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微博 [微博\知识分子与公民社会]

　　本刊2010年岁末特刊的“年度特别奖”颁发给了一种新型的互联网传播方式：微博。本刊记者田磊在特刊中撰文《微博：新技术的美妙与危险》指出：“互联网总是不断地创造着各种形式，为信息、辩论创造新的公共领域和空间，但它又总是呈现出一种中性的面目，它本身不提供价值判断和导向作用，既包括鼓励民主的潜在行为，同时也为新的操纵、社会控制和传统地位的巩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那么，微博在当下中国的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已经扮演或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微博作为昙花一现的推特(twitter)之后的新传播形式，能够有效且持续地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吗？
　　
　　 微博、知识分子与话语权力的转移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我谈一下新媒体中出现的最新事物――微博。中国微博出现的时间不长，但是发展很快，引起我一些思考。我首先发现现在的中国已经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10年前在研究公共知识分子时我谈到，中国知识分子自1990年代分化为学院知识分子和媒体知识分子。媒体知识分子主要是借助传媒来发言，形成公共影响。过去的学院知识分子和媒体知识分子似乎还有各种藕断丝连的关系，一身兼二任。传统的以报纸为载体的媒体知识分子，他们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受制于报纸的发行量和相关读者的阅读趣味。
　　微博出现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个新媒体已经将原有的媒体知识分子完全独立开了，出现了一类新的知识分子，我们称之为“意见领袖”。这类“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量化的，比如看他在网上有多少粉丝。这类意见领袖和我们过去所讲的专家学者之间完全分化了。我现在提出两者的一个分野，即学院知识分子代表着一种权威，但是现在的意见领袖，他们掌握的是权力。什么权力？话语的、舆论的主导权。这里面权威和权力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分野。过去之所以认为知识分子掌握话语的权力，用葛兰西的话讲，那是因为知识分子掌握了一套关于知识和话语的解释霸权。
　　我并不认为今天的意见领袖没有知识，他们更多地诉诸常识。他们非常强调常识，在他们看来今天的学院知识分子们有了知识却忘记了常识，而他们认为中国当下的很多问题是仅需要常识就能解决的。所以说，微博上诉诸的都是常识，140个字以内你能诉诸理性吗？你能表达非常复杂的知识吗？不可能。当然某些意见领袖的言论不仅呈现常识，还有道德勇气，但是总体而言，这些已经和学院中的知识没有什么关系。
　　另外，我认为新媒体有一套自己的话语方式，形成了以意见领袖为核心的常识系统。这个现象是新出现的，有些报纸甚至要将时评版以“微博”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会不会在潜移默化中重塑了我们的话语方式，会不会使我们将问题的答案越来越简单化呢？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被那140个字摆布。一条微博要想大量被评论被转载就必须在语言上下功夫，必须出彩，如果是四平八稳地讲道理，那么你就out了，因为没有人有耐心去细读你的文字。由此可见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它的规则是不一样的，形成意见领袖的话语策略很值得分析。这其中我有一个担心，我认为新媒体有一种魅力，它内在有一种自身的逻辑，而这种逻辑会改变你的思维和话语方式，有可能会颠覆知识分子原有的那种理性的思考方式。比如看我的微博和看我的文章你会觉得这是两个人，微博上的我会显得比较刻薄，也不太理性，经常用反讽的方式来发表意见。那和我的文章的风格完全不一样。这是两种不同的逻辑。我所警惕的是，一旦某些人陷入意见领袖之中，一个人的逻辑是否会被微博的话语方式所摆布？意见领袖们是需要自省的，但是现在缺乏自省。
　　微博和BBS不同，BBS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平等的交往，虽然BBS中存在一些有影响的网友，但是讨论的话题不是以他们为中心的。而微博是以某些个人为中心，形成了一套互相交错的复杂的网络系统。传统以纸媒为依托的媒体知识分子，他们和公众的接触是单向的，得到的反馈是间接的；而在微博上意见领袖与公众间的来往是双向的、直接的，而这种双向的互动又是不平等的。以某些意见领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个“意见部落”，真的能实现哈贝马斯所说的理性对话吗？显然是不能的。意见领袖一个个像教主，这些教主你可以捧也可以骂，但更多围绕在其周围的人是对他有兴趣的。“意见部落”的形成及其组织结构就显得非常有意思，这和我们以前说的“民主”相比，似乎是另一个发展方向。重新回到了韦伯所说的charisma，你首先要有魅力，这种魅力可以是道德的魅力、人格的魅力、智慧的魅力或语言的魅力，总之你要吸引人，能够将很多fans吸引过来。这种新的组织方式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其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思考。这就引出我们的第三个问题，既然微博的动员能力极强，会不会形成以意见领袖为中心的社会运动呢？
