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外战争的隐秘逻辑 [奢侈中国的隐秘逻辑]

　　“法国巴黎的繁华与奢侈曾一度属于日本人与俄罗斯人，现在它们开始属于日渐富足的中国人。”9月15日，《纽约时报》一篇报道这样写道。 　　人人都爱奢侈品。中国人自也不例外。
　　所以，毕马威与汇丰的研究报告都认为，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汇丰的报告更指出，中国今年将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
　　能够支撑这个世界第一的，毫无疑问，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私人财富的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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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质上，奢侈品消费与中国社会倡导的勤俭持家传统相左。
　　历史上封闭的中国社会，勤俭持家则是处江湖之远的穷苦人家的传统和美德。那些居庙堂之高的豪门贵室，自然可以通过权力和特供体系，导奢导淫。
　　推行市场经济之后，经历了贫穷苦难的中国人，追逐财富的冲动，在广度和深度上，超越了历史上任何时期以及任何一个国家，并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主流价值，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
　　在西方商业文化塑造的财富神话和成功形象中，奢侈品象征着财富、地位和消费品位，是成功者的象征。
　　借助着中国的开放政策和全球化，时尚刊物和影视及广告作品中传播的对物质主义的崇拜，各式明星身体力行的示范，相当程度上释放了乍富起来了的民众对于奢侈品消费的追求和感官刺激的欲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奢侈品挟着西方老牌商业文明的优越感，在中国这个新兴消费市场兵不血刃，攻城略地，所向无敌。
　　勤俭持家的传统，迅速被在商品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抛弃，连挽歌都没来得及谱。
　　不过，个人基于自己的能力和对未来景气的判断，追逐奢侈消费，对中国并非坏事。这也是多元社会多元价值体系的一元。
　　个人对于奢侈品的热爱，首先是一种个人的权利，而不再由豪门贵室独享。
　　王谢堂前燕，终入平常百姓家。
　　这一过程中，一种新的平等、一个新的社会格局正在酝酿。
　　奢侈品在阶级认同的过程中，意义非凡。欧洲的一些著名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阶级不是在生产中产生，而是在消费中形成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
　　现代奢侈品文化源于资本主义早期。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描述当年新兴的财富阶层，通过金钱和奢侈品消费，打破了中世纪以来世袭的社会格局，跻身于上流社会的过程。
　　“品位不仅反映阶级差异，而且作为一种工具建立和维持了这种差异，” 法国社会学家布厄迪则指出，“阶级认同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和相互关联的。其结果则是，文化消费成了阶级间变动关系的一种功能。”
　　桑巴特和布厄迪的结论来自于对欧洲历史的研究，但当我们循着桑巴特和布厄迪等人的指引，也会发现，尽管奢侈品在中国大行其道引发了诸多非议，但奢侈品消费同样象征着打破了原来的政治至上的阶级格局，金钱解构了旧式的阶级鸿沟，而让贵族消费特供消费走下神坛，人们在消费领域对奢侈品的消费，实现某种平等。随之而来的，是一定意义上社会平等的实现。
　　毫无疑问，在奢侈品统治的地方，过去一些封建的、宗法的以及田园牧歌式古老的传统被彻底破坏了。一种新的关系正在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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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下龙种，收获的有可能是跳蚤。
　　当奢侈品无所阻挡地君临天下，在大众层面，其形象却日益负面。
　　在引发公众高度关注的公共事件中，奢侈品大多在现场，成为引爆公众情绪的一个触媒。因此，与奢侈品消费相伴随的，总是摆不脱贪渎、暴富、小三、二奶、穷奢极欲等负面评价。
　　这一点上，奢侈品真是比窦娥还冤。
　　这与现代商业文明包装的奢侈品阶级与品位神话大相径庭。
