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声_李长声“闲话”日本

　　曾有论者把李长声谈日本的文章，与黄遵宪、周作人的做比较，并说这是中国人百年来从文化、从民俗观看日本的文化承传线之一。对此，李坦言自己的看法与前两代人有所不同，但并没有高出他们，而他在日本多年的体会是，日本人没那么复杂，是被人说复杂了。
　　
　　近年来海峡两岸竞相出版旅日作家李长声的随笔，他的“拊掌谈瀛”，一路掌声不断。
　　之所以读长声，北大教授高远东说喜其文“润”；学者孙郁说得更透亮：“冲国当代的书写者文字越发粗鄙，似乎匆匆忙忙。可在李长声那里，我们却得到了休息。”更多人阅读李长声，是信其“知日”功力，借以窥见、描摹和想象日本，这一点，却恰恰是李长声的无心插柳。
　　李长声早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国内唯一专门研究介绍日本文学的期刊《日本文学》副主编时，即开始其观日生涯，其后东渡，而情系故国，先后在《读书》《文汇读书周报》、《中国时报?开卷》、《明报月刊》等处开辟专栏。
　　
　　“边缘”书写
　　
　　《南风窗》：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无论就个人生活还是写作而言，你都一直处于人们普遍使用的约定说法――“边缘”的境遇中。你怎么看这种境遇?
　　李长声：我对边缘或中心从来没意识。去国离乡，对于国或乡来说，自然就边缘了；而独在异邦为异客，也当然是处于边缘。或许因为脱离了中国情境与语境，又浮在日本环境的表面，便有了一种书写的自由，想到哪儿写到哪儿。
　　我从未投身过任何运动，当然不是从政治或思想上有所觉悟，而是觉得人们只是在说假话。一向处于边缘，做边缘人或许是我的本性。常听说进入主流社会云云，我不知道什么是主流社会，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进入那个社会。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属于逍遥派，当然也跟着同学们上山下乡，有响应号召的一面(起初下乡还没有强迫)，也有受古典诗歌的影响，要到有山有水的地方浪漫一下。第一个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开会，顿时就后悔了。“文化大革命”看似横扫一切，其实很肤浅，只是触及皮肉和物质，灵魂深处的东西扫也扫不掉，反而适得其反，最终是一个失败。
　　当《日本文学》编辑的时候，我没想过日本的事，也不曾想出国，只是作为工作编杂志罢了。后来出现了出国潮，被卷带出来了，随波逐流。我的兄弟姐妹没有一个因我在日本而出国，我们家压根儿就没有离乡背井的念头，更不要说飘洋过海了。所以说，我只是一个偶然，大概这也就边缘了。
　　《南风窗》：每一位作者都有自己写作的“发生史”，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写作的?
　　李长声：当编辑的时候，除了杂志按语似的东西需要写之外，并没有写作的热情。那时翻译过日本书，学会了假名(也就是拼音)就动手翻译，边学边译，因为脑子里有所谓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信仰。来到日本以后，有所见闻，便想要写下来，告诉给别人。绝没有日本学启蒙之类的意思，拊掌谈东瀛罢了。完全是兴之所至。信马由缰。若说有什么风格，大概就这么形成的吧。不过，风格也就是固癖，老一套，有时候自己也觉得面目很有点可憎，想换个腔调出新，却没那个本事。近年还有点装学者，做思索状。就更糟糕了，那个思考的人是蹲在地狱的门口口牙。
　　《南风窗》：那想过用文字来提出什么主张，或表达思想吗?
　　李长声：没提出过。很想主张点什么，但思想无主，也张扬不起来。听说有人很注意保持低调，那表明人家本来是高调，玩锦衣夜行罢了。
　　我喜爱读随笔，不爱读散文，也不大读小说。散文是抒情的，抒得过分就近乎胡说。随笔讲究的是知识与趣味。“文革”期间当逍遥派，读了鲁迅全集，很爱读，爱他的笔调。还喜欢读古典诗词，毛泽东诗词。后来书店卖周作人的书了，这才读他，读得并不多，基本是与日本有关的。作家写的游记，大散文等，即便是关于日本的，也只不过翻一翻，笑一笑，好像逛街看景。作家写东西富有想象力，只能当文学读。尤其充思想家的作家，那就更不可信。他有自己的思想，有思想不见得是思想家，倒可能是胡思乱想家。
　　《南风窗》：曾有论者把你谈日本的文章，与黄遵宪、周作人的做比较，并说这是中国人百年来从文化、从民俗观看日本的文化承传线之一，对此你怎么看?
　　李长声：近代以来中国人观察日本，大致是三代，黄遵宪、周作人，和我们这一代。其实，先于我们，台湾还有一代，属于过渡吧。看前两代如何看日本，在这一点上我是有意识的。我的看法当然会跟他们有所不同，时代不同了嘛，但并没有高出他们，因为缺乏观察的天赋才能和剖析的理论素养。
　　黄遵宪他们对日本有很好的见解，但由于语言问题，那种言简意赅的见解，当代中国人反倒难以领悟了，不如看翻译成当代口语的?里?嗦的欧美之见。
　　一般都强调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好像留学日本的人都是以日本为跳板，学习西方。其实，好些影响就来自日本，譬如关于废除汉字。五四时代的杂志名不少就是照搬日本的。孔家店也是日本先打倒的。
　　我写日本，是因为我自己想知道。看了，听了，不大明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每事问，想弄个究竟，于是去深入了解，一般的手段是读书。
　　《南风窗》：在国内看日本，和在日本看日本有何不同?