　　以微博这种传播方式为中心形成的民意，我们叫做“围观就是力量”，传播成为一种力，在微博上体现得最为充分。这种力意味着什么？能够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形成一种公民社会吗？这个问题我现在还在思考。前两年我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思考是比较悲观的，中国有市民而无市民社会，有公民而无公民组织。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亚群体，但是他们是一些相互孤立的“分子”，看不到一种有机的方式把它们组织起来，但是微博的出现改变了这种情况。通过微博提供的技术手段和强有力的传播方式，使得各种各样相互之间孤立的个人或群体形成了一个网络，对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关注。
　　去年的上海10万人献花，就是通过微博组织起来的。那么微博是不是一种公民运动的方式呢？现在看来已经得到印证了。微博提供了这样一个技术空间，让没有一个中心的大众产生了力量。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微博所形成的公民运动，它最后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气场，这个气场影响之大，难以想象。
　　今天中国的统治建立在两个合法性基础上，一个是民生，一个是民意。微博所代表的民意，确实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压力，但是这种压力和民粹之间是什么关系？这种微博上所形成的民意不是一种被代表的民意而是一种直接被呈现的民意，它会不会形成一个网络的民粹主义呢？这个问题涉及现实。由微博所发动的公民运动当中既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导致暴力冲突的个案。微博所策动的公民运动由于没有一整套组织，内中成员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意见领袖在现实空间中很难控制群众以及公民运动发展的方向。被动员起来的力量带着各种情绪和欲望，他们似乎形成了一种组织，但是其内部的控制力又是极其脆弱的，和传统的公民社会是不一样的。我们能否说微博有一种强大的激发力，能够产生强大的社会动员，形成一个事件或是一场运动，但是却无法做到收放自如。这股力量所产生的结果是难以预测的。
　　总之，我一方面很赞同对微博“围观就是力量”的赞颂，它形成了一个民意的基础，对于惩治贪官、规范地方政府的行政是有效率的；另一方面我还怀有一种忧虑，微博能否最终形成一股建设性的力量，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社会运动与关切共同体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
　　许老师刚才讲好的公民运动就是收放自如的，我对这点不太认同。社会运动和党派运动的区别就在于它的自发性和不可预测性。在法国五月风暴、美国反战运动中，各种小的共同体汇聚在一起，大家各自心怀鬼胎。这些社会运动未必都能解决社会问题，有些结果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这倒不是微博或新媒体的特殊性。
　　微博的特殊性在于形成了一种我称之为“关切共同体”。传统的社群主义者认为，社群不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构成人的部分，甚至决定了你如何选择。微博上的共同体是可供人们自由选择的，是高度自主选择的结果。今天我是你的粉丝，明天成为别人的粉丝。选择的依据是人们的关切，当我们的关切一致时，就成为你的粉丝共享某种关怀形成一个共同体。这是新媒体的一个特征。
　　刚才我们谈到市民社会，什么是社会？我们会说网上的那些并不真实。以前我们认为的社会运动是一种面对面的社会活动，而网上的言论是很假的，但是你想想看，现实中的社会运动中很多场合我并没有和你有肢体上的接触，所借助的其实是一个符号化的象征性的表达，给你压力产生影响，微博也是一样的，所以物质层面上的社会和网络上的虚拟空间中的社会，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其实越来越小。
　　成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独立书评人）：
　　以我个人在微博上的参与来看，传统意义上的社区中的认知模式在微博上很失效，在微博上加好友，如果仅仅是加熟人你会发现你的微博是一点都没意思的，因为你日常可以见到他，该说的话基本上都说了，你需要探索一个更大的空间，所以你必须加陌生人让陌生人加你，传统共同体的模式在这里就彻底打消，那么新的共同体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不在乎最后形成的秩序是什么，意见领袖也不想从政府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让我参与就行了，偏向于那种越来越激进的方式，像阿桑奇这种模式就很受到认同，所以我觉得这种对抗会越来越无序化。
