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政治的关系 韩国媒体与政治

　　无论哪个国家，媒体都有巨大影响，但韩国有其特殊性：国家主义、排斥多样性以及军队文化的特点，加上半岛民族易激动的国民性，使韩国社会具有“汤锅根性”。 　　近来在谈论中韩关系时，韩国媒体越来越受关注。大家发现，中韩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在健康发展，但是部分韩国媒体的部分报道却对中韩民间感情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其实不仅是中韩关系，韩国的政治、社会甚至政府的政策制定，都受到来自媒体的巨大影响。远的如2002年的世界杯，媒体的渲染把全体韩国人都变成了狂热的“红魔”。近的如去年的“牛肉风波”，韩国人就是因为看了电视里有关美国疯牛病的报道才开始走上街头。再如我们熟悉的“黄禹锡事件”，也是媒体戳穿了这位科学界“韩国英雄”的骗局。其实在每次选举中，韩国媒体都会施展其左右民心的能力。即使在平时，媒体也会把政府的一举一动放在手术台上，不停地进行曝光和剖析，影响着政府的威信。韩国媒体称得上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无冕之王”，风头不亚于总统府青瓦台。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媒体之间出现了利用、限制、监督、对抗等错综复杂的关系。每当青瓦台易主，双方的战术都会发生变化，但是这场明争暗斗却从来停止过。
　　有人会说，无论在哪个国家，媒体都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韩国有其特殊性。这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有着“家长制”权威文化的传统以及被殖民的历史，因此韩国政治具有国家主义、排斥多样性以及军队文化的特点。再加上半岛民族容易激动的国民性，使韩国社会的意见很容易朝着一个方向聚拢，出现“猎杀女巫”式的舆论独裁。韩国人将这种性格自嘲为“汤锅根性”。韩国的各种政治、经济、媒体权力都非常集中，它们通过地缘、学缘、血缘的关系网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很多媒体报道下隐藏的就是各种力量的较量。
　　从上世纪60年代的军政府独裁，到后来建立民主制度，再到令天，韩国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韩国学者把韩国媒体与历届政府的关系比喻为政府的宠物犬、保护犬、监视犬和攻击犬，说的是两者之间或同心一体、或依附、或共生、或牵制、或对立的关系。
　　
　　大棒+肉骨头：朴正熙与全斗焕时期
　　
　　按照这种解释，朴正熙、全斗焕两任总统时期的韩国媒体是青瓦台的“宠物犬”加“保护犬”。政府不允许持反对声音的媒体存在，媒体从业者或者摄于威力或屈服于利益而依附政府，为政府摇旗呐喊。
　　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执掌政权后，马上关闭了改革派的《民族日报》，其发行人被以“通共嫌疑罪”处死。一些批判政府的媒体从业者被以“违反反共法”的罪名拘捕，或者遭到不明身份的暴徒袭击，程度较轻的则被解雇。1979年全斗焕上台后，也对媒体从业人员进行了“净化”，合并或撤销了很多媒体机构，还制定了“报道指针”，要求媒体在“指针”框架内进行新闻报道。1980年戒严司令部与舆论机构共同辞退的媒体从业者有298人，媒体自动辞退的有535人，韩国人将这段历史称为“媒体大屠杀”。全国64家媒体机构经过整顿后只剩下11家报纸、27个广播电台和6个通讯社。政府每天向这些媒体提供“报道指针”，直接掌握媒体的选题和论调。
　　挥舞“大棒”的同时，青瓦台也向媒体抛出了“肉骨头”，软硬兼施地控制媒体。朴正熙时期，青瓦台为媒体提供低启、商业贷款和税收优惠。例如1967年韩国的贷款利率为25％，但是报社的借款利率为18％。1968年，《朝鲜日报》要建报社大楼和高利亚那洒店，政府向其提供了年利率仅为7％～8％的巨额低息贷款，《朝鲜日报》以此为契机发展成了今天的韩国报业巨头。今天的《朝鲜日报》也被韩国人看作“保守阵营”的舆论大本营。60年代韩国一般商品的进口关税为39％，但报业用纸的进口关税仅为4.5％。1972年，政府设立了媒体基金，为记者们退休后的生活提供各种保障。1973年，11个政府部门设立了发言人职位，积极启用记者，相当于政府发言人的文化公报部部长在上世纪70年代也一直是由记者出身的人担任的。全斗焕允许报社涉足杂志、出版等相关产业，使很多媒体发展成为大型企业。政府还降低了记者的个人所得税，向媒体从业者提供较低利息的贷款，这一时期记者的收入大大高于其他行业的白领。
　　
