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阿富汗|阿富汗

　　 　　孙玉玺：从周边看阿富汗 　　我过去在很长时间内从事对阿富汗的外交工作，多次到过阿富汗，但我最想讲的是我曾从四面八方观察阿富汗。 　　
　　东线：瓦罕走廊，真像一个大屋脊
　　第一次接近阿富汗对我来说的确是终身难忘，那是1985年，我去新疆参加红其拉甫口岸开放仪式，我们几个从事对阿富汗外交的人也就借此机会去中阿边界的瓦罕走廊看看。
　　我们是乘坐直升机上去的，因为那是高原地区，空气稀薄，第一次乘坐的那架飞机设计能力不够，上升到一定高度后，看着驾驶员往上拉操纵杆，飞机却“呼呼”地往下落。那时才是秋季，但靠近瓦罕走廊的地方已经飘起了大雪，刮着可怕的大风。这时候副驾驶拿个铁盒子出来给我们每个人发纸条，让我们写留言……好在飞机在降到一定的高度后又恢复了平衡。飞机降落后我们又换了一架机型先进的的飞机，这次总算一切顺利，我们一直飞到了瓦罕走廊的边上。那里有我们的一个哨所，有十几个战士负责守卫，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里的一个情节中，我边防军击退入侵者的一次进攻，就是在那里拍的。
　　战士带我们去了中阿交界处的山口，那时候正值苏联侵阿，我们用望远镜向阿境内的瓦罕走廊看，远远地还能看见苏联的卡车来来往往。那里的路况极差，据说苏军进去后进行了一些整修，勉强还能走。那个地方是世界屋脊，从喜玛拉雅山到喀喇昆仑山，再往前就是兴都库什山了，连起来真像一个大屋脊。
　　实际上我们与阿富汗之间在边界没有口岸。瓦罕走廊只有土路，夏天七八月份可以走毛驴和骡子，四轮吉普车爬上去很勉强。我们的战士每到11月大雪封山后就与外界隔绝了，半年上不来下不去。在那个地方载重量4吨的卡车向山上运物资只能拉800公斤。一车盖房子的砖拉上山后找不到多少整块的，多半都被颠碎了。所以人要想上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也是中塔阿三国的交界点，国界几侧都是塔吉克族人，同宗同族。在夏天，靠近阿富汗的这一带边境地区有少量牧民放牧，到了冬天就是无人区了。从我的感觉看，阿富汗的难民要想从瓦罕走廊过来进入我国境内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会出现大量涌入的情况。但若是小股的恐怖分子经过准备潜伏进来，倒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已经加强了防卫。
　　
　　南线：开伯尔山口，模糊的界限
　　再次接近阿富汗，是80年代我到驻巴基斯坦使馆工作以后。我们使馆调研室组织几个人去巴阿边界进行调研。我们的目的地是巴阿边界的开伯尔山口。
　　在去往开伯尔山口的路上，几乎是行人绝迹。登上开伯尔的一个山峰往四周看，特别开阔，但山却非常险峻，真是易守难攻。这里的山都是土和石头，没有树也没有草。
　　我们使馆的两辆车向着巴阿边界开进。路两旁不时看到一个个土围子(有的也是用水泥钢筋砌的)，高墙上架着加农炮，还有好多架枪的枪眼。
　　巴阿交界处基本上都是普什图人，跟阿富汗的普什图人同宗同族。我们所见到的男人几乎全带着枪，十五六岁的孩子身上都挂满了子弹袋。有一次我们下车问路，并问当地人是巴基斯坦人还是阿富汗人，他们的回答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巴基斯坦人?No；阿富汗人?No；普什图人?Yes”。
　　的确，对于边境两边地区的人来说，国家的概念非常模糊，他们只认为他们是相同种族的人。如果这次美国派大批地面部队假道巴境向阿富汗开进，我看根本就到不了阿富汗，在巴基斯坦就会交上火了，同种同族的巴基斯坦普什图人是决不会坐视他们的阿富汗兄弟被打而不管的。