　　倪文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我同意刚才许老师讲的对微博的一个警惕。所谓意见领袖背后有一个语境，就是所谓有些话不能讲，有一个大的“他者”在那儿。这就是说新媒体要处理一个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的关系问题。我觉得要做更为细致的分析，微博究竟是哪些人在玩，我觉得还是年轻人玩得更多，他们在虚拟世界中的身份感和他在现实生活中面临各种基本问题时的身份感，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同向性的还是互补性的？我个人一个基本的妄断是，两者是互补性的，这里面构成一个悖论，既可能是一种表征，也可能是一种宣泄，也可能是逃避或消解。个人在现实中的某种身份和焦虑的问题可能还是更根本的，新媒体只是一种消解的途径。
　　 李明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借助微博等新技术呈现的意见群体，社科院社会蓝皮书中的表述方式，叫“新意见群体”。我觉得新意见群体的影响可能要甚于意见领袖，他们的表达彻底颠覆了旧有的系统和权威，学院派成了鬼扯，我们不听不看不传。如果谈到增量，这个就是致命的增量，也是危险的增量。新意见群体这个概念我很欣赏，而且它是有数据支撑的。
　　从流行语的角度看，新意见群体对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关注，在当下的语境中塑造了民众或公民的形象，比如“犀利哥”、“范跑跑”、“芙蓉姐姐”，新意见群体关注什么人凸显什么人，他就是在书写一个时代的民众形象，这个不是由知识分子发动的自上而下的启蒙，而是自下而上的自启蒙。这是一个新的启蒙。
　　
　　传播力、民粹主义与公民社会
　　 许纪霖：民粹主义它要最后形成一股组织的话，一定是与权威有关的，而不是和西方式的法制相关的。前几年我就认为中国现在进入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原子化的个人，这个结论我没有改变。中国历史上总是有一些体制外的边缘的组织，比方说过去中国的帮会帮派，越是乱世越是发达，这股力量可以颠覆一个朝代。今天的新媒体提供了一种跨地域的组织方式，这在过去难以想象，无论虚拟的还是实体的，它没法控制。民粹的力量不完全是乌合之众，它一定有“张麻子”。
　　刘擎：民粹这个词蛮复杂的。像《乌合之众》里面的研究，俄国民粹主义里面的研究，我们讲它的价值，简单来讲，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相信普通民众的力量要比精英的力量更高，人多力量大。它的危险是多数人的暴政的问题。以上海大火的善后处理为例，为什么96万就赔给这些人？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这是要听证的，为什么不听证呢？是因为政府对于民众的反应往往是搞定主义、摆平主义，息事宁人，而不是说，不管民众怎么样，我们根据程序，根据法制，根据民主化的听证讨论。而完全是一个公关的方式，是政府惯有的回应模式构成了这样一个结果。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微博所形成的关切共同体如何评估其功能是蛮难的，这种网络上的个体是匿名的、是漂浮的、是零散的，他既可能往一个公民的方面去成长，也可能往暴民的方面转化。从这个角度看，也不能高估微博对于公民社会成长的作用。
　　接着谈到民粹化的这个问题，刚才说到微博由于字数的限制，它更注重的是数量的一个膨胀，这种数量上的积聚会形成某种民意，所以政府才会重视这个问题。但从这种微博凝聚的民意到政府官员重视之间，缺乏了更多必要的中间环节来处理博弈、妥协、谈判等事宜，这其实也阻遏了民众和知识分子对政治现实感的获取和形成。学院化的知识并不能直面这些社会冲突事件，提供应对的方案，甚至漂移在问题的核心之外，所以微博更诉诸常识。这套话语可能在有些人看来缺乏学理或是怎么样，但是它确实有一种召唤力，确实能转化为一种行动。这种常识化和民粹化之间是个什么关系，需要更仔细的考察。
　　王婷（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讲师）：
　　如果我们把微博的出现放在整个新媒体发展的过程中看，从最初的互联网到BBS，再到博客，到现在的微博，每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以后都会有一个相似的讨论，大家都会问同样的问题。过不了多久，我们发现这样的问题不再被人们经常提起，多了这些渠道真正的行动或社会运动反而被削弱了。
　　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正面的东西，像刚才许老师所说的，政府的合法性一方面建立在民生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建立在民意之上。我昨天在《新民晚报》上看到，县处级官员最害怕网络监督，政府要面对强大的民意系统，这个东西主要是通过网络呈现的，所以我看到现在微博也好，博客也好，各种社区也好，它们的作用是让政府能够看到民意。我们看到民意和政府的交流在一点一点地打开，至于说这个底线在哪里，能够走多远，这个还是要看，因为过不了两年也许再过一年，又有其他新的东西取代微博，科技发展的逻辑在这里，它越来越快，传输越来越便利，字数越来越少，里面理性的东西也越来越少，也许这就是一个发展的逻辑。将来也许有新的东西取代微博，我们不知道。另外我想指出，微博也是一个工具，它可以为我所用也可以为政府所用，就像政府利用短信平台，像重庆传红色短信。
　　（本文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侯庆斌、于海兵根据许纪霖教授、雷启立教授等发起的一场关于微博、新媒体与公民社会的主题沙龙讨论整理而成，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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