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大盘走势_采掘业透明度的中国式悖论

　　不久前，应来自加拿大的姜教授之邀，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关于“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的研讨会。在会议组织者派发的宣传册上，有着这样的文字：“采掘企业应该承诺公布他们向政府支付的费用，而政府也应该公布他们在这个领域所赚取的金额，从而使公民明白他们的自然资源究竟被政府卖了多少钱并把它记录在案。”
　　这个会议虽然主要是针对面向非洲国家的行动，但其意义却具有普遍性。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人民，而不是政府，更不是当地官员。只有让采掘业透明，有持久的公众监督和参与，自然资源才可能被有效利用，乱采滥伐的行为才会有所收敛，环境污染才能降到可控的程度，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社会公正与和谐才能实现。
　　
　　非洲在行动
　　
　　现在，即便在那些政治腐败的非洲国家，采掘业透明度都逐渐成了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非洲大陆蕴藏着丰富的资源，随着矿产资源价格的上涨，非洲更加受到世界许多国家投资者的青睐。
　　然而，当地居民对外来公司拿走了多少矿产资源却不知情，对政府从中收取了多少费用也无权质疑，对自己损失了多少有价值的东西也就蒙在鼓里。他们看到的只有环境的被破坏，以及一点可怜的补偿。其实，他们当然有权知道：这些交易是如何达成的？有没有不可告人的“黑幕”？交给政府的税金和费用究竟是多少？它们是如何再分配、如何使用的？总之，人们是否得到了资源流失的公平补偿。
　　长期以来，外国矿业公司公布所支付的数额与东道国政府公布所获得的数额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距，不言而喻，这就意味着贿赂和腐败。除此之外，石油、天然气和矿业开采所支付的金钱往往与贫困和冲突相连。这一现象被称为“资源诅咒”，其原因就是在征税和缴费时缺乏透明度以及问责制。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于2002年9月推出了“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其目的就是要增强采掘业的透明度，并使该计划在得到投资公司、政府、投资商和公民社会组织支持后成为一种自愿行动，让管理公开透明、决策多方参与、利益全体分享成为国际采掘业的主旋律。这项计划的初衷是要形成一个政府、国际机构、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性、自愿性倡议和行动。
　　或许有人会说：西方国家出于政治目的，以这种计划限制后来的、尤其是亚洲的投资者――它也确实会加重中国矿业公司的投资成本。然而我们看到，在有识之士和优秀企业的带动下，这个计划正越来越受到跨国企业的重视。亚洲和非洲参与该计划的国家在2010年中期时已经有30个，同时有50个国际大型石油、天然气和矿业公司加入这个计划。
　　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也参与了这个计划。在非洲和中亚、西亚等地区，中国公司都会按照当地政府要求向该计划的相关组织申报自己所缴纳的费用，以及开采的目标。比如中石油在乍得，中信集团旗下的公司在哈萨克斯坦，中石化在喀麦隆、加蓬和尼日利亚等国，都是这么做的。
　　
　　中国式悖论
　　
　　中国的大型公司尤其是国有企业，正在参与像“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这样的全球性倡议。中国政府也正在积极参与制定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指导方针，相关标准也开始在国内执行。
　　过去几十年,在对非洲援助和海外投资中，中国一直是国际社会中信誉良好的一员。中国政府和企业在对外商务活动中是很讲信用的，无论是在支付还是在借款还款上，无论面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银行中执行力最好的国家，所有在国内受援项目都按时还款。而在国外，中国国有企业即便在面临亏损的情况下，也能咬紧牙关执行合同。我所在的中信集团在国外几个工程承包中都表现出了这一点。其次，在当地员工待遇上，中国企业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比如，在北非的工程中给当地人提供医疗保障；尊重东道国宗教习惯，在当地工人一天里几次扔下至关紧要的工作、一到点就要去祷告时主动加班替他们工作。听到这些故事时我很是感动。