　　这一带同时又是著名的毒品产地――金新月地区。鸦片种植、制毒贩毒特别严重，据说毒贩都用装甲车运送毒品。就在那次的行程中，当我们过了白沙瓦再往阿富汗边境走的时候，我们曾在路边小摊上买东西充饥，吃的是当地的那种馕(大饼)，上面就撒着罂粟籽，像咱们撒芝麻似的，挺香的，据说这东西不会上瘾。
　　
　　西线北线：不论从哪里进入，首先看到的是山
　　西线北线是伊朗、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我从伊朗那边也接近过阿富汗，虽然印象不是很深，但总的感觉是，不论从哪一方向进入阿富汗，首先看到的都是山。
　　后来我跟随领导人出访土、乌、塔三国，又从阿富汗北边走近了它。那边的边界基本上也都是山地，但要比南边平缓一些。人员来往还是比较容易的，而且大面积接壤，很难控制。这一圈走下来给我的感觉是这些国家之间的边界很不严格，虽说有边界，但界碑、界标都没有。只要想过就过去了，而且有时不知不觉中就已经越过边界了。所以封锁起来是比较困难的。如果将来难民多了，就会向各个方向扩散，因为各个接壤国与阿富汗的不同边民都是同宗同族，更不用说都是穆斯林兄弟了。边民们更多地是说自己是哪个族的人，而不是哪个国家的人。
　　张敏：大山和沙漠，山沟里是好地方
　　我1959年到阿富汗学习，此后一直从事对阿富汗工作。第一次去阿富汗时是在喀布尔大学留学，学习普什图语。喀布尔大学当时有十几个学院，文学院、理工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等，实行的完全是世俗教育。学习结束后就在我驻阿富汗使馆工作，直到1969年回国。第二次是1979年～1983年，目睹了苏联入侵的过程；第三次是1990年～1993年，目睹了苏联撤出后的混乱和内战。
　　阿富汗自然条件恶劣。大部分地区都是山地，经济相当落后。没什么肥沃的土地，可耕地不多，只有靠近阿姆河的地方土地比较肥沃，此外没什么良田。大部分地区土地贫瘠，用牛和木犁犁地，犁起来的都是干土，全是灰尘。阿富汗人秋收后的打场也十分特别。人站在场地中央，牵着牛，完全靠牛踩，既不用连枷，也不用碾滚。喀布尔也是坐落于群山之中，城市中间就有两个大山。机场也在大山间，飞机起降就在山间飞行，确实需要高超的技术。
　　另外就是沙漠多。从喀布尔坐车到坎大哈，比较平的地方都是沙漠，想找一棵树都很难。当然，阿富汗也有好地方，那就是山谷里比较漂亮，整个兴都库什山脉最高处可达5000米～7000米，山上的雪水是主要的水源，河流坡度大，水流湍急，山沟里就是好地方，郁郁葱葱，非常漂亮，有人因此还将阿富汗称为“东方瑞士”。再就是牧业，游牧部落随水草迁徙，也不太好，所以经济比较困难。阿富汗的干鲜水果比较出名，坎大哈的石榴最好，个大汁甜，哈蜜瓜、西瓜、葡萄、橘子等也有，过去和平时期占出口额的20％～30％。其他就是靠援助了，查希尔国王在位时，阿富汗在美苏之间左右逢缘，获得很多援助。
　　
　　李绍先：弹痕遍地，土围子里是家
　　我是研究中东和阿富汗问题的，曾与一些同行到阿富汗做过考察研究，实地接触过阿富汗社会，也去过巴基斯坦白沙瓦的阿富汗难民营。
　　我们是从巴阿边界进入阿富汗的。通往喀布尔的公路已经看不出模样，满是弹坑，几乎没有比较完整而平坦的路，车不断地加油又不断地急刹车。从坎大哈到喀布尔沿途，地势好像比较平缓，路两侧满是沙漠和荒丘，更严格地说是戈壁。人烟稀少，甭说是楼房，就是找一间平房都难。400多公里马不停蹄走了12个小时。路旁偶尔能见到阿富汗人的民居，就是那种“土围子”(一般是一个家族住在里面，用土墙围着，也有极少的墙是用比较现代材料筑的)，高高的土围墙里居住着一个大家庭，叔伯兄弟都居住在一起。一个土围子大概有两三百平米。听我们的一名陪同讲，他的家就是这样的土围子，全家兄弟八人都住在一个土围子里，大哥在沙特打工的收入，是全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其他兄弟帮助料理大哥家中的生活。而他自己身在首都喀布尔，平时很少回家（一、两个月一次），也挣不到多少钱。
