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人眼中的陈永贵:大寨的谷风连

　　跟很多农民领袖一样，识字不多的陈永贵是个热衷创作格言的人，他创作的最著名格言是：“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其影响力之巨大，堪同朱家鼎的那句“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相媲美。
　　
　　50岁左右的贾彦娥是大寨学校的炊事员。她说大寨的老英雄贾进才是她三爷，宋立英是她三奶奶。
　　记者问贾彦娥，村民们觉得陈永贵这个人怎么样?她说：“好呀。”她居高临下地一指：“要没有陈永贵，会有现在这个大寨新农村?”
　　贾彦娥也见过江青。记者问她对江青的印象，她笑道：人家骑着马，在这里转一圈就走了，警卫们围着，咱也到不了跟前，没啥印象。
　　跟贾彦娥一样，大寨的每一个上点年纪的村民，都经历过一段重大的风云际会。
　　
　　“特型演员”的格言癖
　　
　　虎头山上的大寨展览馆，图片内容很丰富。最有意思的一张照片，是1963年8月，大寨遇到了百年不遇的洪灾，90％以上的窑洞和梯田都被冲垮了。正在县里开会的陈永贵闻讯，冒险涉过松溪河，来到村里，与村民们相见。在这张照片里，陈永贵戴着草帽，穿着解放鞋，浑身湿淋淋的，握着同样湿淋淋的村民的手，神情凝重，但略显做作。
　　大寨村的导游说，这张照片不是当时的真实场景，而是从孙道临导演的一部艺术纪实片《大寨》里截下的画面。影片中饰演陈永贵的就是陈永贵本人。当时(1978年)陈已是国务院副总理了，还亲自出来演自己，在中国是唯一的一个“特型演员”，在全世界演艺界恐怕也是唯一。
　　大寨展览馆对面，是陈永贵的巨型半身雕像，永贵大叔头上裹着他标志性的白毛巾，默默凝视着虎头山。雕像背后，是通往山顶的高高的台阶，山顶上，陈永贵之墓赫然显现。
　　跟很多农民领袖一样，识字不多的陈永贵是个热衷创作格言的人，他创作的最著名格言是：“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其影响力之巨大，堪同朱家鼎的那句“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相媲美。自小在穷山沟长大的陈永贵，对火车似乎情有独钟，他设计的村民住房，在每个窑洞上面都再盖一层，远看像火车车厢，近看像两层楼房。陈永贵去世20年后，郭风莲在大寨建起了均为两层小楼的“大寨新村”，实现了陈永贵念念不忘的“楼上楼，’电灯电话”的梦想。
　　陈永贵创作的其他格言有：“干部干部，就得先干一步!”“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回头看有进步，向前看要跑步!”“山再大，沟再深，治了一山少一山，治了一沟少一沟!”
　　在他的带领下，大寨村民似乎掀起了创作格言的热潮，其中最有气势的一句格言是：“站在虎头山，眼望天安门，胸怀全世界!”恐怕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农民，也没有中国大寨的农民这么敢想，这么胸怀宽广得没边没沿儿。
　　
　　他不往自己口袋里揣钱
　　
　　大寨村的导游说，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71岁生日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宴请部分中央领导人及陈永贵、钱学森、邢燕子等工农兵代表。毛泽东握着陈永贵的手，说：“永贵，你好!”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只是激动地说：“是的，是的。”毛泽东又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仍激动地说：“是的，是的。”毛泽东又跟钱学森握手，说：“你是导弹之父!”钱学森说：“不是，不是，我工作还做得很不够。”陈永贵听了，很是纳闷：“他怎么连主席的话都敢否定呀?”
