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惊梦 危宫惊梦

　　十月初我从香港搭飞机,去温哥华影展做“龙虎奖”的评委。已经十二年没有去这个城市了,偶尔看到有关温哥华的新闻,大多和赖昌星有关。有部电影叫《坏蛋睡得最香》,不知道赖先生在这座移民城市里偷生,睡眠是否和在厦门时候一样的好。温哥华成了中国亡命者的归宿,富人的桃花源,贪官谋划出走的远方。
　　飞机上看报纸,整版关于钓鱼岛的报道。中国开始用稀土反制日本,成都的年轻人开始上街游行。日本是中国人现代化路上遇到的虎狼,晚清以来国人屈辱的记忆每次都会在钓鱼岛问题上苏醒。有人在比较中美、中日的海军实力,同一张报纸上的两篇文章,一篇说解放军有能力一战,另一篇则说依目前实力还是韬光养晦为好。我看糊涂了,便糊里糊涂睡了过去。
　　飞机一落温哥华,到达大厅里便响起广东话广播。这让我感到亲切,香港之外好像世界各地的机场只有温哥华有这项服务。这里有很多香港移民,九七前尤甚,城里著名的中餐馆就叫“翠亨 ”。孙文先生四海为家,他老家的名字也便四海皆有了。看来冬奥会对温哥华还是有些影响的,多了些新建筑。倒是电影节接待客人的酒店没变化,一进屋门,连衣服也没脱便在床上睡着。
　　这夜,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五棵松体育馆,正在举行一场巨大的集会。北京有五棵松体育馆吗?我不知道,但梦中是这样的。很不幸,集会是由占领者日本人举行的。在梦中,北京又被日本军队占领了。一群时常在媒体上露脸的中国人,被集中在体育馆的入口处。队伍中没有人喧哗,也少了平常的意气风发。我从入口望进去,里面每一排都坐了几个拿着洋刀的日本军人,他们旁边的空座位上贴着名签,名签上有白岩松、水均益、也有梁文道、陈丹青、张艺谋、章子怡、郭德纲……我眼一黑,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整个会场到处是木刻的樱花和不熟悉的军乐旋律,我们这些被占领土地下的所谓文化人,惶恐地聚集在一起。这时候,有军人吹响哨子让我们入场。一群人站在门口痛苦之极,梦中的贾樟柯告诉贾樟柯:你如果往前走一步进去,就会成为周作人、就会成为胡兰成、就会成为像那些前辈一样的汉奸,你要往前走一步吗?在梦中我经历了此生最大的焦虑,我一下子醒来,发现自己泪流满面。
　　醒来后,知道是梦我还是好羞愧。这种强权下的选择是如此屈辱不堪,这是中国历史传承给我们的焦虑吗?
　　天一亮又是新的一天,电影节说有中国来宾要外出观光。我上了车,车里没一个我认识的人,他们是电影工作者吗?好像不是,原来这是国内旅行社和电影节合办的温哥华电影节考察团,车上坐满了“制片人”。大巴直接开到温西山上豪宅区,这些制片人立刻就变成了大陆看房代表团。他们仔细询问着价钱,法律手续,一点都不是起哄,真金真银的马上就要干上了。不知这是不是大国崛起的绝好例证?钱多了,好像可以买下一切。市场成了中国的唯一的砝码,中国人变成只有一个身份――买家。我们只是世界的客户,说明我们在文化上还远远不是主人。
　　晚上电影节放映《海上传奇》,开演前进来一位90多岁的上海老奶奶。听说她1949年离开上海后,再没回去过。放映结束的时候,看她的家人把她用轮椅推走。我不敢跟她交谈。对电影,对上海她怎样反应,我都无法承受。离开家60年,看到今天的上海,她会跟我说些什么呢?长久的分别,再次相遇的时候都会是一种尴尬。
　　有一位女生,20岁左右怯生生的样子,放映后她问:导演,我想问你一个会让你不愉快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拍这样脏兮兮的上海,拍这些有政治色彩的人,给西方人看吗?我说:我在拍一个真实的上海,上海除了浦东、淮海路之外,还有苏州河两岸密集的工业区,还有南市那些狭小的弄堂,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上海就是这个样子。女生突然愤怒起来:那你有没有考虑,你的电影被外国人看到,会影响他们对上海,对中国的印象,甚至会影响外国人对中国投资的信心?我也愤怒起来:想那么多外国人干吗?就为了那些投资,为了外国人怎么看中国,我们就忽视一种真实的存在吗?
　　短暂的沉默后,女生对我轻蔑地一笑,说道:是啊!为了祖国的尊严,我们当然不应该描述那些人的情况。
　　我被她的话惊成了傻子,我突然发现了这些“爱国主义者”的逻辑,那就是基于那些虚幻的国家意识,而忽略活生生的人的命运,这就是今天不知怎么形成的畸形的爱国主义。脱离人本主义的爱国主义是可怕的,不尊重个体权利的爱国主义是专制的。这样的“爱国者”,实际上是“爱国贼”。中国文化如果集体回避我们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的文化没有能力反映我们生存中的真实困境,这个国家会怎么样呢?基于这样的“爱国主义”,我们被“爱国主义”奴役是非常可能的。
　　今天我们用电影描述我们的不堪,给社会一种改变的要求或许才是可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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