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反思:归根

　　1929年，我父亲就任清华大学教授，我们一家搬到清华园居住。那个时候我是七岁。七岁到15岁之间，我在清华园住了八年。今年，我82岁了，最近搬回清华园居住。回来当然有很多感想，所以我写了一首诗，叫做“归根”：
　　昔负千寻质，高临九仞峰。
　　深究对称意，胆识云霄冲。
　　神州新天换，故园使命重。
　　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
　　千古三旋律，循循谈笑中。
　　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
　　回来到现在有八个多月了，我到上海、广州、北京走过几趟，我的感受是这些城市都在急速地变化。清华园里新建成的、正在建的和计划建的大楼有许许多多。学生人数从抗战前的800人增加到今天的两万多人。
　　
　　中华民族文艺复兴的现象
　　
　　李学勤教授是个有名的历史学家，他带我去了保利艺术博物馆。这座博物馆虽然很小，却非常精美。保利文化有限公司收购了许多近年流失在海外的青铜器和雕塑。他们展览的方法绝对是一流的。其中有一件他们非常得意、半年前从香港买回来的文物，叫遂公?(盛祭品的盘子)。这件文物特别的地方就是上面有铭文，铭文特别重要是因为它讲了大禹。100年前，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曾经讲过：“禹从何来?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他认为根本没有一个叫做“禹”的人，更没有禹治水这件事，那都是传说。他甚至说，所以创建出“禹”这个名字，分明是讲一个虫。你看这个“禹”字有一个“虫”字在里头。这个争论延续了100年。可是，这个?上面的铭文证明这个讲法是错洪的。因为这个?是西周时候的，那时候的铭文已经讲得很清楚，有禹治水。
　　北京有好几个大的书店，书店里的新书和新版的旧书多得不得了。我到中关村新书城出看了看，里面有各种书，而且去看书的年轻人多得不得了。我又去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是巴金倡议建造的，其中有13座20世纪中国文学家的铜像以及手稿，还有他们的事迹。这是一座很好的博物馆。其中我最喜欢的两个铜像，一个是巴金的，一个是鲁迅的。
　　有一天，我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去看了一个演出――活剧《李白》。最近这半年，我还曾经在香港看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的《陆游和唐婉》。另外，我印象很深的是中国国家话剧院与北京师范大学合演的话剧，翻译成中文叫做《哥本哈根》(Copenhagen)。这部剧是英国人写的，前两三年在欧洲、美国都非常叫座。它讲的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尤其是像我这样学物理的人对这件事情当然是很注意的。希特勒的军队占领了哥本哈根，玻尔 (N.Bohr，1885.10.7～1962.11.18，丹麦著名物理学家)住在那里。海森伯(W.K.Heisenberg，1901.12.5～1976.2.1，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曾主持纳粹德国的原子弹研究)去看他。他们两人年龄相差16岁，玻尔不是海森伯的老师，不过事实上，他们几乎是师生关系。当时他去看玻尔，到底跟他讲了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这就是这部戏的剧情。他们两位是公认的20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家，对量子力学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这个剧演得很好，可是我最感兴趣的是有许多北京的年轻人和大学生去看如此学术性的话剧。这给了我非常深的印象，使我觉得北京现在有中华民族文艺复兴的现象。
　　
　　屈辱的百年史
　　
　　我们回想一下，100多年以前的1898年，中国几乎被列强瓜分了。那一年，德国强占了山东胶州湾，租借99年(《中德胶澳租借条约》)；俄国强占了辽宁的旅顺、大连，租借25年(《旅大租地条约》)；法国强占了广东的广州湾，租借99年(《中法广州湾租界条约》1899年)；英国强占了山东的威海卫(《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与香港新界(《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前者租借25年，后者租借99年，租借99年这件事就引出了有名的1997年香港回归的事情；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1931年，日本占领了东三省，成立满洲国。
　　那个时候，我是清华园里的一个小学生。我还记得那时我们班的一个老师，姓韩，带了一些小册子给我们念。那些小册子讲的就是日本人在东北的暴行。1937年，日本在北京近郊进行军事演习，引发卢沟桥事变。他们那时想做的事情就是怎样把华北变成另外一个满洲国。现在想来是不可相信的一件事：另外一个国家的军队到了中国，能在中国演习，而且耀武扬威。这种情形我都看得很清楚，因为1937年我已经是一个高中生了。
　　在那些年代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的反应是什么呢?有种种不同的情形。比如说1927年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水自杀，他的遗书开头的四句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死后葬于清华园，清华园有个海宁王静安先生的碑，这个碑很有名，因为篆刻和碑文都是有名的人所作的。我记得很清楚，在七八岁的时候就常常跟小朋友去念这个碑文，我们当时最不懂的就是为什么像王国维这样一个大学者要自杀。后来我进了西南联大，当时那里有一位大学者――陈寅恪先生。1938年，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可是因为校舍还没有盖好，所以就把文学院和法学院搬到南方蒙自，在蒙自借用当地学校的校址待了一年。陈先生在蒙自写了一首诗：景物居然似古京，荷花海子忆生平。南渡自愿思往事，北归但恐待来生。这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情。
　　现在什么心情呢?1997年7月1日清晨零时，我有幸在香港会展中心参加了香港回归的盛典。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声中升起……我父亲那一辈中国知识分子，目睹洋人在租界中的专横，忍受了日本强加于中国的屈辱的《二十一条》、九一八事变等事件……1997年7月1日，这是他们一生梦寐以求的一天。再回想100年前中华民族的苦难，我应该庆幸，我有幸看到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了。
　　
　　中国的崛起是20世纪
　　影响重大的事件之一
　　
