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新能源_理性看待中美贸易摩擦

　　新能源是发展方向，是未来的希望，也许有一天它会是新的一轮经济起飞的引擎，但是现在还不是，它还很弱小，很幼稚，需要呵护和扶持，而不是拔苗助长，妨碍了它的大好前程。 　　新能源要发展壮大，关键是技术突破。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即使国家的财政支持再多，产业也不会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目前的技术研发水平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比较落后，当然这跟我们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比较弱有关系。世界经济陷入阴霾，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能源聚焦了太多目光，也被赋予了太重的使命，这些是新能源产业能背负得了的吗?本刊记者特意走访了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俊峰。
　　
　　新能源无力让经济走出低谷
　　
　　《南风窗》：在金融危机下步步后退的世界经济似乎把新能源当成了救命稻草，美国新复兴计划的核心是培植新技术和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欧盟各国为了强化其在新能源领域已经获得的相对优势，也进一步加大了政策支持力度。中国、印度等很多国家也把新能源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有这样一种说法，新能源的发展可能会引发第四次技术革命。新能源被认为是带动世界走出本次经济危机的领头产业，新能源能否担此重任?
　　李俊峰：与欧盟的绿色能源计划相比较，奥巴马的能源新政其实并没有新意，但是它却在我国国内形成不大不小的冲击波。有不少经济、科技和能源的“三栖”名人将其比喻为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和克林顿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提出了所谓引导论，鼓吹每次危机都会发生一些技术革命，都会诞生一些新的技术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危机的观点，提出了“新能源技术革命可能是引领本轮世界经济走出危机的灵丹妙药”的高论。我不知道哪次危机是靠技术走出来的，金融危机还是得由经济学家们多想想办法。人们常说“头疼医头”不对，但头疼总不能医脚吧。
　　发展新能源也不是美国浪潮，中国对发展新能源一直比较重视，目前中国光伏发电占世界40％，风电仅次于美国。中国是德国之后第二个制定《可再生能源法》的国家，很多政策都是在国际上也比较先进的。中国在新能源方面政策还是比较连续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出台了一些相应的政策。第一阶段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是为了解决农村能源问题，提出发展沼气和小水电，一直延续到80年代。第二阶段到90年代末期，是为了改变能源结构，解决能源多样化问题。第三阶段为了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因为从90年代末期开始，节能减排和大气污染压力越来越大。
　　大家把新能源看得过高，能源是经济问题中的一部分，新能源又是能源问题中的一部分，依靠一部分中的一部分去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危机不容乐观。发展的东西都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看不清楚，变化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现在的认识都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现在新能源技术，还处在弱小的发展阶段，不可能承担大任。能源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大约为6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世界各国国民生产总和的10％左右，新能源占能源的10％，也就是说，目前新能源只占到世界经济的1％。媒体喜欢用新能源革命，但是还没到那个时候。即使现在一年增长100％，新能源也还不是主流。
　　新能源是发展方向，是未来的希望，也许有一天它会是新的一轮经济起飞的引擎，但是现在还不是，它还很弱小，很幼稚，需要呵护和扶持，而不是拔苗助长，妨碍了它的大好前程。目前国内新能源占的比重很小，产业规模也很小，太阳能发电全国不到20万千瓦，风电1200万千瓦，电网接收能力、储能等远远不够。我们规划到2020年，才占15％，到2030年占20％，到2050年占30％。如果按这个时间表做到，已经很了不起了。
　　
　　新能源发展前景不是无限的
　　
　　《南风窗》：前段时间有人说中国的风电装机40％不能上网，影响了新能源的发展，而这是因为技术和政策问题，是这样吗?
　　李俊峰：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尽管许多能源企业遭遇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我们的企业总体看来还是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我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制定好了许多的行业政策，鼓励和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比如说2005年颁布的《可再生能源法》，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的几个为新能源行业立法的国家之一。在这个立法之后，又陆续出台了10多个细则，涵盖上网电价、太阳能光伏补贴，新能源项目特许权招标等多方面。
　　新能源问题虽然被整个社会重视了，但是由于可再生技术本身的特征，要让社会完全接受还有一定的距离。比如说太阳能，有阳光才能发电，没有阳光就不能发电；风电也是一样，高度依赖自然条件。这种情况下就要电网去适应它，接纳它。现在的电网建设不论政府还是企业都高度重视，希望电网能够做好接纳新能源发电的一些准备。
　　先澄清一个问题，过去认为中国电网落后，其实我们的发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仅次于美国，大部分设备是新增的，一半以上的电网是2005年以后建立的，还很新。而日本电网是上世纪80年代建立的，美国是60年代末，欧洲是70年代末，相比之下，中国是很年轻的电网，用了最先进的技术。所以，技术上不存在风力发电上不了网的问题。
　　并网的问题有两个原因，一是《可再生能源法》有缺陷，按照《可再生能源法》的规定，像国家电网、南方电网这样的电网企业，应该全额收购其电网覆盖范围内的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并提供上网服务。但我国的风能资源大部分分布在偏远地区和海上，离大城市密集区和负荷中心远，风电大多不在电网覆盖地区。
　　二是当初谁也没想到风电发展会如此迅速，制定规划的时候一年风电只有50万千瓦，当时觉得5年增长10倍，到500万千瓦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没想到2007年就达到了600万千瓦，2008年则达到1200万千瓦。按照原来国家风电的建设规划，电网是到2010年能接受1000万千瓦风电。因为在现实执行中存在困难，有一些个别的地区风电上网和外送有困难，例如蒙西地区，东北电网等，由于发展快，布局集中，所以大家希望政府和相关企业更应该加强统筹布局，有计划地发展，防范一头过热、一头过冷的失衡现象。
　　另外，应该澄清的是，过去说的1200万千瓦的装机只有800多万千瓦并网是一个误解，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的正常程序也需要约三个月的时间，调试要两个月的时间。调试完了再验机，需一个月。在验收合格前不能并网是正常的。吊装完成的容量和实际并网发电的容量有差别是正常的。
　　《南风窗》：解决了这些问题，在中国新能源是否就会像现在人们希望的那样迅速发展起来?
