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良知】 良知

　　“政府的良知”，语出温家宝总理“两会”之前与网友的交流：“现在在国民收入分配当中，居民收入的比重比较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分好，是政府的良知。” 　　良知说的背后，是社会收入分配，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两会”前，新华网和人民网调查显示，收入分配是今年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
　　这并非一日之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48.8％下降至2007年的35.4％，下降了13.4个百分点。背后，实际上是消费能力的不足。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78年到2006年的近30年里，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只有6.7％，每年经济增速却是两位数。另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占中国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
　　贫富分化是一个社会的正常现象。但中国的贫富分化，实际上许多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公平引发的，市场并没有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造成了无论在一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中，都存在一部分群体对另一部分群体的掠夺和欺凌。
　　“蚁族”、“蜗居”、“被加薪”等这些网络话语的迅速流行，实际上表达的是社会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严重不公的一种情绪。
　　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曾经说过：“一个社会的消费者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
　　社会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已经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中国模式遭到质疑。经济危机让许多专家学者认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必须调整收入分配方式，将促消费作为调结构的核心。“促消费”由此成为2010年的工作重点。
　　近来，最高决策层密集表态，将着手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3月5日，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提出，应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他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
　　收入分配改革的大方向已经明确，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期待改革政策的落实。
　　但在这一改革过程中，我们需要警惕和遏制社会财富分配的工具化倾向。
　　金融危机初期，广东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或倒闭，引发劳资纠纷甚至群体性事件，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广东有关部门为帮助企业渡过危机，特别提出，对涉嫌犯罪的企业特别是目前仍在营运的困难企业，要慎用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而有关人士和部门，一度提出暂缓新《劳动合同法》实施的意见。
　　事实上，这种以牺牲普通劳动者利益为代价的所谓“救市”措施，既无法达致目的，也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造成了社会的困扰。
　　如果仍有人心怀侥幸，仅仅把这一次调整收入分配方式，视为促进消费、打开内需市场、调整经济结构的手段和工具，这种机会主义的心理，很可能最终使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的努力功亏一篑。
　　良知是制度之魂。基于让人民生活更幸福和更有尊严而进行的国民收入分配调整，才有可能最终带来消费能力的提高，并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1973年，已故著名学者顾准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谈到资本主义的改变时认为，新技术的不断运用，使资本主义老是在发展；而工人有力量在订立集体合同的谈判中，把通货膨胀造成的实际工资下降捞回来，也帮助资本主义解决了消费不足的危机。顾准指出，这是“多元主义哲学、学术自由和民主政治”的功劳。
　　如今我们已经见识了新技术新经济的财富效应，这是做大蛋糕的一种努力。而政府也应通过制定法律政策，支持并提高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的集体议价能力，从而提高个人工资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如是说。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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