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留给我们的遗产|长征留给我们宝贵的遗产

发布时间:2020-03-16 来源: 日记大全 点击:

  珍惜人类的正义和观念的进步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您曾经发表过中日关系外交革命方面的作品,和今年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关系匪浅,你觉得这场战争和以往的戈争相比有何特点?
  时殷弘(以下简称时):到现在为上,我国大部分媒体在纪念二战胜利60周年时都在谈论中国和日本。我觉得这是需要的,但是远远不够,还应该把视野放宽到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上去。一方面,几乎历史上从没有一场战争造成如此巨大的平民、战俘死亡和令人发指的人道主义惨剧;另一方面,我认为二战与其它战争最大的差别不在这里,而在于,人类历史上从没有一次战争像二战这样具有这么大的正义性,它引起了世界政治、世界观念非常巨大的进步。这和战争发动者异常邪恶的性质有很大关系。
  《南》:您所说的正义和观念的进步具体是指什么?
  时: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中,战争从来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是一个合法的国家,就有权开战,这就造成了很多恶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扭转了这一看法,战后的《联合国宪章》否定了侵略战争的合法性,规定只能进行自卫性的战争。另一方面,在二战以前,从来没有战争暴行的个人问责,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开创了这方面的先例,并规定了两种新的罪行:破坏和平罪和反人类罪。比较战前和战后的国际政治观念,仅这两个方面就反映出巨大的变化。
  《南》:这些进步观念的来源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在战争年代这样蓬勃发展?
  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列宁和美国总统威尔逊都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的重要口号,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民族自决”,主张各民族在不受外部干涉下自行决定本民族事务,它从根本上否定了过去那种大国可以任意征服和统治弱小民族的战争伦理。尽管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原则并没能完全实行,但它已经作为一个新观念被确立了,国际联盟已经开始作出一些规定,把战争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种。另一方面,在德国和日本,提出了与之相反的意识形态体系。纳粹德国发动的战争,不再像历史上的战争一样仅仅是为了争夺领土、权势,而是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抱着种族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等观念,进行了非常广泛的对外侵略。在日本,几十年成功的扩张使国内形成了军事帝国主义思潮,并伴有天皇崇拜、蔑视国际规范等特点。在已经形成民族自决等新观念的时代,这些都是明显的历史反动,是空前邪恶的思想,是对所有人类已有价值体系的挑战,用希特勒的话说就是“新秩序”。这种情况造成了二战对于交战的任何一方来说,都不只是传统的权势、地位的战争,更是原则的战争,意识形态的战争。
  
