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上的反策反斗争:反策反

　　当时的拉美,刚刚发生了我国九名在巴西筹备展览会的同志和新闻记者遭迫害被捕入狱事件,弥漫着一片白色恐怖,政治局势云谲波诡,这更增加了我们登陆南美的艰难程度｡
　　
　　深入“敌后”
　　
　　20世纪60年代初,新中国经历了十几个风雨春秋,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先后与众多亚､非､欧国家建交｡惟有与遥远美洲的关系,依然处于寒冬季节｡被称作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除了加勒比海岛国古巴外,在新中国的外交版图上始终是一片陌生的未曾开垦的“处女地”｡这种状况持续到1964年春天,才出现冰雪消融的迹象｡智利奉行温和的民族主义政策的弗雷政府同意我国在智利建立商务代表处,这在当时,的确是一次重要的外交突破｡时任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长的林平同志出任代表处代表,我们夫妻二人也被列入了担任这项特殊任务的工作人员名单,而且,在代表处的全部六名成员中,我们是仅有的能讲西班牙语的两名年轻干部｡当时的拉美,刚刚发生了我国九名在巴西筹备展览会的同志和新闻记者遭迫害被捕入狱事件,弥漫着一片白色恐怖,政治局势云谲波诡,这更增加了我们登陆南美的艰难程度｡
　　代表处坐落在首都圣地亚哥市的高等区,环境幽雅｡然而,深入到“敌后”的南美,我们的感觉却是如履薄冰,心情很难平静｡商务代表处在这里是个不享受外交特权的非官方机构,我们又是带有赤色标记的“中共人员”,所以一到达那里就成了当时美台谍报部门监视和追猎的目标｡敌特通过各种手段和渠道,无孔不入地对我们进行跟踪和策反,在住所安放窃听器,外出时派人跟踪,对我方活动进行破坏……记得在我们于南美举行的第一个国庆节招待会上,敌特散布了大量假请帖,妄图进行破坏捣乱,由于我们开展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破坏活动才告平息｡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了四年,一直到我们登上了回国的飞机时,敌特分子也没有放过我们｡
　　
　　成为被策反对象
　　
　　那是1968年的春天,正值国内“文化大革命”时期,敌对势力利用当时我国内暂时的经济困难和极左思潮造成的混乱,对我驻外人员进行肆无忌惮的策反活动,煽动我人员“弃暗投明”｡代表处常常收到大量策反材料,我们到外地出差,也往往是一到旅馆,就会有人打来策反电话｡这年,静言有了身孕,我们决定提前回国｡刚向法国航空公司预定机票,便收到了特务机构直接写给志良的信｡信是用中文写的,但写信人却自称是“你们的美国朋友”｡信中以深谙内情的口气吹捧了一通我们的“经验和学识”,列举了大陆种种“暴政”和“黑暗”,劝告我们“当机立断”､“投奔自由世界”,而且约定就在我们归国途中,他们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机场接应我们｡
　　“盯得倒真紧,消息也够灵通的了!”看完信,志良皱了皱眉头说｡
　　“这种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些家伙什么事干不出来!我们得有所防备才是｡”静言沉吟了一下,话语中不无忧虑｡
　　我们立即将信交给我们的领导老林同志看了,大家研究的结果是,由于静言腹中的孩子已经六个月了,回国的计划不能推迟,但为了避开敌特的跟踪,我们决定将行程提前两天｡临行时,老林紧握着我们的手,一再叮咛路上多加小心｡
　　
　　机舱内的“遭遇战”
　　
　　飞机飞行两小时后,降落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机场｡播音器里传出轻柔的女声:“飞机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机场停留两小时,请过境旅客到机场候机室休息｡”我们心中的弦不禁绷得更紧了,这里就是敌特分子约我们见面的地方!目送所有的旅客走下飞机后,我们告诉航空小姐,因静言身体不适,我们需要留在机舱休息,不下飞机了,请她谅解｡那位空姐含笑应允了｡
　　空荡荡的机舱中只剩下我们孤零零的两个人,透过舷窗,看得见外面地勤人员正在机场上忙碌,一切似乎都很平静,但一种祸福难测的感觉一直萦绕在我们心头,我们极力抑制着内心的紧张和激动｡
　　“请问两位是黄先生和黄太太吗?”身后突然传来一个中国人的说话声｡
　　我们先是一愣,回头看,旁边站着一个穿深蓝色西服的中年男子,瘦削的脸,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们｡没等我们回答,他躬身递过来一封信说:
　　“黄先生,黄太太,这是你们的朋友写给你们的信,他们已经在下面等候你们｡”
　　“他们果真来了!”我们心里这样想,并迅速交换了一下目光,是交换感受,也是提醒对方沉着应对｡
　　“对不起,你弄错了,我们在这里并没有认识的朋友｡”志良淡淡地回答｡
　　“我想我没有弄错｡他们就是前些天给你们写信的朋友,已经在下面恭候你们多时了｡这是他们的信,请你们过目｡”来人以尽量温和的语气坚持着将信递到我们面前｡
　　“不必看了!”志良推开他的手｡“告诉他们,我们根本没有他们这样的朋友,也不会上他们的当!”