　　李俊峰：首先，世界能源市场有限，一旦某种装备建成之后经济寿命是20年左右， 技术寿命更长一些，例如中国的电厂大都是2000年以后建成的，新能源短期内很难对其进行替代，新能源发展的最大市场空间是新增容量。
　　同时，还要认识到，当前条件下新能源的发展主要依靠政策扶持，市场容量是政府政策提供的，即使某一天各种新能源变得具有市场竞争力，其市场容量也是有限的，不仅新能源技术之间相互竞争，还要面对传统能源低碳化技术的强有力竞争。例如同类中的太阳能不仅要与风电、水电、生物质发电竞争，未来还要与带有CCS(碳捕获和封存技术)的燃煤和燃气发电竞争。大量发展风电、太阳能等间歇式的能源，还要有储能技术和系统的支持以及电网调度技术和系统的改革，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智能电网技术”的支持。
　　简言之，近期不考虑气候变化的因素，新能源发展市场空间取决于政府政策，而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各类新能源技术之间的相互竞争及其与CCS技术的竞争。中远期的未来(大约50―100年之内)新能源发展成本的上限是带有CCS装置的燃煤和燃气发电技术。新能源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但并不是无限的。对新能源的认识要回归理性。
　　
　　关键是掌握核心技术
　　
　　《南风窗》：除去笼罩在新能源产业上的光环和泡沫，对新能源产业来说，要想健康地发展起来，最重要的是什么?
　　李俊峰：新能源要发展壮大，关键是技术突破。像对于国内光伏产业来说，目前面临的最大瓶颈就是技术无法真正突破而导致成本过高，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即使国家的财政支持再多，产业也不会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目前的技术研发水平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比较落后，当然这跟我们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比较弱有关系。
　　随着新能源发展热潮的兴起，各地政府也纷纷出台各自的新能源发展规划，一批新项目迅速上马，但是相关的质量保证体系却迟迟没有出台。目前新能源产业迫切需要的两个标准，是新能源类产品本身的质量认证体系，另一个则是新能源电力入网的接入标准。
　　如果没有加以很好的引导，难免会造成新能源产业的产业链盲目集中于技术含量不高的个别环节，造成局部的产能过剩、全行业整体竞争力上不去的问题。因此，我们希望这些部门和企业，都应该在技术研发方面有更多的投入。现在我国自主研发能力很弱，没有国家的研发团队，新能源产业的关键技术、材料和装备都依赖进口，连生产线都靠进口。
　　《南风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三资企业的兴起，中国自主研发创新技术越来越少，在很多重要领域都不掌握核心技术，如何确立中国新能源产业在世界中的位置，使新能源产业得到良性发展?
　　李俊峰：在长期发展的规划中，应当通过政府的扶持，建立一系列大型的国家实验室和服务社会的研发机构、技术中心、试验平台，以此突破新能源产业现有的核心技术瓶颈。研究人员不养了，全世界没有这样做的。像德国有弗朗霍夫研究院，美国能源部下面有十几个实验室等等。这些研究人员是为全社会服务的，不是为一家企业服务。
　　而中国在能源领域除了我们研究宏观政策层面的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没有一个国家的或者是为社会服务的能源研究所了。原来一些出名的比较大的能源类研究院所都归了企业。石油科学院归了中石油，核能研究的院所划归了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电力科学院归了国家电网等等。一堆研究院所都是依附于企业。这些属企业所有的研究院所不可能服务整个社会，失去了国家研究机构本来的功能，比如中国电力科学院，当然只听国家电网公司的。
　　不管国家财政出钱也好，私人基金也好，中国需要为社会服务的研究所。比如，像美国的联合技术，不仅为美国企业服务，也为世界各国的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我们有数不清的国家实验室、国家研究中心，但是，就是缺为全社会服务的研发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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