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敢峰

　　“敢峰”这两个字映入我的眼帘，是1963年的事。那年我读高三，暑假到石家庄，在新华书店站着读书，一本名为《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的新书使我眼前一亮，而它的著作者就是“敢峰”。我设想着：敢峰就是敢于攀登前人从未敢于攀登的高峰之意吧？敢峰一定是一位学问很大的领导吧？那书的封面设计也很新颖：一只海燕正飞掠过苍茫的大海。翻开书页，字里行间的内容更是令人荡气回肠。主题曲是：人的一生不能白白度过，年轻人要立志活出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这本书一直陪伴我迈进北京大学，走上工作岗位。
　　没有想到的是，在国务院科教组上班的一天，單位领导给我们介绍从景山学校刚调来的一位新人，说是此人名叫方玄初，笔名敢峰。我一听就深感奇异：难道这位头发花白、温文儒雅的人就是敢峰？敢峰深沉老练，平日话语不多，爱抽烟，可能由于喜好思考，脸色有点发黄。他那夹烟的手指头被烟熏的带了颜色，有的时候能够看到香烟的白灰一直往下掉。在周荣鑫部长同“四人帮”作斗争的日子里，文字材料主要依靠他，他尽心尽力，经常废寝忘食，不知疲倦。后来“四人帮”反扑过来，周部长被活活整死，敢峰成了被责令“交代”的“罪人”。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他才露出难得的笑容。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举国一派思想解放的热潮。在敢峰领导下，人民教育杂志社环境宽松，不仅杂志发行量达到72万份，而且青年才俊一个个冒了出来。教育部大院里人们纷纷称赞人民教育编辑部出了能写文章的“四大才子”，他们是：李树喜、刘堂江、王有盛，我的名字也忝列其中。
　　翌年，贵州两个年轻人投来倡导建立人才学的一篇稿件，是我把那篇文章推荐给敢峰的。经他同意，那两位同志被邀请到编辑部修改稿件，我也谈了自己的一些构想，敢峰热情鼓励说：“人才问题学问很大，你们一起好好研究吧！”可以说，没有敢峰的热情鼓励就没有此后中国人才研究的兴起，他是我国人才研究事业的真正开创者、大功臣。
　　世事难料，提出要建立人才学的人在演讲中出现了一些错误观点。如若正确引导，完全可以端正方向，取得进展。没有料到的是，上纲上线的批判排山倒海而来，让社会对人才研究有没有存在必要、能不能继续研究产生了严重疑问。在这关键时刻，敢峰勇敢地站出来，为人才学这棵社会科学园地刚刚冒出的幼苗遮风挡雨。是他挥笔在《人民日报》撰文《为人才学一呼！》；是他克服困难艰难创办起风行一时的《人才》杂志；是他给中央领导写信说：“如果犯了错误，我们甘愿打屁股，打完屁股，还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敢峰因为支持人才研究而得罪了有权者，被迫无奈离开了他所钟爱多年的教育领域。
　　敢峰真是人如其名：敢字当头，敢想、敢干、敢担当！
　　几十年过去，于今，中国的人才学研究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人才强国战略”与“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一起写进了党章与政府文件。回头看敢峰，他当年为人才学而呐喊的话语仍然在我们耳边回响：“教育学和人才学研究的重心、侧重面都不一样。教育学侧重在教育，着眼于培养人才，至于如何使用人才、管理人才、调配人才等等，则不是教育学所能包含得了的。我从事教育多年，教育学的书也读过一些，我接触了人才研究之后，丝毫没有感到有了教育学就可以不要人才学了。恰恰相反，了解了人才成长规律和特点，对研究教育学和从事教育工作大有好处。”这段话的正确性，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它是多么具有认识上的穿透力，何等的高明！
　　我是学历史的，深知“回头看”的重要。有些问题之对与错，一时难以看清，往往需要等待一段时日加以沉淀。或者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退馈”，就是后退一段时间，与当时的事情保持一段距离，才能看到历史反馈给人们的事情真相，明了是非。但是，到了这样的时候，非的一方不言不语了，而是的一方却再说也无用了。略改一下李商隐的诗句，叫“此事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厚道宽容的敢峰做了一次惘然人。
　　好在，历史的真实不会被埋没，它作为中国人才研究史上重要的一页，永远留存在人们的心中。
　　敢峰，今天老了。敢峰，其实永远不老。
　　（作者系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著名人才学家。曾任《人民教育》编辑部总编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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