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构建中国现代性】 儒学与现代性

　　一年来，于丹热了，《论语》热了。 　　其实，传统文化在中国民间的复兴早就开始。有人说，这是在革命年代过去之后，人们想追求一种信仰以安身立命，处世为人。也有人说，这是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过程中，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回归与认同。虽然它背后有市场推波助澜。
　　不过在热热闹闹的潮流下，还是有真问题。8月初，金耀基先生在《中国文化论坛――孔子与当代中国》的开幕致词时说了这样一段话：“百年来中国人逐渐形成的最大的共识应该是：中国应走的道路是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所努力的是建构一个中国的现代性。什么是‘中国的现代性’?简单说，就是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因之，讲‘孔子与当代中国’，我想就是讲孔子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关系。”
　　在构建中国现代性的文化大工程中，毋庸置疑，中国文化，特别是以建立文明秩序为终极关怀的儒家文化是重要的文化资源。中国的现代化已经有百年历史了，在金耀基先生看来，西方启蒙的价值如自由、民主、公正、人权、平等、法治等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新内涵，因此他断言：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主要将是儒学与西方启蒙的价值的交接与融合。
　　这是一个时代的大话题。
　　在远离尘嚣的北京卧佛寺，前来参加“第三届中国文化论坛”的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先生接受了本刊专访。我们希望的是，中国知识界的某些声音，能够与杜维明先生的思想发生碰撞，并有所回应。
　　
　　儒学发展的空间很大
　　
　　《南风窗》：1961年，你初到美国燕京学社。那时候，儒学研究在美国是非常边缘化的，就连在西方汉学界鼎鼎有名的杨联升先生，他对你的坚持都很怀疑。40多年来，你不改初衷，在世界各地做儒学的“传教士”，其间甘苦恐怕不足为外人道。
　　杜维明：美国的汉学家列文森是《儒教中国及其现在命运》的作者，他判断儒学已经“博物馆化”。“博物馆化”的意思，是指儒学在社会生活习惯、文化心理结构等各方面都会起一定的作用，但作为一种有创建性的哲学思维，可能性不大。列文森认为，像梁启超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已经有一种理智的认同，所以要把西方深刻的东西(西方的核心价值)带进来。同时，对于中国传统，他们因为只有感情的认同而在理智上已经排拒了，包括对传统文化那些很有生命的东西也基本上排拒了。鸦片战争以后每十年有一个变化，―直到“五四”，有很多悲愤、不得已、无力、失语，所以当时有一种共识，认为传统中国的资源，任何资源，不仅是儒家，道家、法家、佛教都不能救中国，一定要靠西方文化。在那个氛围里面，你虽然有很大的激情，但是要想拿中国文化的资源创造一个新的哲学理念是非常不容易的。
　　
　　《南风窗》：你认同列文森所谓儒学已经“博物馆化”了的说法吗?你当初有没有预见到儒学的正当性有可能在今天的中国民间得到某种恢复呢?
