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统与道统:也应该随行修学

　　又到一年一度的研究生入学面试时间。每次与其他教师一起对考生进行面试，我最关注的是他们的读书状况和求学动机。热爱，才能学好，这是伪装不来的。 　　求学与读书，要有追求知识的乐趣，要愿意去探索世界的秩序和美感，要时时陶醉于种种神圣发现，才能学会去敬畏、聆听和进行个人的创造。那些真爱读书的人，随时都能阅读，很快就能进入状态，而不必一定得跑到图书馆或在教室中正襟危坐才看得进去。
　　有了这种兴趣和乐趣，就特别能沉潜和安静，也能耐得住寂寞。哈耶克他们把求学比喻为自愿签一份契约，签约者要愿意为了学问而受苦，没有这种心态，再聪明也不能保证有所成就。
　　只不过，单单意志上的吃苦还不够，还要有勇于发现的快乐感和学会聆听的敬畏心。这就不单是专业知识所能提供。爱因斯坦在《培养独立思考的教育》一文中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诚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是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可以这样总结：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面要有纯粹的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另一方面要有爱因斯坦所说的对价值的理解和热情，前者可称为“学统”精神，后者可称为“道统”精神。前者要“为学日益”，后者要“为道日损”。没有学统的道统是空喊口号，没有道统的学统是死读书。
　　不管看起来多热闹，不管多少人自诩目前中国学界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其实这两种基本精神，目前学界都缺少。学界盛行的是两种相反的“精神”――如果也可以称之为精神的话。
　　一种是对学问采取功利化的实用主义态度，另一种是对价值采取“隔岸观火”的相对主义态度。在这两种态度夹击下，学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知识贩子或知识混子，而不是真正的知识人。不管是“贩”还是“混”，最终还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哪管什么价值热情、学问真理和道德情操?
　　鲁迅早在1935年写给萧军、萧红的信中就批评，“我看中国有许多智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这话是70多年前说的，拿到今天也还完全适用。
　　所以，读韩国金镇洪的《唤醒黎明》时颇受震动。书中，金镇洪讲自己年轻时在某著名大学当教师，给大一学生讲“哲学概论”。一位学生问他可否提问，他允许了，学生站起来问：“老师，真理是什么?”他犹豫了一会儿，用康德的理论回答：“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这样写道：‘任何事件或事物，个体的思维与客观事件或事物相一致时叫做真理。’比如我使用的钢笔，只要我意识中的钢笔和实际我手中拿着的钢笔相一致，这就是真理。这样的真理概念是认识论上的真理。”
　　但学生不满意这个答案，反问道：“教授，这种真理不是我所提问的那种真理。这种真理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请您讲一讲我能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真理吧。”金镇洪一下子就懵了，说自己也不知道，学生说：“上一堂课老师讲过哲学就是寻找真理的科学。可您也还不知道什么是真理，那还有什么必要继续讲下去呢?老师给我们讲一些连自己也不明白的东西，这不是彼此浪费时间吗?还不如到此休课吧!”
　　金镇洪很受刺激，觉得自己确实是在以已昏昏，使人昭昭，何等荒唐!于是就放弃了赴美国留学的机会，辞去了大学教师之职，到火车站后面卖起了冰淇淋。
　　这事连说出来都需要勇气。对一位大学教师来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几个方面。现已几近荡然无存。“传道”者变成“传声筒”，“授业”变成授“技”或“术”，“解惑”更无从谈起，因为学生在课上只是一台劣质复印机，忙着把教师的内容复印到笔记本上，根本无“惑”可“解”，老师呢，更是来去匆匆，课外也根本没时间以“解惑”。大家似乎都得了“价值冷漠综合症”。
　　当然，马克斯?韦伯反对教师把课堂当教堂，反对知识分子在学问中掺杂价值前提。这话讲得有道理。只不过，学统精神的建立不能以吞噬道统精神为代价，那种不带任何前提和“偏见”的研究是不存在的。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谁试图去理解，谁就面临了那种并不是由事情本身而来的前见解。”因此，关键不是要不要前见解，而是有没有对前见解自身的价值热情和审慎反省，否则头脑不过成为别人的跑马场，真正的原创更无从谈起。
　　去年，我带着自己的研究生每月一本精读原典，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们最终还是忍不住找了不少别人的评论来代替自己投入进去进行精读的必要，一年过去了，始终还是没有“进去”。在这样一个喧闹扰攘的世代，大家是不是连读书也不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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