　　孙玉玺先生讲阿富汗人人带枪，那是抵抗苏联入侵时的情况。听说塔利班进入喀布尔之后，实行了收缴平民手中武器的政策，因此已经见不到手持武器的路人。据在喀布尔的法国使馆代办讲，塔利班最大的功绩“就是收缴了平民武器”。看来，塔利班在这一点上好像做得很成功。
　　
　　孙玉玺：枪声是欢迎的礼炮
　　阿富汗这个民族以骁勇善战而闻名，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他们特别朴实，我曾经去他们的一个土围子做客，那是我在伊斯兰堡结识的一个朋友，从巴阿边界来的，他不说他是阿富汗人还是巴基斯坦人，只说是普什图人。他请我们去他家乡做客。
　　去这个普什图人家的路途中，经过了一个“枪城”，在那里街头到处都是卖枪的，街头的小铁匠铺都做枪，仿得很像，就是里面的来福线的质量不太好，打几次就不太行了。我们从“枪城”经过的时候，现在想起来还挺后怕的，因为几乎所有的店都有枪，购买者交了钱拿了枪后装上子弹，一回手就“砰砰”地试枪，走在那个路上，前后左右不时就有一连串的枪响，子弹壳就在头上飞。
　　在巴阿边界看他们兑换外币，也使人印象深刻。只见一个老头坐在街上，地上铺着一块已经看不出什么颜色的布，旁边放着装电视的那种纸箱子，上面贴着张白纸，写着各种货币的兑换比价，有阿富汗的阿尼、巴基斯坦的卢比、还有美元、日元、人民币以及伊朗的里亚尔等。一摞摞的，全用子弹壳压着，老头就坐在那儿看着，他背后就是他的家，两个儿子从窗口处，一人伸出一挺自动步枪。这就是当地的钱庄。
　　听说中国客人到他们的土围子里做客，一家人非常热情，特意派人到“枪城”来接我们。可能出于安全考虑，我的这个朋友派了两吉普车人，全副武装。一进他的土围子，全家老少列队欢迎，我们往里走，两边夹道欢迎的人端起枪就朝天放，大概就相当于迎宾礼炮吧!子弹壳乱飞。吃完饭后，这位朋友还特意让我们每个人都试试枪法。阿富汗人给我的印象是，如果他认你是朋友的话，就会为你两肋插刀在所不惜。
　　
　　李绍先：脱鞋脱袜的接见
　　李绍先：我对阿富汗人的纯朴、好客也是深有体会。从我们跟阿富汗人的交往来看，不论地位高低，一律都是热情好客，朴实得很。最近网上有一名法国记者和塔利班士兵接触后写的一篇报道，他认为塔利班士兵幽默、友好、很朴实，我深有同感。在阿富汗，有地位的高层人物和部族首领还是很受人敬仰的。从外国电视镜头上我们曾看到过前抗苏战将哈克的风采。每当他出现的时候，或前呼后拥，或周围的人都表现出谦卑的样子，老百姓崇尚首领的那种风俗和传统至今仍没有变。但尽管如此，高层的人却非常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和下属的就像兄弟一样非常友好，在交往中也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仔细观察，可能还是会发现区别的。据说，现在地位高的人通常手里总是拿着大哥大（我们早年用过的那种“砖头”），当然仪表上看也有些气势不凡，但在打扮和相互间的态度上是不太容易看出差别的。在阿富汗我还有一个感受：阿富汗人的首领有权威，有风范，好像类似我们过去落后地区的头人，说话慢条斯理，但很有份量。
　　记得有一次见一个类似的有权威的人物。他出门很远来迎接我们，场面令人感动。他接待我们时的举止挺有意思。阿富汗人的习俗是进门脱鞋。来到会客室后，只见他又顺势脱掉脚上的袜子，用手指夹着，落座后将袜子往椅子旁边一扔，把腿翘起来，一边旁若无人地抠着脚趾头，一边同我们谈话。我们想笑不敢笑，因为他表情很庄重，绝对是正经八百地在同你谈话。后来我们发现其他人也有这个“习惯”，也就习以为常了。再后来，我们也索性脱掉西装，摘下领带，穿着毛衣，趿拉着拖鞋，同主人“平起平坐”。这大概很能说明那里的民风的确淳朴。
　　
　　张敏李绍先：坎大哈有个“中国医院”
　　对我来讲，印象比较深的是阿富汗各个阶层对中国都比较友好。60年代的时候，我们给了阿富汗一些援助，主要投资于水利和纺织等项目，以及养鱼，种茶等。后来还援建了坎大哈的中国医院，项目不大，效果非常好。(张敏)