　　杜维明：我的经验比较不同，我从中学开始接触这方面的东西，把它看成是一种内在的价值，认为它是一种活的有生命的东西。那时候，我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还有很多其他的儒家包括宋明儒学的东西，我感觉到(用他们的话讲)“很有受用”。因为“很有受用”，所以并不觉得已经过时了"我也不能够认同，列文森所说的“博物馆化”。
　　60年代到美国以后，我有很深的感触，假如中国大陆永远不开放，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和大陆学术界接触，儒学的发展在21世纪，至少在20世纪可以算是非常遗憾的。虽然在海外，不仅是台港，甚至新加坡、马来西亚、北美、欧洲都有讨论，如果中国大陆没有改变，真正从大潮流来看，列文森所讲的不能完全说错，儒家已经被边缘化了，被博物馆化了。
　　我年轻时在台湾从事儒学研究，和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几位先生接触的时候，他们也就40多岁的人，都很年轻，当时也不能够知道，他们会成为在儒学发展中这么重要的人物。但是，当时这几位先生不仅在学术和思想上有特别的魅力，让你觉得在那个考试文化泛滥成灾的时代，居然有一种心性之学，而且有非常深刻的政治、社会各方面的含义――有人说，新儒学讨论的就是心性之学，这是完全错误的，当时像张君劢所讨论就是宪法和政治，徐复观先生完全是自由主义儒家或者是儒家的自由主义，完全在现实政治中间起作用，包括牟宗三先生也写了《政道与治道》，唐君毅先生创办了新亚书院，在文化界广结善缘，钱穆先生也是一样，对政治问题有很大的关怀。所以，我那时候有一种感觉，虽然当时中国大陆是封闭的，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儒学发展的空间还是蛮大的，而且我们做的工作，多多少少有它的内在价值，假以时日，假如它代表智慧之学，它总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南风窗》：你从上世纪70年代未到现在，都与中国大陆知识界保持了十分密切的联系，这在你那一代人的经验里面，是不多见的。
　　杜维明：70年代的后期，特别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我们非常清楚，中国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进一步沟通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在1978年，我就随着一个美国学术代表团，海牙学术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一个月。那次在北京，我作了一个报告，当时77、78届刚刚入学，他们那种强烈求知欲，和对各种问题的讨论的热情，我是很受震撼的。所以在80年代，我接受美国科学院的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的提议，到中国从事学术交流，在北京师范大学呆了整整一年，也跟78、79、80这三届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个时候，我关心两个问题。第一，到底儒家的传统，作为学术，甚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生活世界里边的价值，有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第二，中国大陆有没有相对独立的知识群体的出现，它一方面具有群体性，另一方面又具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我当时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正面的。我到香港把这个信息告诉牟宗三先生，他说我太乐观了，根本没有这个可能。后来，我又跟唐君毅先生谈，他比较同情理解，也希望能够回国看看，但是他也很怀疑。跟徐复观先生谈，他的反应最强烈，他说“我知道你非常乐观，但我没想到你不仅乐观，而且是一种肤浅的乐观……”。在北京师范大学那一年，我接触的大多是学术精英，不仅是李泽厚、汤一介，还有一些年轻的，像陈来这些人，我都和他们辩论过。虽然有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可是这个潮流，这种文化热的潮流一直在进行，后来又慢慢地走向一个比较极端的西化思潮。这个极端的西化思潮在上世纪80年代末达到顶峰。
　　
　　向西方学习刚刚开始
　　
　　《南风窗》：用你的话说，今天中国出现了一个反西方、反现代的潮流，这是“五四”以来知识精英完全不能理解的现象。这在今天“中国文化论坛”上好些学者的发言中也有体现。你怎么看这种趋势?
　　杜维明：追述到“五四”年代，当时存 在表面上看起来完全相悖的两个现象，一个现象就是认为非要从西方，从“启蒙”来寻找“德先生”、“赛先生”，认为它们是使得中国能够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同时，又有强烈的反西方的情绪，因为西方所代表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五四运动”就是爱国主义嘛，爱国主义就是反对列强，反对日本、反对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虽然能够救中国的药方来自西方，但是我们将来一定能站起来把西方对中国的压迫、侵略消除出去。在那个心情、情绪之下，马克思主义进到中国，开始的时候没有多少人知道，很快就广为传播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是西方文化的前沿，同时反西方，这对中国的知识界有很大吸引力。
　　那么到现在，大家对西方、特别是全球化，有很强烈的反感，这和过去自由主义的看法是很不同的，因为自由主义比较突出改革开放，向西方进一步学习。李慎之在去世之前就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看法，任何观念、任何价值、任何制度，如果和自由民主的思潮有违背的，那就是不现代，一定要进行批评，包括对儒家进行批评。以前有一段时间，他对新儒学非常认同，我们之间也有很多沟通。后来，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感觉这种社会思潮的变化有非常健康的一面，就是寻找具有中国特色，而且是完全属于中国、本土根源性非常强的一种文
　　化主体。我希望有这样的现象出现，所以这个现象的出现对我来讲当然也是一种鼓励。另外呢，我想我们不能够否认，经过这几十年的努力自觉学习西方，西方文化特别是启蒙所代表的精神，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之中，已经根深蒂固了。要想跳出这个传统，要想不受它的影响，而且对它只进行批评，非常困难，而且也没有必要。
　　以前总把现代性，特别是启蒙所代表的现代性，作为评判中国所有的传统价值的标准。现在我们发现儒家传统有更宽广的人文境界。我现在正在做这个工作，能不能从儒家的人文精神，对西方启蒙所代表比较凡俗的人文主义，一方面做一个了解，同时做一个批判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西方启蒙进行批判，我同很多人的看法是接近的，但是做重新的了解，我觉得我们做得不够，西方很多重要的价值还没有带进来。有一些人说，自由、人权、民主这些都是西方价值，我们不需要，我说我们绝对需要。我觉得我们向西方学习现在刚刚开始。
　　
　　《南风窗》：你认为我们向西方学习现在刚刚开始?
