，降低了意识形态调门，但仍不断强化与美同盟；日朝疑虑由来已久，关系正常化谈判僵局难破。
　　
　　正面作用：为催生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提供了动力和可能
　　
　　1、各国对因历史问题和领土领海争端而可能付出的代价有清晰的预期和规避的愿望。国家间诉诸武力解决争端之肇祸于今后遗患无穷，使各国人民理性的避战意识不断增强，这在客观上为政治解决预留了空间，并累积了以和平合作模式解决争端的动力和政治共识。中苏(俄)、韩日等国之间分别因领土领海争端以及中日因历史问题曾多次剑拔弩张，但最终各方均选择了理性退让。
　　2、历史问题和领土领海争端的解决过程本身孕育着合作机制的磨合。随着国家间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和集体利益的累积，合作共赢范例之普遍成功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之屡获验证，为各国间历史问题和领土领海争端昭示了一条“和合”的解决之道。“避免历史问题影响现实关系”成为各方处理历史分歧的基本原则，“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也被证明是处理领土领海争端最可行、最有效的范式。中、韩同日本之间的历史问题不只停留在对日部分右翼政客和野心家的口舌和意志之争，更走出了旨在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共同研究之路。中国同朝、韩、蒙等国的共同历史为各方带来的也不只是历史认识上的分歧和对历史本身的争夺，中蒙、中朝合作申遗为各国基于共同历史的合作作出了榜样。域内国家在高敏感的历史问题、领土领海争端等方面磨合出共赢的合作模式，将对地区整体安全合作机制的生成产生“突破瓶颈”式的积极意义。
　　3、共通的传统文化和活跃的人文交流为地区合作营造了有利基础。域内多数国家同处传统儒学文化圈，并长期受佛教文化影响，在传统价值方面表现出较多共通性：均讲求仁爱忠信与天人合一，主张以民为本，唯此为大；倡导理性主义和中庸之道，主张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崇尚集体主义与和谐大同，主张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等。共通的儒学和佛教文化传统以其开放的气度、平和的心态、共生的理念、包容的精神和长久的生命力，为本地区培植了浑厚的“和合”思想底蕴。这一思想未因军国主义猖獗和冷战思维盛行而消弭，更被锤炼为当前的主流。同时，本地区活跃的人文交流也有利于促进文化认同，拉近国民感情，夯实互信基础。域内各国地理近便，彼此有着数千年文明交流史。历史上曾有鉴真东渡矢志不渝、空海遣唐虚往实归的佳话，近代日本曾是本地区传播科学技术和民主思想的发端，而当代“韩流”更是席卷域内各国。当前，域内多种模式的文明各放异彩，互为补充，各国间官、民交流规模空前、领域广泛。经久不衰的人文交流正在为增进相互了解，减少彼此疑虑，拉近国民感情，推进文化认同发挥“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目前看，东北亚地区内国家间历史问题、领土领海争端、意识形态、文化理念和国民感情等因素中制约地区和平、合作和发展的消极面相对较突出。但只要各方正视和尊重本地区的客观多样性，顺应发展模式多样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要求，注意挖掘和弘扬本地区传统价值理念，推进文化认同，抵消冷战思维，做大共同利益，拉近国民感情，特别是在高敏感的历史和领土领海争议等问题上磨合共赢的合作模式，将对本地区战略互信的增强和安全合作新规范的生成产生积极意义。
　　
　　(责任编辑：文博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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