  警惕复仇思想,尊重国际秩序
  
  《南》:既然这么多先进观念已经提出并确立,法西斯主义在战前为什么还有充足的发展空间?
  时:这首先是因为“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下的国际格局存在巨大的问题,埋下了很多祸根。《凡尔赛条约》对德国进行了过分严厉的压制,在德国国内埋下了复仇主义的种子,但同时德国又仍然是欧洲潜在的最强大国家。英法两国虽然战胜但已经远远不属于最强大的行列,无法单独支撑国际格局,而最有潜力的两个国家_美国和苏俄,一个重新奉行孤立主义,对欧洲事务作壁上观,一个与西方国家互相敌视,被排除在"凡-华"体系之外力量对比非常不相称.此外,德国历史上就有国家崇拜军国主义、浪漫主义、反犹主义的传统,当时欧美也流行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的观点。日本则是在崛起过程中向西方学到帝国主义,加上本民族历来的效忠精神、武士道精神,导致了它后来法西斯化。以上这些复杂的原因使法西斯在其国内获得了土壤。
  《南》:这次战争中奉行孤立的美国和脱离国际的苏俄又花费了巨大代价来纠正前人的错误。
  时:是的,而且他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就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战争的全过程。最初,虽然一些国家也进行了反法西斯的斗争,但基本上都局限于捍卫本民族自决的阶段,并没有形成被所有反法西斯国家共同接受的意识形态纲领。这一纲领后来能够出现,我认为和罗斯福总统有很大的关系。罗斯福在战前孤立主义下的美国还不愿干涉欧洲事务的时候,就对法西斯国家进行了谴责,并通过演说提出了“四大自由”。二战期间,美国还与英国等盟国共同签署了《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家宣言》,提出了包括禁止一国改变他国人民生活方式的“人民自决”等一系列反法西斯的纲领。尽管罗斯福有为美国国家利益考虑的因素,但在当时要动员整个美国起来参战,他必须让美国人看到,战争不是为了势力、权威,而是为了道义,为了基本的自由。这些纲领在战后很快被各国接受,成为一种支配性的价值观念体系,引导着世界的发展。今天,一个国家也许可以争辩自己发动的战争不是侵略战争,但绝不敢说我侵略了但是我没错,这就是二战胜利带来的一种进步。在这个过程中,罗斯福总统功不可没。
  《南》:他所倡导的这一系列价值观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好处?
  时:二战带来的世界性的一大进步是基本人权得到重视。战后人们反思发现,一个国家在国内剥夺基本人权与其在国外侵略扩张往往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联合国宪章规定,保护基本人权,也是为了保护国际和平。1948年的《人权宣言》,应该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另外,人民民主观念也得到了畅扬。尽管对“人民民主”的解释会因地因时而变化,但这一原则已经被认为是公理了。第三个变化主要体现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在原本落后的亚非国家内部,现代民族主义得到了蓬勃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亚洲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只有日本,二战后,这样的国家多出了中国、印度、缅甸等等,并且到处都出现了新的力量,能够去发动群众,参与正义的斗争。这股潮流在五六十年代推动了非洲的独立运动。
  《南》:战争的胜利对于中国走向世界有什么帮助?
  时:在二战后反观中国100年的觉醒历程,可以看到,首先是19世纪中期小部分人认识到要睁眼看世界,认识西方。了解西方,甲午战争又使很多知识分子产生了现代民族主义的观念,直到五?四运动,使现代民族主义真正风行起来,最后,围绕着新的中国应该怎样与国际社会相处,国家分裂为革命和改良两派。从这个线索看,抗日战争毫无疑问是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崛起的关键性战争。所以说,讲抗日战争,如果你光讲日本的种种暴行,光讲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对的,但也是远远不够的。这场战争是属于全世界的,它昭示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民族自决,人民自决,基本人权,人民民主。
  很多人说二战最重要的意义是赢得了和平,我认为不是。二战当然赢得了和平,但怎么能赢得和平,赢得了什么样的和平,才是关键。抽象地讲,就 是正义的和平,这才是最有意义的。如果大家都服从希特勒的“新秩序”和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那也是和平呀,但那是奴隶的和平。所以二战规定了正义的具体内容,就是刚才说的民族自决,人民自决,基本人权,人民民主,这就否定了一切帝国主义和种族歧视,也是反法西斯战争留给人类的最宝贵遗产。
  