　　杜维明：对，刚刚开始，力度还要加大。这和我以前提到的四个问题必须同时解决是一脉相承的――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扬弃，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引进和排拒同时进行，这四个问题连在一起。今天进入全球化，情况更复杂，只把中西对比来看，还不够。
　　以前把印度思想带到中国文化内部，经过了好几百年的努力。刘晓枫主张回到古希腊，重新了解西方文化的传统，我认为这个工作很重要。这个传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成为我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一个重要资源?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儒学的启蒙价值
　　《南风窗》：李泽厚先生在提交本届文化论坛的访谈文章中讲，“我以为今天中国需要的，还是‘德先生’、‘赛先生’”，“今天中国还是要启蒙，不要‘蒙启’”。你怎么看儒学与启蒙的关系?
　　杜维明：我用过“启蒙心态”这个观念，启蒙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文化运动，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还没有完成的理念，像哈贝马斯这样谈。启蒙作为一种心态呢，在西方已经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启蒙确实是人类文明发展中间最强势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从启蒙发展出来的，还不止，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现代的大学、现代的军事组织、现代的各种职业，全是启蒙所带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对现代化的定义，所谓现代化就是合理化，或者是理性化、都市化、凡俗化，甚至有人说是科层化、职业化、专业化。韦伯说，从20世界往前看，有两种人对社会影响最大，一种是经理人，一种是专家，这样的话，整个人文学基本上被边缘化了口
　　在这样一个大的发展趋势里，在西方还有各种批评的声音，但在东亚社会，特别在中国社会，从五四以来，形成一股非常深厚的传统，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传统，今天如果说真正带有宰制性的思潮之一就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不是科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后边呢，是进步主义。进步主义实际上已经受到很多质疑，在它看来，人类文明的发展是通过宗教、哲学、到科学理性，我们到了科学理性，宗教的问题很容易就解决了，它没想到宗教的问题特别难解决，也完全没有顾及所谓认同的问题。
　　这是一个大传统。如果从思想潮流的发展来看，它确实有两大盲点，(实际上不止两大盲点，有几大盲点)，一大盲点是对于终极关怀，另一大盲点就是对于自然，不是去了解、认识自然，而且去宰制、征服自然。它缺乏文化多元性的理解，所以是西方中心，再有就是男性中心、人类中心、地球中心。但是，这个思潮不仅创造了刚刚提到的各种制度，也创造了很多核心价值，我赞同金耀基先生的看法，包括理性、自由、法制、人权、个人的尊严，这些已经是普世价值了口
　　但是，这些普世价值和经济人的观念是配合的，它缺乏女性主义所提出的价值，缺乏世界各大宗教文化提出的价值，当然也缺乏儒家思想所提出的价值。换句话说，自由之外应该有公义的问题，理性之外应该有同情的问题、慈悲的问题，法制之外还有理的问题，权利之外还有责任的问题，个人尊严之外还有社会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问题……因为这个原因，现在可以站在儒家的传统，这个同站在基督教的传统、佛教的传统一样，对现代启蒙所代表的大潮流，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理解和批判。
　　“德先生”、“赛先生”不能帮我们解决今天生态环保所出现的大问题，也不能为我们解决现代社会解体的问题。换句话说，市场经济是可以的，市场社会是很糟糕的，市场的力量渗透到社会里边，不仅学校市场化，各种组织市场化，政治市场化，乃至家庭、亲戚朋友都市场化，这个问题靠科学靠民主能够解决吗?不可能的。另外，诚信的问题、道德伦理的问题，也不能靠科学不能靠民主来解决。我们不要忘了"更根深蒂固的西方价值观是自由和人权。民主怎么去理解?民主不一定是投票文化，民主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必须要拓展公共空间。公共空间的意思就是说各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不一定是媒体知识分子，也不一定是公共知识分子，而是在政府、企业、媒体、学术各种不同职业团体和社会团体中，都有一批既关切政治、又参与社会、又注重文化而且视野是超出所在环境之中(在学术界他的视野是超出学术界，在政府就超出政府，在媒体就超出媒体)的人，对于整个社会的公益，对“公共之善”，能够有一个强烈的关怀。这些人出现了，才能够拓展公共空间，能够拓展公共空间就能够促进民主的发展。
