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静安区是富人区吗 边缘采访在上海

　　"上海五国"元首第六次会晤暨"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期间，我作为《世界知识》的记者，有幸来到上海采访，亲身体验了此间友好、务实的气氛。虽未能有机会采访到与会元首，但却与来自各国的记者忙碌了两天，并对他们其中的几人进行了采访。
　　考虑到以下采访对象并非本次会晤的中心人物，采访内容也有游离中心议题之嫌，而且有一定的随机性，故将此次采访冠名以"边缘采访"。
　　
　　老欧：名牌与老牌记者
　　
　　6月14日上午，记者间传递着这样一条消息：上海市市长徐匡迪接见了"上海五国"元首第六次会晤的新闻代表团，其中有一位75岁的来自《俄罗斯报》的政治评论员奥夫钦尼科夫，他是参加此次采访的400多名记者中年纪最长的。50年代他就曾作为《真理报》的记者在中国工作。
　　因未曾谋面，也没见过他的照片，加之记者繁多、活动场地不固定、日程安排紧凑，别提采访他，就是和他认识一下，也都一直没有机会。眼看到了6月15日的下午，各项活动已基本结束，再过屈指可数的几个小时我就要离开上海了。我在新闻中心转悠了很久，侥幸地想也许能在那里遇见他。怀着最后一线希望，我向一位和新闻中心志愿者用俄语交谈的外国记者走去。他马上告诉我："他刚刚和我告了别，大概就在几分钟之前。"我真是后悔莫及。他看我很着急的样子，就询问缘由。我把采访意图告诉他，他微微一笑，略带得意地说："我昨天刚好采访过他。"我没等他说完下面的话，就直接了当地对他说："那我就采访您吧！请您谈谈您所了解的奥夫钦尼科夫。"他耸了耸肩，不置可否。不容他拒绝，我已经提出了第一个问题。 奥夫钦尼科夫生于1926年，卫国战争期间应征入伍，战后在一所专业学校继续读书。毕业后主动申请学习中文并被批准。1947年他进入高等学校学习。1953年他首次作为《真理报》的记者被派往中国工作，直到1959年。此后，他还曾多次来华工作。在累计的30年间，他与中国几乎所有的高层领导见过面，并曾有幸采访过他们中间的一些人。
　　介绍到这里，那位外国记者起身走开了，只留下了一句："请稍等。"我心凉了半截，莫非他改变主意了。正当我心灰意冷时，他手中拿着一个采访机回来了，说："我一边听一边讲给您听。"那是他采访奥夫钦尼科夫的录音。我兴奋得差点儿叫出声来，但仍故作镇静地表示了一番感谢。
　　奥夫钦尼科夫虽年事已高，但声音洪亮、语流很快，说到年轻时熟悉的人和事，他甚至激动得声音有些微微发颤。他说："我目睹了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目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热火朝天的和平建设，也目睹了中苏友谊的产生和发展。"当时，有很多苏联专家带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设计方案来到中国，尽情发挥了他们的创造热情和创造自由，受到中国人民的很高评价。与此同时，有很多中国人去苏联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与苏联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人在回到中国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长期在中国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成了一名地道的中国通。他以记者独特的视角，如数家珍般地评点着中国所走过的成功而曲折的道路。他指出："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还有和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使中国丧失了很多宝贵的时间，也曾使中苏关系一度破裂。"
　　谈到对领导人的印象时他说："毛泽东是一位充满智慧和谋略的伟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他功不可没。我至今还记得他接见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时的情景。当他走进我们等候的大厅时便问：哪位是《真理报》的记者？我赶忙说：是我。毛主席说：感谢您，您的工作很出色。确实，那时我工作很努力：第一辆拖拉机生产出来，我写了报道；第一辆汽车下线，我也写了报道；中苏共同制造的飞机试飞成功，我又写了报道。当时，我同许多苏联专家和中国朋友一起工作生活。"
　　说到周恩来，他深情地说："周恩来是位最有才华和谦逊的领导人之一，文革中他保护了很多好人免受红卫兵的迫害。他参与了中国政策方针的制定，努力倡导并具体实施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还不无自豪地介绍说，他的中文名字叫"欧福钦"，是周恩来总理亲自为他起的，此后在中国工作的岁月里他一直沿用着它，中国同行亲切地称他"老欧"。
　　我认真地记录着，还不时凑过头去听一听，后来那位外国记者索性把采访机递给我说："您听得懂他（奥夫钦尼科夫）在说什么吗？"我搞不懂他的意图，但却认真地听了起来。他很快按了停止键并等待着我的回答。我说："好像是在说猫的颜色，可能是讲邓小平的那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到了老鼠就是好猫。"他说："没错，那您就自己接着听吧。"
