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０～１９４５：宋子文的外交背影 《1945--1911外交史》

　　●民国外交人系列● 　　本系列主持 石源华 　　 　　宋子文不是一个职业外交家,但他的一生与外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的从政生涯中,更有一段以非外交界人士跻身外交界五年的经历｡
　　
　　蒋介石的“私人代表”
　　
　　1939年9月,欧战爆发｡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南京国民政府根据美､英､法､苏等大国对中国抗战的不同态度,制定了不同的外交策略,其中尤把争取美援列为外交工作的重点｡1940年6月,蒋介石致函罗斯福总统,提议委派私人代表宋子文赴美,专门接洽援华事宜｡宋子文自1933年辞去财政部长之职后,一直被摒弃于决策核心之外达七年之久｡蒋介石重新起用他,既是因为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也与宋子文个人所具备的诸种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
　　宋子文早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熟谙美国政治,对美国人的文化心理与政治作风了如指掌;他的脾气性格､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乃至政治理念,都相当美国化了,只有他才能真正打入美国外交的决策层｡对于宋子文的到来,美国方面极为重视｡宋子文刚刚抵美,美国一份官方报告就指出:“宋久为人知乃中国之财长,故其与美国财长摩根索之任何谈话,均将被视为双方政府正式之财经会谈｡”
　　
　　长驻美国的外交部长
　　
　　争取美援是宋子文出使美国的首要任务｡
　　1940年11月,在日本承认汪伪政府的次日,罗斯福宣布对华提供一亿美元的贷款｡这笔贷款由美国财政部提供的5000万美元和进出口银行提供的5000万美元共同构成,财政部提供的平衡基金贷款和进出口银行提供的金属借款本为两不相涉之事,只是因宋子文的要求,由罗斯福同时宣布,合称为“一亿信用借款”,目的是要扩张声势,从心理上打击日本,鼓舞中国的民心士气｡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英正式成为并肩作战的盟友｡同年底,国民政府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并令其长驻美国,这种不同寻常的外交举动意味着对美外交在中国战时外交中占据首位｡
　　作为重任在肩的战时外长,宋子文凭借自己对美国政治的精通,打破职业外交的常规,直接同美国的政治上层接触｡当年12月29､30日,蒋介石接连致电宋子文,指示他速向美国政府接洽五亿美元借款之事时,他直接拜访了罗斯福本人,面陈五亿美元贷款的紧迫性,并详细描述了中国当时的政治状况及严重的通货膨胀情形,请罗斯福尽快让国会通过对华贷款,还要求不能有任何对中国的束缚｡宋子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说终于打动了罗斯福｡他当即召见赫尔国务卿､摩根索财长等,嘱咐他们无论如何要立即完成对华贷款｡
　　在华盛顿,宋子文还广泛访晤了美国政界､军界和财界人士,不厌其烦地向他们陈述援助中国的利害,促其做出援华决定｡宋子文还善于利用“私人渠道”,通过留学美国期间结交的许多美国朋友,广泛疏通那些能直接或间接影响白宫､国务院､财政部以及军方的决策人士｡蒋介石正是通过宋子文,“密切了同美国的关系,把美国金融界银行家､石油商人､传教士和美国政府领导人争取过来,使蒋氏政权同美国建立了良好关系”｡
　　
　　舌战邱吉尔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日军大举南侵｡1942年4月,盟军作战失利,缅甸沦陷,中国最后一条重要的国际补给线被切断｡打通中国西南出口,获得大量外援,提高美､英对中国战区的重视,收复缅甸,对中国来说是一攸关抗战前途的战略问题｡
　　1942年5月17日,宋子文应邀出席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这是中国第一次得到战略发言的机会｡针对英､美方面的拖延,宋子文指出:“攻缅并非一普通计划,实为三国共同决议案,中国方面部队已集中备战,并将各机场扩充整顿,……(中国)今日并无新要求,只请英､美同盟国实行共同决议案,告之攻缅之海､空军配备情形｡英､美政府要人已向世界屡次宣布本年攻缅,故请诸君恕我直言,万一有放弃攻缅之决定,中国军民必以为英､美背信违约,英､美表示无决心以武力令日敌投降,不但中国人心绝望而瓦解,同盟军若无中国根据地,亦将无法消灭日寇｡”宋子文这一段掷地有声的陈词,不仅表明了中国的决心和所处的危境,同时也指斥了英､美的出尔反尔和对中国战场的轻视｡
