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广昌的生存哲学 郭广昌 武汉大学 哲学

　　一个石匠和菜农的儿子成了上海“盖茨”。 　　18年前,他还不过是一个骑着自行车满大街做问卷调查的年轻人,看起来就像任何一个你见到的保险推销员。 　　18年后,在2010年福布斯世界富豪排行榜上,他有的是超过4亿美元的身价、多元化的公司和各种头衔。普通人的生活中会不小心就接触到他的“产品”,住房、医药、媒体、百货……甚至是你家里的一片钢铁,难保不是来自他投资的钢铁厂。
　　“对年轻人来说,他的经历简直是个神奇的中国梦。”一个正在创业的青年人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不过,也有人说,他是一个幸运的机会主义者。
　　他是郭广昌,他一手缔造了中国综合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复星。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家企业的成长,正是郭广昌人物性格与价值判断的产物。
　　
　　听话和主见
　　1967年出生的他和同时代很多企业家一样,小时候记忆里填满了绿油油的庄稼、打不完的猪草和崎岖的山路。家里有两个姐姐,郭广昌的出生为家庭带来了额外的希望。他所在的浙江东阳,号称盛产两样人才,一是博士,一是建筑工人。郭广昌的爸爸就是东阳庞大的建筑大军中的一员。郭广昌很小就有子承父业的危险。
　　不过,他很幸运,父母很支持他念书,希望他借此跳出农门。
　　1977年,他生命中的第一个转折来了。“1977年,我10岁,小学三年级左右,那之前读书是很松的,基本没怎么读。小平出来后恢复了高考。我父母很认真地对我说:‘现在不需要靠推荐了,读初中、读高中,你可以自己考了。’他们给了我很大的特权――不用拔猪草,认真读书就可以。以前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去弄一筐猪草回来,才能吃晚饭。”
　　郭广昌凭着这个“特权”,努力念书。不料14岁时,父亲在工地爆破中受伤,从此只能在村里一家集体企业当门卫,领取微薄的薪水度日。而两个姐姐也不过20岁,在生产队挣不了几个工分。日子越来越难。
　　这却给了他更多的学习动力。母亲对他说,一定要争气,我们是穷苦人家,你要好好读书,争取有出息。
　　考上东阳中学后,意味着郭广昌离家求学。当时教他的老师吴加清,回忆起1985年毕业的郭广昌,发现当时几乎没有找郭广昌谈话的机会。每天跑步,郭广昌从不掉队偷懒;考试总是前几名,非常稳定;课余,他泡在学校图书馆里大量阅读课外书籍。这是一个典型的不需要操心的好学生。
　　但是,他又不是那种无原则、完全听话的学生。一次班上搞活动,按照常例,学生要上交活动总结。唯独郭广昌不交。“他觉得这没必要总结,也没什么可总结的,与其说大话套话,还不如一言不发。”
　　快毕业时,郭广昌为了尽快改善家境,报考了中师。免学费,而且毕业后就能当老师,贴补家用。这是很多农家子弟向往的工作。但金华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摆在他面前时,他却没有想象中的喜悦,失落和不甘的情绪,让他左右为难。
　　东阳虽然是个小地方,但是这里有博士市的美誉,出了很多名人。郭广昌在课外,常常读到这些乡贤前人的过人之处。深思熟虑后,他决定为更长远的目标奋斗,鼓起勇气告诉母亲,自己要放弃中师改考高中,念大学。母亲生气了,两个姐姐也沉默不语,唯独父亲,拍了拍他的肩膀,鼓励他。
　　最终,他走入了复旦的大门。
　　
　　哲学之上
　　就在郭广昌拿着哲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用新奇的眼光打量上海时,王传福已经来到了长沙中南大学。这时的黄光裕在北京初出江湖,带着4000元钱,在前门珠市口大街,开着一个卖服装的小店铺,后来转卖家电,取名国美。
　　日后,他们先后出现在福布斯富豪榜上。现在看来,他们起点何其相似。王传福比郭广昌大一岁,黄光裕比郭广昌小两岁。他们都是农民出身,家境贫寒。他们都抓住了时代给他们的机会。前两个,靠知识跳出了农门。而后一个,虽然没进过大学,但是市场经济开启的大门,让他从投机倒把的小商贩获得了野蛮生长的可能。