　　
　　那天，陈永贵穿了一身簇新的衣服，头裹一条簇新的白毛巾，见过毛泽东后，他不舍得再穿这身装扮了，叠得整整齐齐的，有空就闻闻、摸摸。现在，这身服装仍然簇新地展放在大寨展览馆里。
　　陈永贵虽然没上过学，但口才好，讲话从来不用讲稿，一讲三四个小时，赵树理佩服得很，说陈永贵讲话，没有提一句毛泽东思想，但通篇都是毛泽东思想。
　　73岁的李焦月，是解放初陈永贵带头组织的“老少组”成员之一。陈永贵带着一帮老少爷们组成这个互助组时，30多岁，正当壮年，李焦月还只有十几岁。
　　李焦月乐呵呵地说，那时候，我们每天加班到晚上11点，回来洗洗，睡觉都到12点了，第二天早4点起床，洗洗脸就又下地了。记者问他们能否吃饱?李焦月说“将就能吃饱”。记者问：你们天天那么苦，能受得了吗?李焦月说，嗨，我们天天都傻兴(傻高兴之意)傻兴的。
　　记者问陈永贵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李焦月拍拍口袋说，他不往自己口袋里揣钱。那时陈永贵天天讲的一句话是：当官不爱钱，神鬼都不怕。问及陈永贵的脾气如何?李焦月笑道：“陈永贵脾气可赖，暴躁，见不得不顺的事……他是个老农民，一辈子没学会普通话。”
　　
　　风云际会
　　
　　来过大寨的几十位中央领导人，李焦月基本上都见过。
　　在大寨村保存的中央领导人前来视察的照片里，周恩来是一个儒雅、睿智长者的形象，邓小平则虎虎生风，是那种虽然个子小，但气场很强的人。江青围着头巾，骑马上山，也在打谷场上劳动，在虎头山上挖战壕。
　　江青第二次去大寨时，毛泽东的病已很沉重。大寨村有一张江青参观大寨供销社的照片。在商店柜台前，江青讲了一通母系社会女人掌权的理论，然后问一个售货员：“你为什么姓了父亲的姓而不姓母亲的姓呢?以后要改过来。”那个售货员奉命改了姓。江青又问陈永贵：“永贵，你为什么不姓你母亲的姓?”陈永贵苦笑着连连点头“是，是。”
　　次日(1976年9月5日)，江青和陈永贵接到中央关于毛泽东病情恶化的紧急通知，立即赶回北京。4天后，毛泽东去世。
　　1964年毛泽东号召全国学大寨之前，上面对大寨的看法是比较客观的。在大寨蹲点的昔阳县委书记张润槐说，大寨对富裕中农当地主富农斗，这不符合党的政策。但李焦月说，1947年土改时，大寨没往死里打过一个人。县里其他村都打死人了，邻村的武家坪就打死过好几个，县领导说：你们大寨怎么还没打死过一个呀?大寨的贫下中农们开会，互相看着问：谁该死了?
　　当然，那时候陈永贵还没有当上村支书。
　　
　　临终前的“两毛二分六”问题
　　
　　陈永贵临终前，令他死不瞑目的，是“两毛二分六”问题。当时，《山西日报》上算了一笔账，把大寨得到的国家支援，主要是50万元农业机械化试点费，用大寨历年向国家售粮的总数去除，这样算下来，大寨每卖一斤粮，国家等于多掏了两毛二分六。就是说，大寨不仅没有什么贡献，反而占了国家的便宜，欠了国家的账。提起这件事，病榻上的陈永贵就泪水涟涟，他嘱咐当时也已靠边站的郭风莲等人如有机会，―定向中央领导当面讲清这个问题，否则，他陈永贵“就是有罪之人人”。
　　高玉良说：“我对这个问题也有看法。当时国家在山西搞山区农业机械化试点，选了大寨。山西省农机局成立了试点组，账目就没有来到大寨，试点款更没有全部到大寨。当时试成的机器留在了大寨，试不成的机器，国家又开走了”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去世，先在北京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4月4日清晨4点，陈永贵的亲属抱着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去北京参加告别仪式的大寨村支书等人不敢一起回来，村里主事的是村主任高玉良。县里通知不准搭灵棚，不准举行葬礼。
　　
　　陈永贵天天讲的一句是；当官司不爱钱，神鬼都不怕
　　
　　村里头天晚上搭的灵棚，上面下令早上七点半拆了。
　　这天上午，高玉良跟郭凤莲、梁便良、宋立英等要去昔阳与平定的交界处迎灵。县政府要派车送他们去，说好11点30分车来，高玉良等人等到12点也没来，只好租乘一辆解放牌卡车去了。
　　当天中午，陈永贵的骨灰迎回来后，县里的四大班子都不进村，不举行追悼大会。陈永贵的儿子陈明珠抱着骨灰，在村里转了一圈，把骨灰撒到了虎头山上，把骨灰盒抱回家了。
　　1988年8月，村支部在虎头山上选了一块墓地，买口小棺材，把陈永贵的骨灰盒葬下了。墓地是高玉良亲自设计的，状如太师椅，墓两侧各有一只虎头，作为“太师椅”的“扶手”。墓前立起5米多高的青石大碑。后来，村里老年人说虎头不好，就将它拆了。
　　1991年底郭凤莲回大寨重任村支书后，重修陈永贵墓，把青石大碑换成了汉白玉碑，并在山下矗立起一座陈永贵巨型雕像。对中国农村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前绝后的中国农民副总理陈永贵，从此安息于大寨虎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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