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为何难以取得胜利】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建立自己民族家园的斗争已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由于客观上他们面对的是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主观上他们长期缺少全面､正确的战略方针同时又能紧密依靠人民群众的思想路线,从而使得他们的斗争一直难以取得应有的胜利｡从一定意义上讲,其主观因素与条件更具决定性｡
　　
　　有了和平却失去了建国梦
　　
　　从上世纪60年代起,阿拉法特领导巴人民武装反抗以色列侵略,使得阿拉法特成为巴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一面光辉旗帜｡然而这场斗争主要在巴被占领土之外的阿拉伯邻国内进行,它难以得到巴被占领土广大人民的直接支持,不可能获得胜利｡1987年巴被占领土人民发动反以起义斗争,促使国际有关各方关注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从召开马德里和会到1993年以巴双方在美国主持下签署《奥斯陆自治原则协议》,算是开始了以巴和平进程｡然而,由于《奥斯陆自治原则协议》只许诺巴勒斯坦人将享有“合法权利”和“政治权利”,并未规定巴人有建国的“民族权利”;虽规定巴人在过渡期内有自治权并将最终解决巴永久地位问题,却并未对最终地位作出任何保证;再加上协议仍不禁止以方继续建造犹太人定居点等,这就给以方继续占领巴土地敞开了方便之门｡而随后签订的几个落实自治原则协议的具体协议则更是明确规定以当局将继续控制自治区边境安全､进出口通道和海空领域,部分以军将继续留下保护犹太人定居点以及巴自治权力机构立法须经以方审核等等,于是许多巴人认为这些协议不但未取消“占领制度”,反倒肯定了它的存在｡与此同时,以色列领导人多次宣布,以军不会撤回到1967年战前边界线､不会归还东耶路撒冷､也不会同意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巴勒斯坦大多数人开始对和平进程产生了不满与不安情绪｡他们说:“我们有了和平,却失去了一个(建国)梦｡”
　　在签署《奥斯陆自治原则协议》前,阿拉法特接受了美以双方强加的先决条件,即巴勒斯坦人必须放弃武装斗争｡为此,巴方开始同以方协作,共同镇压巴反以战士｡到1995年6月,巴方逮捕反以活动分子1500人,而被以军直接拘捕的巴反以战士达4000多人,法塔赫军事组织“鹰”的主要领导人以及哈马斯若干军事领导人遭到杀害｡1996年内塔尼亚胡任以色列政府总理后,美国中央情报局更公开､直接地参与了镇压活动,以致在更大程度上激起了巴民众的抗以情绪｡民众不满意巴领导过于妥协求和,连法塔赫内部许多年轻人也反对继续有损于巴人权利的和谈,要求恢复武装斗争｡巴解执委会有18名委员,一度有六名委员因不满巴领导在和谈问题上的“专断作风”而退出了执委会｡而实际上,早在1994年11月发生巴警察镇压哈马斯的流血冲突后,愤怒的示威群众就喊出了“阿拉法特是叛徒”的口号,并焚烧了他的肖像｡
　　
　　官员严重腐化
　　
　　巴勒斯坦民众不满巴领导人用人唯亲以及一些官员的腐败作风｡用人唯亲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巴领导人按照美以要求,解除了加沙地带有反以情绪的警察司令贾巴利的职务,任命阿拉法特的表弟穆萨?阿拉法特掌握巴安全大权｡据报道,穆萨?阿拉法特在1996年一次大搜捕行动中,曾残杀过在押的哈马斯和圣战组织成员｡这项任命引起巴各武装派别的强烈反对,也加深了巴新老两代人之间的裂痕,年轻人指责从海外归来的老一代人腐化并控制权力｡
　　一些官员的腐败作风也引起民众不满｡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巴一位领导人在加沙的私人住宅造价估计为250万英镑(一英镑=1.6美元),他在拉马拉还有一座与此相仿的住所｡巴有的部长一人有四五辆小轿车,有的偷税进口高级轿车,然后在公开市场出售｡财政方面丑闻更是层出不穷｡2004年曝出一桩水泥交易丑闻:据西方媒体报道,经巴立法委员会调查,有人从埃及进口了近400吨廉价水泥,然后用高价卖给了以色列商人用于建造隔离墙｡这是在巴经济部一些官员和阿拉法特的亲密顾问们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交易｡涉案的是内政部长,他在西岸有一家巴最大的水泥厂｡