　　假如还有人不了解这个意思的话，我们看一下20世纪初租界里中国人被关在洋人法庭里的照片就知道了。假如100年后，要讨论20世纪里最重要、对人类历史有最重要影响的是什么?我觉得是两点。我认为不是两次世界大战，也不是苏联解体，而是：第一，人类利用科技大大增加了生产力；第二，中华民族站起来了。我想，第一点是大家都会同意的；第二点，我觉得未必所有人都同意。但我深信，再过100年、200年历史会证明：中华民族在20世纪站起来了，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具长远影响的事件。
　　1974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出版了《审判文化》。这本书里有一段讨论：美国和苏联之外有没有第三个强国。他说，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第三个强国，不在欧洲，也不在中国和印度，虽然这两个国家有悠久的文化、广阔的土地、众多的人口、丰饶的资源。汤因比没能看到中国的崛起，也没能看到两点：一个是传统中国文化的韧性，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韧性。这当然不能怪他，当时很少人能够看到此后几十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整个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我不是研究历史、政治或经济学的，但是我大胆地提出我对这一切的看法。
　　
　　中西文化的差异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基本分别在什么地方?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人本文化，这个名词不是我发明的，是很多学者都说过的；而西方文化是神本文化。这两种文化的起点不一样，所以会产生很大区别。人本文化是基于人和人的关系，所以在人本文化里就有这样一些观念，如忠、孝、恕、仁。这是人本文化决定性的观点。神本文化是基于个人与神的关系，每个人对他的上帝负责任，所以其发展方向是个人主义，基本观念是原罪，体现的是个人跟上帝的关系。神本文化容易发展为宗教战争、种姓制度，这一点历史可以证明。人本文化是融合凝聚的文化，神本文化是分割竞争的文化；人本文化很自然地就发展出人治的制度，神本文化则发展出法治的制度；人治的社会比较有韧性，法制的社会缺少韧性。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有韧性，这种韧性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使中国从贫穷的状态发展成如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本文化重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这些观念当然是从前的观念，可是它们至今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
　　中国传统中有以德治国的观念。我还想说说保利博物馆的遂公?。98个字的铭文中“德”字出现了六次，这说明“德”字对治国的影响在三千年前就已经非常重要了。这个特点是神本文化里面所没有的。西方是以利治国。“德”和“利”分别是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结构。这是长期居住在美国和中国的人都会体会到的。
　　能忍耐才能够有韧性。据我观察，传统中国文化的韧性与中国共产党的韧性是中国在过去20年间能够崛起的根本原因。中国文化所具有的这些韧性是别的、大的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中国的成就也是它们无法取得的。其他的文化，比如印度文化，其他的政治制度，比如巴西的民主制度，都不可能产生类似于中国人的韧性。换而言之，他们都不能在一穷二白的年代制造出“两弹一星”，也不能在20年之内创造出像中国今天这样的经济发展奇迹，使文肓率在二三十年问降到了5％以下。因此我认为，人本文化所孕育出来的坚韧、温顺、勤俭的民风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是中国能够取得如此巨大而惊人的进步的原因。
　　
　　21世纪的特征是什么
　　
　　我曾经讲到，20世纪有两点最重要的特征：一个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生产力的猛增，另一一个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从这个想法延伸开去，21世纪的特征将是什么呢?
　　我认为21世纪下半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形势是经济竞争的加剧，是对能源的争夺所引起的洲际竞争。在这种竞争情形下，区域发展带来地区性的联系愈发重要。例如，中国和口本都需要进口能源，因为地处相同区域，中国和日本在很多方面有相同之处。我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中国和日本都主张在马来西亚造一条运河，不通过马六甲海峡就可以把中东的油运到亚洲。换句话说，在能源争夺十分紧张的时候，21世纪后半期是否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形：美洲是一个集团，欧盟足一个集团，此外还发展出一个新的北亚盟。我认为很有可能，即使北亚盟不产生，我想也没有人会怀疑中国到了21世纪后半期会变成世界上的一大强国。当然有许多人会问：“中国今天面临许多的大问题，有三农问题、外交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等各种各样数不清的问题，为什么还这样乐观呢?”我的回答是这样的：今天的大问题虽然多，但并不比过去一百年所经历过的许许多多的大问题严重，事实上要小得多。
　　我的乐观态度根植于中华民族过去一百年自力更生的惊人成就。这些成就的背后存在着中国文化传统的独到之处，也就足存在两种韧性：一个是中华文化传统中的韧性，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组织能力的韧性。
　　我是在1945年离开昆明去美同留学的，26年以后的1971年我第一次到新中国来参观访问。我在新中国待了四周，这期间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八达岭长城上的所思所感，我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文章中提到长城象征着中国历史的悠久，象征着中国历史的坚韧；表现出了几千年来无数中国人的胼手胝足，以及他们的辛劳为人类所做出的优异贡献；它象征着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观念。尽管中国历经盛衰兴亡，尽管中国有如此大的地域和众多方言，尽管中国有过多次的内战和朝代的更换，但是贯穿是国历史的只有一个中国，在世界人民心中只有一个中国，在中国人民心中只有一个中国。和则盛，分则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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