　　
　　多种价值观互动 　　《南风窗》：正如你在论坛上发言所说，虽然现在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思潮，从女性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乃至传统文化的资源，但这些资源的总和同市场以及消费文化的力量相比，力量仍旧是微不足道的。
　　杜维明：力量是很不够，但是有转化的可能性，不仅有，而且已经成为必要了，不然的话就会每况愈下。我觉得，如果讲意识形态的资源，中国在80年代就已经有了。我和李慎之，郑必坚等人都谈过，中国有三大思潮，一个是社会主义的思潮、一个是自由民主的思潮，还有一个儒家人文的思潮，它们之间能不能够进行一个良性的互动?有人提了一个观点，社会主义保证社会和谐和公平分配，自由民主促进经济的发展，乃至民主自由的发展，儒家传统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认同。我个人觉得这个和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比较一致了"但是，你也可以进一步说，“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是儒家，先进是自由和民主。
　　《南风窗》：这三种思潮之间的矛盾、冲突、张力非常大，在现实中达成转化的可能性应该比较小。
　　杜维明：虽然可能性比较小，不过，你想想，如果新左翼跟儒家结合，但是绝对反对自由主义，或者自由主义跟儒家结合，但是绝对反对新左翼，这种可能性更小。当然80年代也出现了极端的西化思潮，但今天重演的可能性不大，我们需要一个面向21世纪、能够使得中华民族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思潮。
　　今天不仅要在整个中国大陆内部来看儒学的发展，也要把它摆在整个海外，我叫“儒文化中国”的视野中来看，还要摆在东亚、日本、韩国的视野中看，现在更要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去理解。要把它当作一个动态的过程，不能把它当作一个静态的结构，变化太大了。
　　《南风窗》：在本届中国文化论坛上，“古今中西之争”也是一个热点话题。你能否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
　　杜维明：有人说，现在古今中西之争越来越激烈了，毫无疑问，但是不要忘了，这2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出去碰到的不是只有西方而已。我在20多年前就一直强调，应该把我们的参照系扩大，不要只是面对西方。说西方有宰制，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把一些非西方的文化带进来，大家一起讨论，包括印度。我一直强调重视印度，重视印度有三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它有50年的民主历史，同时印度出现了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们大多能够用英语来沟通，国际化的程度比中国高很多。另外印度有很多很好的媒体，比如《印度时报》，它们对很多问题的分析远远比西方的媒体好。最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印度和它的传统之间的关系。中国从五四以来把传统整个打碎了，比如北京大学，“五四”的北大，和国民党控制的北大，和建国初期的北大，和“文革”时代的北大，和“文革”之后的北大，不仅地方变了，人员变了，理念也变了"没有了集体的记忆。现在中国患了集体健忘症，主动自觉地遗忘，然后刻意对历史进行曲解，这个现象在印度没有出现。此外，印度的音乐、艺术、哲学、精神世界都值得我们学习。不要轻视印度，我们学术界有些人，连印度也没有去过，就对印度那么歧视。