　　巴自治当局不关心改善自治区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沙特《中东报》1997年3月20日报道,和平进程启动以来,巴人年均收入已从1800美元下降至434美元,家庭收入只能满足基本需求的59%,西岸失业率为40%,加沙失业率高达52%,自治区生产不发达,食品､能源和工业品主要依靠以色列供给｡自治区还出现了贫富不均现象｡高官有别墅住,而加沙地带150万人口中,约有100万人仍住在难民营里｡埃及《金字塔报》记者在1997年巴勒斯坦人民起义斗争10周年之际,专访了当年参与起草起义第一张传单的一位民阵负责人｡这位人士说,他起草的传单是“号召巴人坚持斗争,直到实现巴人的自由与独立”｡他说:“有人认为有了和平就会有一切,但不懂得和平进程是起义斗争的继续｡”“今天的斗争不仅是抵抗占领,还要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另一位当年的起义战士说,巴勒斯坦人除反对以色列占领外,“应更多关注建设巴文明社会以及保护人权等问题”｡
　　
　　哈马斯关注改革
　　
　　2006年1月,哈马斯在巴立法委员会选举中获胜｡哈马斯这次参选名用的是“改革运动”,没用“哈马斯”这个名称;提出的竞选口号是“抵抗､改变､改革”,表明哈马斯既主张对外反占领,也主张对内反腐败､反不民主｡哈马斯政治局一位领导人在赢得选举胜利后说,“哈马斯将同巴各政治派别合作,实现改革自治领导机构和建立巴家园的目标”｡他强调,哈马斯参选的目的是捍卫抵抗斗争､进行改革､重振巴队伍､实现公正､保卫人民｡曾任巴自治政府总理的哈尼亚说:“我们坚持巴民族权利与民族利益,要更多关注改革,在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和妇女方面实行真正的改革”｡同时,哈尼亚也宣告:“如以色列停止侵略,拆除定居点和隔离墙,以军撤回到1967年战前边界线,我们就停止武装抵抗｡”
　　加沙事变前景值得关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7月23日载文指出,阿巴斯会得到西方和以色列的支持,但问题是法塔赫“靠不住”｡文章认为,法塔赫因贪污腐化､管理无方和领导乏力而在选举中失败,法塔赫现在在西岸也像它在加沙一样声名狼藉,而“相比之下,哈马斯有明确而果断的领导人,生活作风比较简朴,比较能联系群众”｡这篇文章甚至还认为,哈马斯能够在加沙“结束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确保普通巴人过平安的生活”,这将会对西岸产生很大影响｡
　　联想到中国的斗争经验
　　
　　
　　从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联想到我国在上世纪推翻压在中国人民身上三座大山的斗争,看来可能有一条共同规律可循,即被压迫民族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也必须要重视处理好国内的矛盾｡毛泽东同志在推动并领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就明确指出要“处理好两种基本矛盾,这就是帝国主义与中国之间的矛盾,以及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在1937年5月3日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明确指出,尽管当时中国国内矛盾在政治比重上次于民族矛盾,然而绝不可忽视解决国内矛盾｡毛泽东同志在讲到调整国内矛盾时又特别强调政治上民主自由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他指出:“没有民主自由就无从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战,不能增强并巩固国内的和平与团结,也就不可能取得抗战的胜利”｡他在文中还特别指出:“我们的敌人对于中国的和平统一､民主自由和对抗日战争的每一个步骤,都竭尽全力来破坏,当我们过去力争和平统一的时候,他们就竭力挑拨内战和分裂”｡
　　联想到当前以及长期以来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艰难历程,可否认为,毛泽东在此文中提到的适应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规律,也有可能是巴勒斯坦人民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难以回避的一条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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