　　李长声在日本看日本，关键在于亲眼看，尽可能摘下从国内带来的有色眼镜，睁开眼睛四下里看。好的和坏的，都是自己看来的，经历并加以判断。当然也会有看走眼的时候，也有时以偏概全，或者感情用事。毕竟住得久了，习以为常，也不会总去做中日之比较了，有时被问到，才恍然想一想。有些人来日本十多年，还是像下车伊始的时候一样议论，倒像是永葆新鲜感，令人佩服。不过，国内的人听他们的，很可能瞎耽误工夫。
　　我对于日本人的基本看法是日本人没那么复杂，没那么好，也没那么坏，是被人说复杂了。古时候中国以为它是日出之处，海上有仙山，有长生不老药。而现代，美国人捧它，弄得日本人自己也找不到北了。用平常心看待，日本人也是人，跟我们一样，有长短优缺，有杀人越货的，也有拾金不昧的，差别就在于哪一样多些，哪一样少些。
　　旁观者清，只能清一点。譬如，有人用炒饭和饭团来比喻、解析中国人和日本人，这就要看怎么说了。有人说，日本人团结，像饭团子，而中国人像炒饭一般松松散散。或许中国人确实像炒饭，每一粒米饭都各自为战，但炒饭装在盘子里，那盘子就是中华文化，看似松散的饭粒靠中华文化拢在一起。只见炒饭，不见盘子，当然就以为散。
　　
　　多面的武士道
　　
　　《南风窗》：在台湾，您为日本时代小说系列写了几篇脍炙人口的导读，又应约翻译了藤泽周平的《隐剑孤影抄》和《黄昏清兵卫》。藤泽小说被称为“国民小说”，但他写的武士精神，似乎和中国读者一般印象中的武士道不大一样。您认为在金庸、梁羽生武侠作品大行其道的中 国，藤泽武侠有哪些特点可能吸引中国读者?
　　李长声：日本的“时代小说”类似我们的武侠小说，因为“时代”这两个字令人莫名其妙，所以还是翻译一下’也叫它武侠小说，说起来比较方便，也可以与历史小说相区别。或许叫“武士小说”更好些，因为这类小说一般都必有武士出现，而且从时代来说，从战国到江户，是武士时代。日本武侠小说的读者，以男性上班族为主，而且年纪越大越爱读，因为把武侠的袍子、灯笼裤换成西装革履，基本上就是所谓职场小说，写上班族的人情世态。
　　武侠小说看似惩恶劝善，其实，归根结底，其功用是满足人的原始欲望――杀人。没有武侠小说不是以杀人收场的，也许作家故意兜圈子，写武侠如何不愿意杀人，但最终也不得不杀人，无非给杀人找足借口，并吊得读者杀性大发，以至不是作者杀人，而是读者杀人。记得几十年前，中学语文老师讲血溅鸳鸯楼，武二郎一气杀了十几口，他讲得唾沫四溅，大快人心。当你气极，也会大叫一声“杀了你”，置之于死地而后快，食肉寝皮。然而，实际做不到，不仅有法律约束，你也未必有那个胆量和本事，怎么办?武侠小说就来满足你的潜意识，让读者从时空脱离日常，安全地享受泄愤以至杀人的痛快。武侠小说尤其是弱者的童话，近乎意淫。即使李白那样的人，对于侠的讴歌也无非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与无奈。日本大侠每每有残疾，这一方面使他成为弱者的同党，另一方面也使他具有反社会性和非日常性，本领更超常，能完成读者的任何梦想。
　　日本“时代小说”的时代主要是江户时代，德川家独掌天下，武士以武功为士。武士要上下班，就像古时候中国人在衙门里当差，所以他们是所谓上班族的前辈。武士有从属于德川将军的，有从属于地方诸侯的，各事其主，他们从来不忠于天皇。日本人忠于天皇，是明治以后的事，像三忠于四无限，一个时代造成的。现在则忠于公司。一般来说，庶民对于武士未必敬仰，那时候的顺口溜、黄段子很爱拿他们开涮。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日本要提倡的就是武士道精神。武士道之为道，本来是武士的修养，就像中国过去的文士或书生有某些修养一样，用来使武士规矩些。若没有几大纪律、几项注意的规定，他们都带着刀，动不动打架，社会就不得安定了。把生命看得像樱花一样转瞬即逝的武士道精神是日本搞战争的年代鼓吹起来的，让年轻人当炮灰，抛弃卿卿性命。日本打了败仗，这样的武士道一度被丢进垃圾堆，“武士小说”大家吉川英治的《宫本武藏》之类也被美国占领军列为禁书。伴随经济发展，日本一点点扬眉吐气，三岛由纪夫之流又捡回武士道精神，他还身体力行。现在有些人就是想复活这个系统的武士道。
　　武士当中也分作三六九等，多的是穷武士，下了班就忙着搞副业，甚至受商人盘剥。这样的武士被藤泽周平提取出来，加工成样板，特点是讲人情，忠于主子，最终以武立功，出人头地。不消说，藤泽笔下的武士是被他理想化的，当然人情也是被大大美化。所谓人情，内涵很宽泛，道德义理也包含在其中。
　　藤泽周平的小说写武士，写的是具有武士道修养的武士，这种武士道的根本其实是儒教。对主子忠诚，对工作尽责，对人有同情心，对爱情坚贞，而且能隐忍。所谓人情味，就是在这类武士的生活态度与方式中体现。与我国的武侠小说相比，藤泽的小说算不上武侠小说，没有太多的武打场面，好像“刺身”，味道少有刺激性。
　　1990年代武侠及历史小说三大家司马辽太郎、池波正太郎、藤泽周平先后去世，迄今尚未出现可以跟他们的影响相抗衡的大家。写武侠、历史小说需要考证的功夫，写人情更需要人生的历练，所以不容易修成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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