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伦萨的空坟：但丁与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主义测试

　　佛罗伦萨城是一座巨碑：中世纪的千年从此结束，新的创世纪从此开始。 　　上帝已经远遁，但圣十字教堂里诸神生气勃勃。伽理略墓、米开朗基罗墓、但丁墓、马基雅维里墓、罗西尼墓，这些思想文化巨人与许多伟大的教父和统治者一起，分享着教堂的墙壁。
　　想同时祭扫这些巨人简直是一科僭越，所以当我第一次踏进教堂时我只看到比邻而眠的近现代政治理论的双星――旦丁和马基亚维利。
　　2005年暮春，当我第一次步人“第二罗马”和“新耶路撒冷”的佛罗伦萨时，先辈但丁与晚生马基雅维利的争吵，又一次回荡在欧洲《帝政论》的作者与《君主论》的作者，继续为一个统一的欧洲还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欧洲而争吵着。
　　光线从主祭坛上方马赛克宗教绘叵的染色玻璃透进来，使教堂右壁廊上相邻着但丁和马基雅维利的白色大理石陵墓显得简洁而朴素。
　　我手中的玫瑰献给政治家而非诗人的但丁，《帝政论》而非《神曲》作者的但丁。这位被故乡佛罗伦萨永久放逐开解席判处火刑的前执政官，伟大的世界主义和理想主义者，今天依然被历史现实放逐；作为民族国家主义的实用主义者的马基雅维利，则依然是近现代历史的胜利者。
　　佛罗伦萨人将但丁与马基雅维利安葬在一起，让人寻味不已、浮想联翩。
　　意大利著名的共产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曾以《但丁与马基雅维利》为标题，极尽才思地把他们对立起来。葛兰西并非夸大其辞，整个近现代欧洲就是这两位佛罗伦萨人的思想斗争。而在
　　政治实践中一事无成的马基雅维利，死后一直取得对政治实践家但丁的胜利。在过去6个世纪里，欧洲离但丁的“世界国家”理想越来越远，而马基雅维利的民族国家在大革命、世界大战中巨人症般壮大起来。
　　但丁的《帝政论》以著名的“十字架和鹰”为公式，呼唤一个与罗马教廷二元对立的世界帝国：统一的欧罗巴。但丁首先是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公民，他一直盼望神圣罗马帝国一位皇帝能够打败罗马教宗，但根本没有任何“统一意大利”的意思，而是渴望统一欧洲。
　　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的中心思想就是统一意大利。尽管声名不佳，但马基雅维利的确是现代意大利之父。他在圣十字教堂的石棺中沉睡两个多世纪后，马尼志依靠马基雅维利哲学统一了意大利。
　　站在这两座石棺下面，我想起暴君尼禄临死前的呼喊：我听到那奔驰的马蹄声在我耳边轰鸣。这两位佛罗伦萨人陷入永恒沉默之后，仍然在诠注着整个近代现代政治斗争史，并使我们的21世纪的历史冲突尖锐化：一边是持续了一个多时代的全球化，一边是美利坚国家主义化和“国家的激增”。
　　但丁生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作为佛罗伦萨执政官，他成就卓著；即使流亡拉文纳期间，他还代表当地政府出使海上霸主威尼斯，以外交扩腕挽救了拉文纳。而为后世政客提供权术与诈术大全的马基雅维利，生前在政治上则屡战屡败、抑郁而终。
　　近现代世界，民族国家以邻为壑。但丁的政治思想成为诗人的迂阔之论，而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对统一欧洲的追求则令人生厌。随着欧盟一体化步伐加快，阳光开始照到尘封的《帝政论》上。然而，法国全民公决否决《欧盟宪法》，意大利社会福利部长扬言应当退出欧元区，也许算是马基雅维利的荣光，但却很可能是但丁挨的又一记耳光。这位充满中世纪精神的“中世纪最后一位巨人”仍然过于超前了，其世界国家理想在国家主义面前仍然不堪一击。
　　民族国家从马基雅维利发源，在黑格尔绝对国家那里登峰造极成为国家崇拜。对黑格尔来说，国家即目的，个体为国家而存在；个人自由、权利、利益只有在符合国家这一最高目的时才有意义；国家是个体生命的本质与生存意义所在。此一思想发展下去成为极权主义国家，成为霍布斯的怪兽“利维坦”是合乎逻辑的。
　　但丁继承的古希腊斯多葛主义，本质上贬低单个国家(城邦)而推崇世界国家，坚持古罗马自然法、万民法对人普遍性的肯定，并从中推导出世界国家与世界和平。这一观念，卢梭发挥为“欧洲邦联论”；康德发展为“永久和平论”。
　　但是所有这些但丁主义者都被现实愚弄了，包括上一战时中国人称呼的“威大总统”美国总统威尔逊。他是20世纪全球主义的正宗，鼓吹自由、自决、民主之全球主义和集体安全，强调国际法、国际对话与国际组织。这位理想主义者在巴黎和会上遭到英国首相达拉第、法国总理克雷孟梭以及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抵制和嘲笑，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破产。
　　但丁坐在石棺上，右手托腮，低头蹙眉。他仍陷于“上帝之下万民一家”的中世纪精神而不能自拔。但丁雕像右侧，手持长矛的女神倚棺而立，喻示着墓主是一名政治家；左侧是手持桂冠的缪斯女神俯在棺材上哭泣，哀悼着诗人之死。
　　马基雅维利肖像古怪地出现在他石棺上女神手持的盾牌上。完全不像但丁那严峻地沉浸于《地狱篇》中的面庞，马基雅维利似笑非笑的表情中流露着无以形容的嘲讽，其高深莫测、不可捉摸既像靡菲斯特又像浮土德。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个政客和煽动家，热衷于权力斗争，在政治上反复无常、出尔反尔。然而，在近代民族国家主义者眼中，马基雅维利是近代意大利民族独立运动的力量之源，是现代历史的预言家和摩西。
　　正如葛兰西所说，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同但丁的皇帝之间，不存在遗传关系。现代国家与中世纪皇帝之间更是如此。“但丁的政治学说只应视作纯系个人经历的因素。”“实际上，这并非政治学说，而只是乌托邦式政治理想，它染上了一重既往的时代的余晖”“他是一个阶级战争中的失败者，幻想在仲裁者的权力的庇护下，消除战争。”“他冀求超越现在，但目光却投向过去。马基雅维利的目光也投向过去，但完全是以不同于但丁的方式。”一句话，马基雅维利创造了现代世界。
　　我们很难否认马基雅维利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价值，我们也很难设想但丁理想能够在可预见的将来实现。真正的挑战是保持二者之间的平衡。在一个具有全部现实残酷性的世界上，极端个人主义确实能够导致社会混乱和民族共同体的瓦解，但是国家崇拜、国家至上、国家宗教导致的灾难同样触目惊心。
　　但丁提出一个马基雅维利无法回答的问题：这个世界上难道就不存在高于爱国主义的事务(政治理想)吗?
　　我们是否误解但丁太多?比如，所有中文信息在谈及佛罗伦萨的但丁墓时，几乎无一例外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座空坟。但丁死于流亡并下葬拉文纳。几个世纪来，因为放逐自己最伟大之子而蒙羞的佛罗伦萨一直在争取但丁“回家”，而钟爱但丁的拉文纳人根本就不加理睬。
　　佛罗伦萨的但丁墓，就像耶路撒冷的耶稣墓一样，是一座空坟。
　　对但丁来说，整个世界都是他的家。然而一个荒谬的悖论是，以全世界为祖国，意味着被国家和民族主义凯歌高奏的全世界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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