　　若干年后,王传福从研究院辞职下海,他的比亚迪公司,以专业化受到业界追捧。黄光裕,他的零售帝国最早显形却又最先退席,因罪身陷囹圄。而郭广昌则选择了一条少见的商业道路――多元化的投资集团。
　　故事给了他们同样的开始,却因为他们的专业背景、性格、做事方法的不同,演绎出了不同的版本。
　　回到郭广昌身上,他的商业帝国还要从他的哲学专业说起。
　　郭广昌说,学习哲学有三种人,一种是进不去;一种是进去了出不来,迷失在完美主义里;还有一种是进得去也出得来,这是最高明的。他谦虚地说自己大概是属于进不去那种。实际上,他看起来更应当属于第三种。
　　他很惬意地回忆大学的岁月:那时的复旦和现在很不一样,白天穿着破军装,晚上在寝室里为马克思、列宁和中国的命运前途争论不休。
　　但他并没有迷恋于哲学思潮而忽视了外面真实的社会。1987年和1988年暑假,他骑自行车分别沿京杭大运河和黄金海岸进行考察。彼时,海南刚刚建省,是当时中国改革的前沿城市,在那里,他看到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摆地摊、做小买卖,但仍有越来越多的人带着希望进入。
　　在毕业之前,郭广昌意识到,单纯的哲学讨论并不能改变社会。他留校当了团委的老师,认识了同事梁信军。他告诉梁信军,他打算出国,并借好了钱,准备去办签证。
　　但命运之手又一次让他既定的轨道改变。1992年,邓小平南巡,民营经济的地位受到肯定。此时,郭广昌敏锐地捕捉到中国社会将发生的变化,便决定留在国内。“以我的个性并不适合做官,做老师又怕误人子弟,小平南巡之后,(政府)说可以做企业……”郭广昌就此下海了。
　　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与农民之间,一直缺少一个中间阶层,到当代还表现为只有政府、家庭,而没有企业。“只有社会结构的根本改变,只有中产阶层的产生,社会才能进步。”
　　1992年,当他和同事、朋友梁信军白手起家,创办咨询公司开始,就注定了他以非哲学的形式参与社会的发展和变革。
　　郭广昌不像王传福那样,有很强的技术背景。而他学的哲学,虽然不是一门显学,但这让他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理解更为深刻。他在外一直讲的企业理念“修身•齐家•立业•助天下”即源于此。
　　哲学学的是方法论和世界观。郭广昌最初的生意咨询公司本来提供的就是方法论,这为郭广昌积累了第一笔资金。后来,他做到了多元化,仍然没有放弃哲学式的思考。
　　很多人注意到复星多元化的投资模式,业界也常有质疑。郭广昌说,每个企业根据自身特点,找到一条最适合自己的道路,这是企业家每时每刻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打个比方来说吧,我反对把树上的叶子摘下来做研究,那样的话你所研究的样本永远是死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理论研究者的工作非常重要,但是我希望学院派做研究的时候不要把叶子先摘下来,那样的话就不会有森林的存在了。”
　　
　　控制自己
　　一位记者曾如此描述郭广昌:安安静静却隐藏有攻击性,亲和力掩盖着坚定无比的防卫心态。这让郭广昌身上最常体现两种表情,一是客气的微笑,一是沉默。
　　熟悉他的人对《中国周刊》记者说,郭广昌话不多,即便是在复星内部,开会时,他总是寥寥数语总结。
　　这种沉默背后是一种对自我的控制。就像说话,他说,“我说出来的都是经过思考,逻辑上比较完整的东西。”而对于没有把握的话,他就选择不说。
　　2010年,当记者问他,好像跟时下振臂一呼的人相比,郭广昌沉默许多。他开玩笑说,“你看街上匆匆行走、不振臂高呼的都是抱着孩子的妇女。我就跟他们一样,不会振臂一呼,我怀里抱着复星。”
　　这些年来,他确实是怀抱着复星小心谨慎地走路。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其他民企遇到的问题,复星多少也遇到过。但在严厉的几次宏观调控下,复星都挺了过去。这与他内敛小心的性格不无关系。