　　“他们说是你们的朋友,是约好了在这里见面,他们是如约在这里等你们的,还是请二位下去见见面吧!”来人还在坚持｡
　　“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些人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也不会下去!先生,请你快走吧,不要再纠缠了!”静言忍不住提高了声音,冲着那个阴阳怪气的家伙说｡说完此话,我们两人都掉头望向舷窗外,不再理睬他｡
　　“你们……真的不肯下去?那我只好去告诉你们的朋友了｡”来人的语气中带着几分威胁｡片刻沉寂后,我们听见了渐渐远去的脚步声｡
　　“怎么办?你听他的口气,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静言焦急地对志良说｡“只能以不变应万变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离开飞机｡”志良答道｡
　　正当我们思索对策时,一位着法航制服的小姐走进了机舱,我们想不起在飞机上见过此人｡她面带寒霜,来到我们面前,用西班牙语大声对我们说:“现在飞机在机场停留,任何旅客不得继续留在机舱内,请你们立即下去｡”
　　他们这是在变换新的花招,逼迫我们下飞机｡
　　“我已经向另一位小姐说过了,我太太怀孕,身体不适,需要留在飞机上休息｡”志良对那位咄咄逼人的空姐说｡然而,回答仍然是冷冰冰的“不行”｡
　　“你们法航就是这样照顾旅客的吗?刚才那位小姐同意我们留在飞机上,你却说不行,这是什么道理!你去把机长叫来,我们要当面跟机长谈,机长有责任保障旅客的安全!我们要找机长!”在我们的强烈抗议声中,那位“空姐”的气焰渐渐低落了下去,最后无可奈何地离开了机舱｡
　　
　　“柳暗花明又一村”
　　
　　两个回合下来,我们意识到下面的那伙人能量不小,他们在南美一定有一个跨国的情报网,从我们通知航空公司换票到飞机降落阿根廷机场,总共不过四五个小时,而他们竟能及时掌握情况变化,迅速调整行动｡此外,他们还有一个广泛的关系网,可以随时调动各种身份的人员配合行动｡此时的我们,也更意识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
　　“他们要硬是绑架怎么办?我们说什么也不能离开飞机!”静言神情严肃地说｡此时,我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国际上发生过的一桩桩绑架外交官事件:设计陷害,或打一针麻醉剂后强行架走,然后再伪造一份“声明”……听了妻子的话,再看看她瘦小的､怀有身孕的身子,志良心中更不是滋味｡
　　这时,从机舱入口处又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出现在机舱门口,来人的长相像拉美人｡他们向机舱内扫了一眼后,便径直向我们走来｡
　　“我们是阿根廷的国际刑警,要查看你们的证件,请出示你们的护照!”
　　“我们乘坐法航的飞机,连阿根廷的机场都没有进,你们凭什么上飞机来查看我们的护照?你们是奉了谁的命令?”
　　“我们是国际刑警,有权查你们的证件,快把你们的护照交出来!”
　　“不行,你们无权这样做!你们去把机长找来,我们要问问机长,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想要干什么?”志良高声说｡
　　看着眼前两个警察凶巴巴的样子,像是真要硬干了｡我们心里明白,他们是想以检查为名,抢走我们的护照,再以“无合法证件”为由拘留我们,把我们交给正在下面等着的敌特分子｡
　　“绝不能让他们抢走护照!”这点我们都十分清楚｡于是,我们一面和他们理论,坚决不交出护照,一面高声叫着要找机长｡混乱的争吵声终于引起了一些乘务员的注意,他们开始疑惑地向我们这边张望并走过来｡同时机舱外,旅客们也正三三两两地向飞机走来,准备登机……我们高兴得心都要跳出来了,旅客们回来了!走在最前面的是我们在飞机上新结识的一对智利夫妇,此刻,在我们眼里,他们都是天上掉下来的救星｡
　　“你们看,乘务员和旅客都回来了,你们要是再纠缠,我们可要叫喊有人要绑架旅客了!”静言大声警告那两个刑警,两个家伙也注意到了形势的变化,知道再纠缠下去不会有好结果,最后只能带着满脸的无奈和懊恼,急匆匆地转身从机舱入口处溜了出去｡
　　有了这一场惊险经历,从阿根廷到巴黎将近10小时的飞行途中,飞机中途停歇加油时我们一直没有离开过机舱,直到抵达巴黎奥里机场,见到了我国驻法国使馆前来接我们的同志,才怀着几乎是劫后余生般的喜悦,走下了飞机｡
　　将近40年过去了,物换星移,昔日那个让我们感到陌生和遥远的南美洲,如今已成为我们友好的合作伙伴和兄弟,往昔的种种经历,也作为新中国外交艰难跋涉历程中难忘的见证和回忆,铭刻在我们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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