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的气候政治悖论 吉登斯悖论

　　最近有两件事情引人注目。一件是《2012》的热映，“2012”迅速成为一个年度特色的关键词。其实，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由世界顶尖科学家组成的罗马俱乐部就发表了报告《增长的极限》，疾呼人类经济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很快就有学者以《没有增长的极限》予以回应。这场“增长的危机”几乎在纸面上就化解了
　　但这种GDP主导的发展思维。其恶果近年来在世界各地以非常集中的方式爆发出来，很多普通百姓才开始真的坐不住了。
　　另一件事就是哥本哈根的世界气候会议。会场之外依然游行示威不断，但和以往不同的是，敦促各国以诚意达成共识的呼声取代了以前的石块、反对的标语和口号。日趋严重的气候变化，让人感觉灾难就在不远的明天。
　　那么，谁会是下一个救世主，各种环保组织、各国政府、联合国还是我们所有人?不少人还是寄希望于政府，尤其是西方各发达国家政府。很多学者都在设计未来的政治气候格局，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就是代表之一。
　　吉登斯在今年出版的《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精心描绘了世界各国如何参与气候治理的世界政治图景。他提出了“吉登斯悖论”，认为大家都在关注气候问题，但真正愿意做出牺牲的人少之又少，这是阻碍气候问题解决的重要原因。这种现象，社会学家涂尔干也曾清晰说过，他说很多个人经常会产生一种心理感觉，“我什么也不是，就我一个人，做不做没什么差别”。
　　因此，吉登斯设计了一个以“政治整合”和“经济整合”为主要内容的气候变化政治框架，将气候应对政策与现实政治价值相结合，推进经济和技术创新抗击全球变暖，从而系统性地推动气候问题的解决，呼吁各国政府以一种积极的“保障型国家(ensuring state)”姿态高调介入。
　　从本质上来看，吉登斯的气质是精英主义的，他对政治精英有一种自然的信赖，他本人也因为主张第三条道路而挤进现实政治精英的行列。不过，这种精英主义态度的解决方案可靠吗?在他的构想里，他批评个人和企业的短视，难道政府不会陷入同样的“吉登斯悖论”吗?政府虽然更有力量，但我们凭什么保障它更有战略眼光呢?
　　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已是一个不成功的例证。在哥本哈根，美国的退缩，欧盟的多变，日本的条件，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分裂，各国之间的自私、推诿、讨价还价已经让忧心忡忡的大众感到无比失望，哥本哈根会场外愈演愈烈的示威活动已经充分表达了公众的这种心情。
　　不知道吉登斯对此作何感想。我认为，吉登斯本人似乎太过依赖政府，新政治文明的建立固然是改变人类进程方向的关键一步，但在这场自救中更应该重视大众的作用。这场气候变化引起的深刻危机是我们每个人造成的，那么每个人都应负有责任。只要每一个个人愿意做一次历史的主人，那么他就能成为我们家园的救世主。低碳政治和低碳经济，必须以低碳生活方式作为支撑。我觉得，这才是治理低碳政治的关键所在。
　　相比往昔，在互联网时代，类似维基这种自发的群众组织的力量非常庞大，这种大众的力量井喷的能量惊人。而且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参与比以前更为方便更为容易了，因此，我建议各国政治家们更应该利用现有的各种传播工具充分发动民众，把他们从忧心忡忡的旁观者发展成积极的参与者，这一点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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