　　的确，阿富汗不管是哪一派，哪一族，对中国人都十分友好。比如“中国医院”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据介绍，中国医院是70年代我国对阿的一个援助项目，可能当时出资200万人民币，但在最后一批设备尚未安装完毕时，苏联人入侵了。苏联入侵后，为了抵消中国的影响，苏联人将里面的中国设备弃置户外不用，又追加了投资进行了扩建，并将医院以阿富汗坎大哈抗英女英雄马拉来的名字命名。但尽管如此，阿富汗人仍一直以“中国医院”称呼它。如今，“中国医院”是阿南部五省的中心医院，可谓久负盛名。阿富汗内战后，联合国在这家“中国医院”旁边办了一家设备先进的红十字医院。据当地人说，战乱中很多阿富汗人来此投医，张嘴就问是不是“中国医院”，一听不是，抬腿就走，马上再去旁边的“中国医院”。听了这个故事，我们很受感动。归根结底，这都是源于阿富汗人自古以来对中国积累的好感。的确，作为一个大国和阿富汗的邻国，中国从来没有干涉过阿富汗的内政。阿富汗人讲，“我们习惯于外国把他们的意图强加给我们”，但“中国人却从来未曾这样做过”。(李绍先)
　　
　　张敏：纳吉布拉曝尸街头
　　我1979年第二次到阿富汗是在苏联入侵前9个月。第二次到阿富汗，觉得社会变化不大，因为那十年正是内部政治斗争十分激烈的时期。1990年第三次赴阿，到1993年撤馆回来。1990年我去的时候，苏联已经撤离了，形势比较紧张。联合国出面着手建立新政府，纳吉布拉政权即将下台，如何交权，什么形式，什么时间，是讨论的焦点。在此之前，纳吉布拉拼命维持自己的统治，苏联也给予一定的帮助。如果不是后来苏联解体，纳吉布拉也许是不会倒台的。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纳吉布拉政权精神上垮了，经济上的援助也没有了，最后游击队就进来了。
　　游击队进城后，自己并没有充分的接管政权的准备，完全是依靠联合国来主持接权。巴基斯坦支持的七党联盟，伊朗支持的八党联盟，彼此争夺激烈，协议一个接着一个签，又一个接着一个地反悔。联合国主持的协议最后是草草签署的，最后的结果就是轮流执政，先是穆贾迪迪负责入城接管，担任委员会主席两个月，两个月后觉着没干够，拉巴尼就带兵进来了，马上抢权，后面的人还想按计划任职呢。但拉巴尼一直拖到1996年都不让权，直到塔利班进来。
　　苏联撤军后，美国也对阿富汗失去了兴趣。在阿富汗和平过程中，联合国是个重要的因素。但遗憾的是联合国并没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到最后。纳吉布拉1992年就被迫下了台，但1996年被塔利班绞死，曝尸街头。这是因为，在1992年游击队入城后直到1996年塔利班入城，纳吉布拉一直没有撤离喀布尔。1992年4月纳吉布拉发表提前交权声明后，喀布尔陷入混乱，军队全散了。游击队很快渗透进喀布尔，爆发了内战。4月15日联合国派专机来接纳吉布拉，但汽车驶到机场之时，机场被北方民兵包围，已经无法登机。纳吉布拉被迫撤回到联合国在阿富汗的办事处。16日清晨六点，联合国办事处紧急电话约请中国、印度、土耳其、利比亚、伊朗、巴基斯坦等国使节，询问哪个国家愿意接受纳吉布拉避难。坐在隔壁的纳吉布拉拒绝了，坚持哪儿也不去，并一再强调，目前的局面完全是联合国一手造成的，他相信联合国完全有控制局面的能力。经多次劝说，纳吉布拉坚持不走。如果联合国认真负责，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今后再解决阿富汗问题时，应该由联合国主导，安理会出面，真正认真负责地来组织这一问题，列出的方案应当建立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基础广泛的联合政府，结束内战。