　　借助资本力量：卢泰愚时期
　　
　　1988年上台的卢泰愚政府虽然也是军人政府，但他毕竟是韩国民主运动后上台的，对煤体已经不能像朴和全那样进行露骨的收买和压制，但还是对煤体保持了很强的控制能力。媒体这时候基本上还是“宠物犬”加“保护犬”的角色，只不过不像以前那么驯服。
　　这时候的青瓦台鼓励媒体产业的发展，1987年的30家报纸到1990年底增长到85家，1980年只有12个版面的报纸到1989年增加到20个版面，1990年又增加到24个。在政府的鼓励政策下，媒体之间的市场竞争局面初步形成，而国家权力与资本对媒体的渗透就变得更加容易。1988年12月，国会公开了一个“媒体人个别接触报告”，政府要员选择特定媒体向其透露重大新闻，并以此控制媒体将内幕公诸于世。另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财阀资本”以及“广告商”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则阀”本身就与当时的青瓦台同属于“保守阵营”，因此“资本”替青瓦台完成了对媒体的控制。1991年《东亚日报》的编辑局局长因为与股东的意见不一致而被迫辞职，称“媒体现在遇到了比权力更加根本和更加长久的挑战势力，这就是媒体资本”。
　　但卢泰愚时期的青瓦台并未完全放弃对媒体的直接控制。1981年，韩国政府曾经制定“舆论基本法”。按照这一法律，舆论有保障公共利益的义务，并且需要向政府申请登记才能获得合法地位。政府有权力取消媒体的登记，没收违法刊物，追究媒体从业者的刑事责任。民主运动后，“舆论基本法”虽被废除，但是取而代之的“定期刊物登记法”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坐山观虎斗：金泳三时期
　　
　　1993年金泳三政府上台被认为是韩国民主政治的真正开始。媒体自由是民主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政府更多的是通过法律和制度等手段与媒体周旋。金泳三上台后为强调其与之前军政府的差异，进行了“金融实名制”和“修改劳动法”等一系列“进步”倾向的变革。金泳三上台之初，媒体与青瓦台曾有过一段蜜月期，媒体支持民主改革，对“金融实名制”等政策表示拥护。但韩国主要报纸的背后都是大资本在掌控，当政府要着手修改劳动法，给工会更大的活动空间时，这种利益冲突终于显现出来。媒体开始批判政府，成了“监视犬”加“攻击犬”。对此，青瓦台进行了一系列或明或暗的反攻，使媒体在金泳三政府后期徘徊在“宠物犬”、“监视犬”和“攻击犬”三个角色之间。
　　金泳三沿用卢泰愚的办 法，使媒体业的竞争进一步白热化，政府则将重要消息有选择地提供给特定媒体。这一时期青瓦台的宣传秘书官增加为两个，各自负责报纸和广播。安机部、国防部等部门也设了公报官负责发布消息。
　　从金泳三时期开始，韩国对媒体也展开了税务调查，这是青瓦台向媒体发出的警示。另外政府还要求舆论负起社会责任，当舆论违反法律和伦理道德时对其进行司法诉讼。例如，1993年3月，《中央日报》曾报道说国防部部长被禁止出国，后来证实并非事实。报道记者被以“损害名义罪”起诉，尽管报纸进行了更正和道歉，当事人还是被处于法律制裁。在青瓦台的一系列反攻下，媒体对政府的批判有所收敛。
　　
　　查偷税漏税：金大中时期
　　
　　1998年金大中总统上台之初曾向媒体示好，希望能够聚集民心共同应对刚刚爆发的金融危机。但其所代表的“进步阵营”与主要报纸所代表的“保守阵营”存在着价值观上的根本差异。没过多久这种矛盾就显现出来，两者迅速变成对立关系。保守报纸批判总统对朝鲜的“阳光政策”，指责政府没能有效控制金融危机的蔓延。这时候的媒体成了典型的“监督犬”加“攻击犬”。
　　后来执政党在国会选举中失收，党内一直认为媒体的不合作是造成其失利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青瓦台开始迎战媒体。1999年5月，青瓦台建立“国情弘报处”，重新掌握政府新闻。10月，保守报纸之一的《中央日报》社长因为漏税事件被拘。《中央日报》的一名记者从“国民会议党副总裁”的办公室里“偷”出了一份名为“为成功促进改革而清理外部环境”的报告，证明《中央日报》社长被捕与政府“清理舆论”有关。2001年，青瓦台对23家媒体进行了税务调查，并开出了巨额罚单，《朝鲜日报》、《东亚日报》、《国民日报》、《大韩每日》和《韩国日报》的法人都因偷税漏税被起诉。但青瓦台的这些做法没能让保守媒体缴械投降，这些媒体始终对政府政策保持了批判态度。
　　
　　对簿公堂：卢武铉时期
　　
　　卢武铉也是“进步阵营”的典型代表。在正式上任之前他就与几家主要报纸划清了界限。韩国人一般认为韩国的几家主要报纸不断攻击卢武铉的政策，是导致卢武铉时期很多政策失败的原因。对卢武铉政府而言，主要几家韩国报纸更偏向于“攻击犬”的角色。