　　在5月21日的太平洋作战会议上,宋子文与邱吉尔在反攻缅甸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邱吉尔声称“缅甸为蛮瘴出没之地,在此地区作战,白人不如日人,困难兹多”,完全推翻了先前之承诺:“英国对反攻缅甸计划实未尝有坚定之承诺,自可随局势之演进而有变更｡”并说,如果英国有任何军官曾作保证,均属越权｡对此,宋子文当即予以反驳说:“在缅作战固属困难……但不在种族之黄白,而在决心之有无｡”一时间,“二人就所谓丛林作战困难,英国人收复缅甸的努力失败等等相互冷嘲热讽,唇枪舌剑”｡经罗斯福调解,宋子文最后婉言表示:“中国现最盼望收复缅甸,前所拟定援华计划,务即执行｡本人以国家存亡所系,不暇择言,总统､邱相当能谅解关键所在｡”
　　之后,会议对缅甸战役作出了若干决议｡宋子文虽不甚满意,但他清楚“整个事情实际都在围绕一种意图进行,他们(英美)都想自己付出最小的代价来进行这场战役｡美国可以进军,但希望英国也全力以赴｡英国人可以同意计划,条件是美国须肯于肩负重担,尤其是海军增援”｡由此,宋子文对罗斯福和邱吉尔也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曾对顾维钧说:“首相和总统都是政治家｡他们说起话来头头是道,搪塞起来八面玲珑｡那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否则他们不会有今天｡”
　　宋子文的努力虽然没有得到圆满的结果,但在争取重开缅甸战场的过程中,他充分展示了不卑不亢､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他对中国主权､国格的维护及战略地位的争取,也给美､英及所有盟国首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赴苏谈判“金蝉脱壳”
　　
　　抗战胜利前夕进行的中苏谈判实为美苏政治交易的产物｡宋子文本不愿赴苏谈判,但身为外交部长的他无法推脱,只有知难而上,为此,他曾致电蒋介石慷慨表示:“若干重大问题均须余详加考量,此行任务实属艰难,但政治家不得不处理者,莫非艰巨问题｡”
　　中苏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自1945年6月30日至7月12日,宋子文和斯大林举行了六次会谈,此为第一阶段｡会谈一开始,双方即在外蒙古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争执｡斯大林提出的外蒙独立的要求,是会谈前蒋､宋未曾料到的｡在交涉似已无可转寰的情况下,宋子文一度准备整装回国,终止谈判｡就在此时,宋子文接到蒋介石的两份来电,指示允许外蒙战后独立,以换取苏联在东北和新疆主权问题上的让步｡美国政府也向宋子文施加压力,希望中苏尽快达成协定｡
　　除了外蒙问题,中苏双方在大连､旅顺及中东铁路管理等问题上的分歧也很大｡在涉及到这些具体利益时,苏联方面咄咄逼人,宋子文则据理力争｡如在铁路问题上,斯大林坚持所有权属“建筑铁路者”,他认为铁路“如所有权全归诸中国,实不公允,该路俄人所建,中国在该路之投资实极微小,且已归还中国”｡宋子文则以主权所有者相抗争,他认为在铁路问题上不必讨论以往之权益,因为“此项权益业已变更,铁路原定期限为80年,1924年改为60年,现仅余数年未满,再则苏联已将中东铁路售与日本”｡
　　正当谈判进入高潮之际,斯大林等因赴波茨坦开会,暂离莫斯科｡宋子文则趁机以“回渝请示”为由,要求回国,他已准备“金蝉脱壳”｡因为宋子文深知,中苏条约的签订,必将以牺牲中国东三省的若干权益与允诺外蒙独立为代价,这实非其所愿,而且必将遭国人唾骂,宋的那种“政治家不得不处理者,莫非艰巨问题”的气概此时已荡然无存｡经宋子文建议,时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并在第一阶段的谈判中辅佐蒋介石处理机要的王世杰出任外交部长｡在王世杰正式就职后,宋子文即告知中苏条约应由王签字｡王世杰问可否由他们二人共同签字,宋说“不可以”,但说如苏方由斯大林签字,则他可签字｡签定条约之责,遂由宋子文转到了王世杰之手｡
　　波茨坦会议于8月2日结束,斯大林一行于8月5日返抵莫斯科｡宋子文及新任外交部长一行,于8月5日乘坐美国提供的专机离开重庆赴苏联,7日下午抵达莫斯科｡当晚中苏双方即开始第二阶段谈判｡就在宋子文一行抵达莫斯科的前一天,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两天之后,苏联对日宣战,苏联出兵中国东北｡这时,中国的地位虽因美国的支持而有所加强,但斯大林的不妥协态度及苏联出兵东北,迫使国民政府代表不得不在一些问题上再作让步｡
　　8月14日,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签定后,杜鲁门总统对赶赴华盛顿报告的宋子文说,最为重要的是苏联已声明完全以国民政府为对象,一切援助集中于国民政府｡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一些中国官员与美国人对此条约发表了好评｡而在宋子文看来,这一次的外交使命实在是一次不光彩的“失败的使命”｡而这一失败,不是他个人所能挽回的,也不是仅靠外交途径所能挽救的,它既是国民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作出的让步,也是迫于国力衰弱不足以抗敌强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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