　　在新的社会关系形成过程中，奢侈品消费这朵商业奇葩也结出了恶的果实。
　　细究，这与中国社会的奢侈品畸形消费紧密关联。
　　如前所说，现代西方商业文化把奢侈品消费塑造成了财富、地位和消费品位和成功者的象征。标签式消费，是所有社会消费奢侈品一种直白的社会心理，也是维持奢侈品消费者与其他阶层财富和消费文化差异的工具。
　　在中国，在物质主义和成功主义成为主流社会价值后，奢侈品就是身份和成功最主要的标签。这也为奢侈品的畸形消费确立了榜样――在权钱交易中，奢侈品成了抢手货；在资源型和政商勾连型暴富的商业群体中，奢侈品也成了塑造新成功者形象的时尚。
　　但中国新富和新贵阶层对奢侈品的消费，并无创新，依旧循着传统的老路。
　　作家王跃文在微博上说，开名车的漂亮小女孩，不是老板的女儿，就是老板的小三。桑巴特指出，奢侈生活是非法爱情的结果。凡是在财富开始增长而且国民的性要求能自由表达的地方，我们都能发现奢侈现象很突出；女人对物质的无止境欲望，男人对女人的无止境欲望，财富和自由满足了这样的欲望的实现，由此变成了奢侈。
　　这也是奢侈品在中国大量消费的一个背景。
　　在中国历史上，商人地位低下，结交权贵，与权贵保持亲密关系，或者通过花钱买得功名，给自己披上政治的保护色，是保有财富的一个重要手段。金银珠宝成为建立和维系这种关系的手段。
　　虽然中国推行市场经济已近20年，但中国依然是一个资源高度集中的社会。企业，甚至包括技术创新和现代风险投资支持下产生的新式企业，都依然需仰政策和垄断资源的鼻息，遑论那些传统的资源型企业，或依附于垄断资源之上延伸的企业。
　　在获取某种亲密关系或保护关系，以确保财富安全和增长的过程中，奢侈品当仁不让地扮演了特殊的角色，成了润滑剂。
　　权贵与新富的结盟，使传统的经济活动更具垄断性。新富们也就更加注重权势关系网络的经营，而不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以及管理水平的提升，经济发展的动力也就渐渐失去了，人们更注重财富的重新分配，而不是创造。
　　而一些权贵也毫不掩饰对于财富和奢侈消费的追求。
　　不仅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喜欢奢侈品，他们周围的特定关系人，也成了奢侈品的当然消费者。
　　从公开的各式贪渎案件里，我们可以得到充分佐证。
　　奢侈品不断出现在各类惨烈的公共事件中，也不断出现在各式查处贪官污吏的公开报道中，一再刺激了公众的感官和情绪，奢侈品不幸成为代罪羔羊，成为公众愤怒情绪宣泄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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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奢侈品成为众矢之的，套用弗洛伊德的发现，这是一种“移情”，即人们把对某种事务和事件的情感，转移到了另一种事务身上。
　　公众痛恨的并不是奢侈品本身，也不是正常的奢侈品消费行为，而是对奢侈品的畸形消费行为所代言的故事的愤怒。
　　奢侈品在中国的消费出现畸形，除了经济快速发展财富累积的原因，更大的动力源自于腐蚀性的政商勾结型消费、权力型消费、寻租式消费。
　　被公开的贪渎案中，每一件奢侈品背后，都有一个政商勾结寻租的故事。而在这样的过程中，原本应该属于公众和社会的财富，迅速被转移掠夺。公众无法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这也是一边GDP高歌猛进，却难以惠及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经济发展民生却日益艰难的时候，任何对于奢侈品的炫耀式消费和畸形爱好，都直接刺激了公众的情绪，让公众的被劫掠感更加强烈。而每一次具体的悲剧性事件中，奢侈品与当事人的傲慢，都成了扇动公众愤怒情绪的蝴蝶翅膀，而且越来越严重。
　　全球化时代，普世价值正在被普遍接受。工业领域里，任何一种全球著名品牌的生产过程，是否破坏环境，是否血汗工厂，都受到了非政府组织比较严格的监督。但在奢侈品消费领域，与利益输送相关的消费，并没有受到类似的监督，但其破坏性却不言而喻。
　　依托政商勾结的畸形奢侈品消费，不仅挑战着中国社会的司法，影响着社会的经济活力，和公众的道德，同时也在摧毁着奢侈品本身的商业神话。奢侈品形象在中国公众中和媒体上形象的跌落，就是个指标。
　　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只有在社会制度建设上取得进展，真正割断了政商之间的利益输送，并让公众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消弭了公众痛恨的情绪，奢侈品在中国的形象，也才能复归其商业面目。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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