　　律师出身的卢武铉当选总统后选择通过司法诉讼和修改相关立法的方法与媒体展开较量。但是自始至终青瓦台都没有在这场较量中占据上风。卢武铉刚上任就出现了“弹劾总统”的事件，后来很多政策都遭到反对势力的掣肘，韩国社会普遍认为其中保守媒体充当了总统绊脚石的角色。
　　卢武铉当选后的第一次媒体采访没有选择传统大报，而是选择了互联网。在采访中，总统表示将取消政府订购“草版报纸”的惯例。此前，韩国各报社在早报发行的前一天晚上会把草稿分发给政府和各大企业，政府和大企业们如果发现对自身不利的报道就会与报社协商，经过修改之后交付印刷。卢武铉取消“草版报纸”使政府从媒体的牵制中摆脱出来，但也丢掉了对媒体的事前控制权。青瓦台各部门开始跟踪媒体报道，并将其分为“正常监督”、“政策参考”、“错误”和“问题”报道，对前两种报道虚心学习，针对后两种报道提出改正要求甚至以“名誉损害罪”将其告上法庭。
　　卢武铉切断了与传统媒体的联系后，希望通过互联网等渠道建立透明的政府信息渠道。青瓦台用公开的“新闻发布会”制度取代了记者出入政府机构进行采访的传统。总统严禁公务员与记者进行小规模的会面，规定公务员必须报告与记者的谈话内容。青瓦台直接在互联网上开设“青瓦台说明会”，就很多问题直接在网站上发布“对国民书信”，与网民展开双向意见交流。2006年1月开始，几大主要门户网站上都开通了总统的博客。青瓦台还建立了“政策顾客服务综合管理系统”。中央政府各部门向韩国社会的领袖们介绍政策动向，征求意见。
　　为了限制大资本背景的保守报纸垄断市场，青瓦台要求杜绝通过送读者礼物增加订阅量的现象。根据规定，报社无偿赠送的各种礼物以及免费报纸的总价值不得超过总销售额的20％。当读者拒绝继续订阅报纸后，报社必须在七天之内停止送报。2005年出台的“新闻法”和“舆论仲裁法”进一步打击了保守媒体。“新闻法”规定政府建立“报业发展基金”，但是不对占市场份额较高的报纸提供支援。这样一来，几家在市场竞争中原本处于劣势的“进步报纸”成了受益者，而占市场垄断地位的“保守报纸”受到了打击。这也是卢武铉在整个执政期间不断遭遇主要保守媒体的掣肘的原因。
　　
　　党同伐异，收复民心：李明博时期
　　
　　李明博是“中道保守派”的代表，其当选总统意味着“保守派”时隔10年重新收复青瓦台。他上台后立即撤换了很多“非保守阵营”的媒体负责人，并正在努力取消媒体产业中对大资本的一些法律限制。“进步阵营”认为这些限制取消后大财阀将控制韩国舆论。而大财阀是保守阵营的支柱，因此李明障的改革意在建立保守阵营垄断的舆论阵地，使媒体变成政府的“保护犬”。但现阶段来看，两种阵营的媒体声音仍然都存在。
　　李明博刚入住青瓦台就遭到了源自媒体的挑战。2008年那场轰轰烈烈的“牛肉风波”的最初起因就是MBC电视台对美国疯牛病的报道。青瓦台起诉了MBC，电视台作了更正和道歉，相关节目的负责人被解职。同时政府还加强了对互联网的管理，一名在互联网上号召市民参与“牛肉示威游行”的网民被捕。但“牛肉风波”还是使青瓦台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这一打击使李明博政府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与媒体的较量，并很快从防守转为进攻。
　　李明博上台后把“放送通讯委员会”委员长换成了保守派倾向的原《东亚日报》政治部部长，而“放送通讯委员会”是监督韩国广播媒体的重要机构。韩国最大的通讯社YTN(联合通讯社)的社长也被更换为李明博竞选团队中的干将。随后，韩国国家广播电视台的台长因“经营不善”而被免职。
　　2008年底，执政党提出修改与媒体产业相关的若干项法律，其中包括允许大企业涉足电视广播，允许报纸和电视媒体兼营，并设立“互联网侮辱罪”。如果前两项法律通过，财阀资本和保守舆论对韩国媒体的控制面会大大增加，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进步”倾向媒体更难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青瓦台可以像卢泰愚、金泳三时代那样让财阀代为掌控韩国舆论。而“互联网侮辱罪”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网页管理者可以不经过留言人同意删除其认为不符合事实的留言，并且追究散布有害言论人的法律责任”。卢武铉政府时期一直把互联网作为国民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这一法律一旦通过也将给进步阵营带来打击。
　　面对上述青瓦台的一系列举措，在野党与执政党在国会里展开了肉搏战，“全国媒体工会”开展了罢工，“民主舆论市民联合”和偏向进步阵营的媒体也展开了舆论攻势。韩国媒体业里一场新的控制与反控制大战又一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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