　　说到邓小平就不能不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奥夫钦尼科夫说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优秀的文化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他把这一切总结为四条成功的经验：首先，制定和实施有效的经济政策；第二，将改革从城市扩展到乡村；第三，有成效地吸引外资；第四，建立沿海经济特区。虽然，这四条经验不一定准确全面，但作为记者和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老朋友，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祝福着中国。
　　采访录音听完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这时我才想起为我提供了如此丰富的采访素材的那位外国记者。原来，他名叫纳兹里耶夫?达夫拉塔林，来自"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一的塔吉克斯坦，胸前挂着的牌子上写着"塔外交部新闻司"。
　　
　　基里洛夫：博士出身的记者
　　
　　6月14日中午，去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采访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抵达上海的记者总共有50多人，其中多数是俄罗斯的记者。安检是非常严格的，地点设在新闻中心的入口处。安检后工作人员要在记者证的背面贴个标志，通过安检的记者要直接上去机场的专用车，否则安检无效。一名记者安检后看时间还早，便提出回新闻中心方便一下，没想到回来又重新被检查一遍。
　　到机场后，记者们被引导着进入一个专用房间，不能出去。临去机场停机坪的时候，有人通知我们说：根据刚刚收到的通知，普京总统在机场不发表任何讲话，记者只能远距离拍摄。
　　在停机坪上，我们被安排在共有四层的台阶上，不得任意走动。普京的专机停在距我们50米之遥的地方。远远看着普京总统和夫人熟悉的身影从铺着红地毯的舷梯上稳步走下来，我们这些记者也只有干着急的份儿了。
　　普京总统与前来迎候他的人握手问候之后，仿佛想起了细雨霏霏之中已等候多时的记者们，向我们挥了挥手以示致意，便登上了他那辆深蓝色的专车。记者们虽有些失望，但无奈之中也只好为他的专车多拍几张照了。
　　值得安慰的是，在候机室里等候专机的间隙，我采访到了俄通社─塔斯社驻北京记者站的负责人、历史学博士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基里洛夫先生。也许，您对他并不陌生，中国两会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总是把手举得高高的，而且还非常幸运地多次被允许提问。就在当天下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开始之前，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朱邦造还跟他打招呼说：“好久不见了，好像有一段时间了。”
　　在采访中我得知，此次赴上海采访的俄罗斯记者多达50余人，他们分别来自俄通社─塔斯社、文传电讯社、新闻社、“国家”新闻通讯社、《消息报》社、《独立报》社、《共青团真理报》社、俄罗斯广播电台、国家电视台、“独立”电视台等各大媒体。可以说这是一支非常庞大的采访队伍，足以说明俄媒体对“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及元首会晤的重视程度。用基里洛夫先生的话说，这件事对与会六国都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着六国的安全、政治、外交，乃至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它是在冷战后欧亚大陆上诞生的新型的国际多边合作组织。采访中他重申了此次会晤前普京总统在莫斯科接受中国记者联合采访时所说的一番话：“‘上海五国’机制为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发展相互关系创造了良好气氛，为扩大五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基里洛夫先生进而表示，初始阶段的“上海五国”机制旨在促进边境稳定，加强各国在边境地区的相互信任。经过五年的发展，“上海五国”已经开创了国家不分大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成功模式，倡导了新型的国家关系和安全观。更可喜的是，刚刚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将对未来中亚地区的安全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的交谈时常被他手机急促的铃声打断，这使本来就很短暂的采访时间显得更加珍贵了。基里洛夫先生曾经在莫斯科大学东方学院学习汉语，在来中国之前曾在新加坡进修了一年中文，到中国后在人民大学继续进修。1989年～1993年他被塔斯社首次派到中国任常驻记者，目前已经是第二任了，累计在中国工作、生活了八年时间，目前他已是俄通社─塔斯社驻北京记者站负责人。他说：“我对中国了解了，就逐渐地有了感情，它是我熟知的第二个国家。”
　　他的孩子经常来中国探亲，也学了不少汉语。说到这里，他压低了声音对我说：“我的小女儿甚至会用中文吵架了。”这也可以理解，“急中生智”嘛。
　　提到《世界知识》，他说他经常阅读，并诚恳地称赞说：“你们的文章很好，你们的作者也都是高手。”
　　室内的记者陆续朝大门走去，看来普京的专机就要到了。
　　第二天我再也没见到他，也许他躲到哪个清静的地方去写他的文章了。幸好，在我采访他的当天下午，记者招待会前我请他为《世界知识》的读者写几句话，他欣然写下：“衷心问候《世界知识》杂志的所有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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