　　我觉得还不够，比如俄罗斯、拉美、伊斯兰甚至是非洲，都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的对象。严格说来，儒家最珍贵的资源之一，就是“学习文化”，它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学习精神，学不厌、教不倦。儒家能够兼收并蓄，所以在中国传统上有儒家、道家、佛教，现在我认为至少是五教，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带进来，将来在中国可以进行一个健康的互动。如果有人说，不一定，中间会有矛盾冲突，但是你看香港，六大宗教和平共处，非常好。日本也是如此。
　　
　　政治儒教与大众儒学
　　
　　《南风窗》：汤一介先生说，有些学者提出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主张把儒教立为国教，在我国恢复所谓自古以来的“政教合一”。而对上述观点的批评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的批评来自自由主义，他们认为“儒教救国论”是对当代民主政治的反动，另一方面的批评则来自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儒教救世的想象实质是道德作用的自我夸大”，有“重踏封建专制的陷阱”的危险。撇开“儒教救国论”不谈，对于儒学有为专制服务之嫌的批评向来不绝于耳。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杜维明：其实毛泽东讲得最入骨了1儒学同专制的关系就是“毛”和“皮”的关系，整个专制体制就是“皮”，没有“皮”的话，“毛将焉附”?有很多知识分子持这个看法，他们把儒家当作专制政府的依附，没有专制政治就没有儒家，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政治化的儒家。我说这个看法很不对。
　　在汉代就有两个传统(当然它还有其它传统)，一个是希望通过道德理想来转化政治，一个就是专制政治利用儒家的象征资源来控制人民。一种人曲学阿世，媚世，比如汉代丞相公孙弘，而真正的大儒在司马迁的眼里就是董仲舒这种人。汉代叔孙通，他为汉高祖“制朝仪”(就是设计一套怎么样尊重皇帝，怎么使皇帝威风建立起来的制度)，这完全以服务政治为目的，但是也有很多大儒，比如贾谊、陆贾。汉高祖非常看不起儒生，还常常用儒冠小便，陆贾就跟汉高祖讲，你绝对不能够歧视儒生。汉高祖说我是“马上得天下”，你们这些儒生有什么了不起的?陆贾就问汉高祖，你能不能“马上治天下”?汉高祖突然悟过来了，现在必须要讲安邦，要讲长治久安。
　　所以，这两面在传统文化中一直有延续。严格地说，中国传统上不是儒法斗争，而是政治化的儒家和以道德理想转化政治的儒家之间的矛盾，中间有联系，又有分歧。而且，中国―直到明代，官、公、私是分开的。官就是朝廷，朝廷完全不体恤大众，只顾一己私利，那么知识分子就会强烈抗议，包括以后像东林党人都是如此。所以知识分子代表公，代表人民的利益，这从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老传统―直发挥它的作用，所以才有“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问题。如果朝廷兴亡，那就是士大夫有责，天下兴亡那就是文化受到摧残，大家都有责任，所以亡国、亡天下的观念就出现了。
　　《南风窗》：现在，很多人批评于丹和“孔子热”，认为那不过是庸俗的商业炒作。参加这次论坛的不少学者也持这种观点，你怎么看?
　　杜维明：如果真是把它当作一种庸俗的商业炒作，就真把这个问题看淡了。她能说善道，可以长篇大论，很有魅力很有感染力。如果我们要跟她划清界限，认为我们是精英族，那我问精英族的人，如果有上电视的机会你是上还是不上?如果你上电视，你讲的话观众听得懂吗?
　　所以，不要简单否定，虽然它一定有庸俗的一面。在这个情况之下"学术界能否利用现在的发展空间，能否做扎实的思想建构和学术挖掘的工作，这是能不能使得文化热各方面持之以恒的关键。这个工作不做，列文森的预言还是对的。这个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应该受到“于丹现象”的启发。我们现在对他们进行那么严厉的批评，我们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吗?我想很难。其实从“五四”以后，如果讲儒家的传统，它在民间社会、军方、政府各方面，像李泽厚讲的在文化心理结构，实际上影响非常大。真正完全被消解掉，完全没有影响力的就是知识精英。现在知识精英有了自觉，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变化，所以要有一个又有群体性，又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的知识群体的出现，那才能够共业。
　　知识分子的力量既没有办法跟政治相比，也没有办法跟企业相比，又没有媒体那么有影响力，你还在内耗?现在内耗太厉害，这是我担心的问题。

相关热词搜索：现代性 儒学 中国 儒学与构建中国现代性 现代性中国 中国现代性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