　　然而在国内投资建设上，我们的一些做法却让人感觉很不好。地方政府为推进项目以财政担保却欠钱不还，这种事情已发生多起，我所服务过的公司就为此付出过巨大代价；地方企业乱采滥伐的现象也屡禁不止，事实上他们的行为还在地方政府以扩大就业和内需的口号下被容忍和庇护。至于采掘业透明度，那些企业甚至没有听说过，即便被推介的话，他们也很可能会认为不符合中国国情。
　　中国式悖论就在于：作为国际社会的优秀成员，我们在国内却姑息了那么多的破坏山林、污染环境的坏企业；我们在国外那么在意形象，表现出那么强的责任心，在国内却那么不作为；在国外那么透明在国内却那么不透明；我们在国际上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国内一些地方政府和民众的对立却在加剧。
　　
　　学会善待百姓
　　
　　在酝酿这篇文章时到南方出差，晚上和一个当过县长的地方官吃饭，他讲起了一次拆迁时的惊险经历。为了开发当地资源，需要修路，得穿过村民的祖居，但却不能提供村民要求的补偿，因此遭到了持久而强烈的对抗。村民以死相争，身上绑了炸药和拆迁公司对峙，场面十分紧张。最终，电影中的镜头真实再现：这名前任县长在前面以地方领导身份郑重其事地和村民对话，而早已埋伏好的防暴警察突然发动进攻，像对付恐怖分子一样将绑炸药的几个村民扑倒在地。
　　在这个事件中，那些可怜的村民连自己在世代居住土地上的正常生存权利都保护不了，更不用说对以后资源开采的置喙权利了。
　　我作为一个倾听者，从头到尾只问了一个问题：那些村民被带走后结局怎样？
　　令我欣慰的是，这个县长还有恻隐之心，把他们关了几天就放了，也没有启动司法程序起诉他们。
　　这个县长是把这事当成一个政绩向我们讲述的，他也确实因此获得了晋升。那天晚上他神采飞扬地讲，我却是心情沉重地听。在暗自庆幸这件事最终并没有演变成一个惨烈的拆迁事件、并言不由衷地对这名因此从县领导晋升为市领导的地方官表示赞美的同时，也在思考：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和其辖区的百姓会如此对立，以至于双方都要准备付出生命的代价？如果“采掘业透明度计划”在国内得以实施，如果问责制切实可行，如果GDP不再作为地方政府政绩的硬性考核指标，我们这个经济已经高速增长多年的社会是不是会更和谐？
　　
　　值得付出的代价
　　
　　施行透明度计划当然会加重公司的经营成本，但这种成本值得付出。它承载的不只是一种管理方式，更是一种责任――作为普通人的生存责任和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当它和其他行业，比如说科学和技术创新投资相比时。
　　这是因为，科技创新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是财富，而采掘业给当地居民带来的更多的是成本，这种成本还是不可逆的。比如说，微软不间断的电脑操作系统创新不仅为研究前人提供了方便，还给后世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世代受益。但是采掘业却挖掉了当地居民祖先的积蓄，无论是煤炭还是稀有金属矿产，而这种积蓄本来是可以经过当代人的传承留给后代的。
　　试想30年前，矿产资源能有现在如此高的价格吗？现在买矿的价位不知道被提高了多少倍，以至于我在工作中会遇到连挖掘过的尾矿都能重新上市的例子。这也就是说，我们前一代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物质财产，使我们这一代可以拿去换GDP的增长，换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同时也换来了当地居民暂时的富裕。只是这些资源挖掉后无法再生，无法弥补，30年后我们的下一代至少比现在少了许多矿产，他们是否会抱怨我们短视、用那么便宜的价格就出卖了资源？如果挨到他们生活的年代，是不是会卖出几倍甚至十几倍的高价？或许他们有了新的技术，根本就不会卖。
　　所以，我们不应该拿中国目前工业化过程中的碳排放量和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碳排放量相比，认为前者比后者小就可以放松标准。毕竟世界在前进，新标准比旧标准当然应该更加严厉而科学。毕竟，我们污染的是自己的环境，损伤的是我们自己的躯体。
　　当我们在对外自然资源开发协议中公开申明采掘业透明时，没有理由在国内把它当成一种商业秘密；当我们以大国之尊善待非洲国家居民时，没有理由把国内同胞当成地方政府业绩的对立者；当我们在国外以修建当地基础设施为条件换取其资源时，更没有理由破坏自已家园的绿地、水源和空气。多年来企业的乱采滥伐和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使得我们拥有的资源已经不多了。实施有效的第三方监管，让采掘业变得透明，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否则我们将无颜面对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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