　　他自称“我是一个很小心的人”,好多人都觉得复星发展得很快,其实并不快,比如,对海南铁矿的投资,复星从关注到签署合作意向书就用了将近4年的时间。又比如为了入股中小城市商业银行,复星已经跟踪研究了很久,从排名全国前列的中小城商行中选出了2-3家,跟踪研究,4年来每年都会去访问。另外,“我们现在的负债率其实还可以,外界有很多误解,就觉得我们是风险偏好型。”
　　在2007年,有记者就德隆的问题采访他,一向稳重的他,情绪突然在瞬间晴转多云,他变得十分激动:“你们(提问)的前提和基准是什么?你们心灵深处是什么?”他语速极快地质问,“你们是不是认为复星跟德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德隆比较不幸倒下了,复星应对得比较好,就活下来了?这种前提和想法就是错的。”他轻描淡写道:“德隆不值得拯救。”
　　郭广昌确实不是唐万新,也不像黄光裕。
　　被称作狂人的唐万新曾说,“我就是想当民族英雄”;黄光裕则追求“激进与速度”,他说,“有三分把握,我就敢去做。”
　　而郭广昌说:不要妄图控制世界,一定要控制自己。当感到疲倦、受到诱惑的时候,控制自己往往会决定事情的走向。
　　这样的性格和处事方法,也是复星的生存哲学。“不要去做会让你死的东西,或者尽量避免去做;守住底线,然后创造空间。”
　　复星是一个庞大的投资产业链,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糟糕的局面。他对资本市场的理解是,正确做人、合法做事是第一位的。这点钱可以不赚,但不能光顾赚钱而罔顾自己的未来。在资本市场上生存,首先要控制风险。正因为资本的后面代表的是人,所以做投资实际上是在跟自己的人性做斗争,必须克服人性的弱点。
　　人性的弱点是什么?郭广昌认为,第一个弱点是贪婪,“在做每一笔生意时要赚七分的钱,不要赚十分的钱”。
　　
　　合作精神
　　庞大的投资产业链意味着复杂的合作伙伴,以及众多的市场对手。
　　奇怪的是,建立起一个商业帝国的郭广昌,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杀气”,他说,“我可能跟你是竞争者,但我一定会用我所有的努力来给予你同样的竞争机会,我不会用贿赂或者做种种不道德的事情跟你竞争。有好的商业文明,我们才能做好自己的事情。”
　　他更具传播力的一句话是:合作最关键的不是看到对方的长处,而是能否容忍对方的短处。
　　这或者能够解读,为什么在这样一个产业帝国里,他有如此之多的业务往来,却能够维系较好的关系。尤其在跟国企的合作方面,当其他民营企业和国企合作陷入国企资产流失,或者出现群体事件时,他和国企,如南京钢铁、招金矿业、国药控股等的合作,最后都水到渠成,安然无事。他可以控股、也可以参股国企改制项目,并不一味谋求老大地位。
　　在他看来,人性的第二弱点是懦弱、恐惧或过度自信。而他恰恰认为自己“不太自信。” “所以我喜欢去听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想。我也不是一个很喜欢做决定的人,最好的决定都不是我做出来的。但我也从来不回避,必须做的决定我也会去做,因为这是本分。”
　　倾听别人的人,更容易获得别人的认可。比如,郭广昌总是被外界认为在“整合”人才方面很有一套。“很多团队每个人都很强,分裂后能做得更好”,而复星核心的创业团队“都觉得自己能力不足,留在一起反而可以做得很好。我始终对自己的不足有充分了解,所以总希望凝聚一批人一起去做事。”
　　凝聚一批人做事,这是郭广昌对于合作精神的核心态度。这一点,在2006年复星换标事件中得到完美的呈现。当时,设计出来的新标识将匹配一个新口号,公司为此邀请了国际著名机构对此进行研究,但众多的标语让董事会难以取舍。最后还是郭广昌打破僵局定下了“汇聚成长力量”六个字。
　　之后,他在解释这六个字时说,“企业的发展像一条不断流淌的河,我们每一个人正像河中的一滴水,无论是在上游、中游还是下游,都能找到自己汇入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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