  呼唤理性的政治
  
  《南》:在这份巨大的遗产中,中国分到了什么?
  时:二战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用过去的话讲,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开端。民族怎么振兴?不是靠喊反日的口号,而是像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先进分子的做法――发现世界的潮流,想方设法顺应这股潮流,还要进行民主运动,组织民主政党,发动群众投入一场“现代的抗日战争”。二战胜利,使中国内部的运动发展,第一次全面地与世界潮流接轨了,中国从落后的中国一跃成为民族自决的、人民自决的、独立的中国,中国自身的发展第一次汇入了世界基本潮流中最重要的部分,与美国、苏联、英国等主要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一起,在世界潮流的发展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情况,而这个局面一旦打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保持着这个地位。
  《南》:脱离意识形态,当今大国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局势,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对立或者合作。才能不重蹈“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的覆辙?
  时:这也是一个讨论了很久的话题了,应该说二战与过去的战争再不一样,也有一样的地方,那就是power(权力)和power间的战争。希特勒的意识形态再疯狂,没有德国巨大的国力,也不过是个街头流氓。由于国际格局中时常出现国家间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也因为各国的发展会自然地产生动能,因此就需要不断妥善地调节。面对未来,如果我们希望常保和平安全,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正确对待大国之间变动着的力量格局。比如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挑战:如果中国仍然保持这样的崛起势头,中美之间结构性的矛盾一定会产生,而且一定要和平地解决。当然,小范围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比如中印、中日可能的矛盾,如果到时没有良好的对策,也可能出现问题
  《南》:就是说,我们反思二战之后再规划我们未来的对外策略,应该抱着妥善地、尽量和平处理大国间力量变动造成的矛盾?
  时:和平不是目的,要尽量妥善地解决。要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而根本利益有些是眼前的,有些是长远的,要协调好。其他国家也有根本利益,它过分的要求你不能接受,但它的根本利益你也得尊重。另外,美国现在是超级大国,有这么大的军事优势。中国当然一定要实现军事现代化,但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过早地与美国产生结构性矛盾,尽量在可回旋的范围内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并不是一两句口号、一些激情可以代替的。
  
  承担大国的道义责任
  
  《南》:二战后人权问题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敏感,人们虽然接受了教训,但非人道的行为依然大量存在,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时:大规模的非人道行为,在战后确实存在,但都不是发生在大国中。在局部地区,仍然存在例如杀害无辜平民、虐待战俘的情况,但从另一方面看,全世界对这种问题的反响和意识,那种愤怒和批评,无论广度还是速度都是空前的.而日其中很多都不得由西方国家内部公正的舆论揭露的。
  《南》:当国家利益和人道主义的责任发生冲突时,应该如何选择?
  时:人道主义义务和国家利益一样,不是不分等级的。人权前面为什么要加上“基本”,就是因为人权也是有不同级别的。经过二战后,如果今天再有一个国家的利益要求大规模践踏人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是非法的。但是,国家利益有时代表了大多数国民的意志,有时难免会有意无意地触犯一些人权规范,这个时候你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讲人权规范都是第一位的,但毕竟通过这几十年的努力,我们可以达成一种共识,有一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比如大规模地践踏基本人权,现代国际法倾向于规定,这种情况下国家利益不成为理由。
  《南》:今天很多人还是习惯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比较对立地解释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行为,您认为我们从多大程度上,用人道主义的观点去理解这些国家的动机是适当的?
  时:这就需要就事论事地分析。海湾战争,里面包含美国国家利益,但由联合国授权,来制止一个侵略行动,总的来说,美国做得对。伊拉克战争,就不太对。对每件事我们总是可以根据基本的政治、法理和道德标准来分析。一概拥护美国的行为和不分青红皂白谴责美国的行为我认为都是缺乏考虑的。
  既然说我们是大国,就要有大国的心态,大国的意念,大国的思想。今天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我们就是要更坚定地顺应历史潮流,更理直气壮地坚持民族自决、人民自决、基本人权、人民民主。当然,每个原则的贯彻都有它的具体情况。如果中国真的要成为一个对世界有积极意义的大国,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需要的,但仅仅从民族利益出发还是远远不够的。打个比方,如果说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后,天天讲美国的利益,就像斯大林一样,美国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吗?丘吉尔不是说
  “我们反对纳粹暴政,但我们这个英帝国不能牺牲掉”吗?这样的国家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吗?
  要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还必须担负起一些对全世界的道义上的责任,就是有一种价值观的创建,它既能对全世界形成一种吸引力,又能使自己的人民处于一种意气风发的状态。我不相信任何时候都只强调国家的权势,能对自己的人民带来持久的、巨大的激励。这种态度不能少,但光有这个也不行。当我们说中国要对全世界作出贡献,绝不是说中国自己强大了就作出贡献了,而是说出了一个价值观上的责任,对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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