　　阿富汗现代史上曾两次因社会改革引起较大的动乱，一次是20年代阿曼努拉国王时期，抗英战争胜利后他访问西方诸国，归来后推行了一些政治和社会习俗的变革运动，在社会习俗上如妇女不戴面纱，男人不蓄胡须等，背离了当时阿富汗的社会现实，遇到保守派反对，自己也因此而失去了王位。另一次就是50～60年代达乌德任首相时期，他宣布解放妇女，可以参加工作。部落的毛拉们又开始齐声反对，甚至发动了暴动。但达乌德动用军队进行了镇压。当时，中学生的穿着可以随便一些，穿个黑衣服，戴个白头巾就可以了，至于大学生，就更随便了。电视、画报都有了，女性可以上班，可以做护士，甚至做政府官员。处长、司长、甚至部长都有。发生逆转是1993年游击队进入喀布尔后。一进来，电视女播音员马上包上了头巾，几星期以后，头巾也不用戴了，干脆下去吧。女性官员也都回家了。倒退了。
　　
　　第敏：中国使馆也多次挨炸
　　1993年后，我们离开阿富汗时，喀布尔市中心主要街道两侧的三层楼全变成废墟了，王宫原来很漂亮，但也变成了一堆废墟，原先的气派全没了。战争中我国大使馆多次挨炸。后来，我们又派人回使馆看了一下，火箭弹的炮弹皮清理出了一小卡车。我尚在使馆时，使馆就中了13枚火箭。最后迫不得已，只能撤离。使馆商务处设在二楼，我亲眼见证了它挨炸时的情况。当时我正在阿富汗外交部，眼看着火箭弹成排地像个扇面一样地飞向我们大使馆的方向，当时，商务处的两位同志正在与一个阿富汗商人会谈，火箭就在离他们两米处的房顶上爆炸，炸了个两三米见方的大洞，所幸没有人受伤。后来，我们使馆大厅的顶棚上被人安置了一只火箭筒，那是游击队特意安放上去的，想用这种方法赶我们走。虽然游击队各派对我们都比较友好，本来不应该发生这种事。但是各派纷争比较厉害，谁在城里，另几派就会认为我们是支持谁的，比如拉巴尼在城里，别的游击队就认为我们是支持他的，当然不干。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李绍先：难民营的孩子有怎样的未来?
　　李绍先：对巴阿边界难民营的考察，使我们对阿富汗的未来十分忧虑。巴基斯坦靠近阿富汗一带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我感到这些地方政府很难完全有效管理。据说白沙瓦拥有五六百万人口，其中难民就达二三百万，政府不得不重兵驻扎，维持社会治安。一进白沙瓦城，你就能看到城中一座最高的建筑，这就是巴西北军区司令部所在。给人感觉，白沙瓦整座城市就是一座难民城，实际上很大程度上这座城市就是被难民营扩建的。据当地人讲，80年代初，由于难民越来越多，一个伊斯兰商人就把白沙瓦靠近阿富汗一边的一大片地皮买下，由不断拥入的难民居住，久而久之，经不断扩建，这里就成了白沙瓦很重要的一部分。白沙瓦给人的感觉就是脏、乱、差，难民营里的情况更是惨不忍睹。我们曾参观一个难民营，条件极其恶劣，没看到有什么明显的水源，只看见一条小河，可已经成了污水沟，还有人在那里洗衣服。没有路，到处尘土飞扬。这个面积不大的难民营共容纳了10多万难民，到处破破烂烂，人来人往。我们参观了它惟一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类似我们乡村小学那样大，土坯房，约有十几间教室，每个教室约10平米左右，狭小、低矮，没有灯，显得很昏暗。学生席地而坐，20多人一班，显得很拥挤。小学生穿的衣服又脏又破。学校讲授的课程除宗教外，还有英语、物理等。老师大多是从阿富汗逃过来的知识女性。教室外面也有学生在上课，就用石头当课桌。
　　参观完难民营学校后，我们每个人的心情都难以平静。这些在难民营里长大的孩子将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世界观又会是怎样的呢？难民营的一些人告诉我们，塔利班现在的领导人有许多都是在白沙瓦类似的难民营里长大的，接受的教育也是难民营里的教育。这种环境长大的领导人治理国家可能最现成的就是宗教经典。据一些人解释，塔利班领导人没有什么治国方略，他们只懂按伊斯兰法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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