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作家舒国治:破除一切人生枷锁]台湾作家舒国治

　　酒店最高层的咖啡厅，视野极佳，可以俯瞰整个龙潭湖公园。舒国治坐在窗前，很好辨认：身材高且清瘦，白衫黑裤，有古风。舒国治，人称舒哥，59岁。头发虽有些斑白，精神却极好。聊起天来眼中放光，表情、手势相当丰富。他总爱号召大家破除一切人生枷锁，于人于己都要洒脱。
　　
　　他以任性著称，从未有过不自由的青春，年轻时自称是“晃晃悠悠”的文艺青年，双手插兜，帮人做电影写小说。以短篇小说《村人遇难记》惊艳台湾文坛后，他选择去美国流浪。七年后返台，再没碰过小说，每天最多花两个小时写他的散文随笔，大把时间用来闲逛、发呆。“我几乎可以算是以赌徒的方式来搏一搏我的人生的。我赌，只下一注，我就是要这样的来过―睡。睡过头。不上不爱上的班。不赚不能或不乐意赚的钱。”在《理想的下午》（ 《理想的下午：关于旅行也关于晃荡》，舒国治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里，他道出了毕生所求：随遇而安。
　　
　　如今人到中年，舒哥亦不碰网络、不攒钱、不工作、家里没有电视和空调，文字倒一贯具备古人气质，被称为“生活在现代的古代人”。陈文茜曾这样描述舒国治：“一桌子人，最快乐的就属那一个人，他无家、无产、无债、无子、无物欲，如今难得有个女友……衣服只有几套，人生却晃游阅历无数。他的财富以千元台币计算，每次户头到了见底，只剩几千元，才提起笔，给自己增加一些零头小钱。”
　　
　　除了闲逛，舒哥还被公认为台湾最懂吃的人之一，他认为“美食”这个词和街边小吃太有距离了。他自始至终没在家中开过一顿伙，一日三餐多在排档、小摊、食肆解决。这样一直吃了20年，于是有了这本《台北小吃札记》（ 《台北小吃札记》，舒国治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听舒哥谈理想谈小吃谈生活，就像接受一场保健按摩：大体通泰，但偶尔也会被点到痛处。舒氏的理想生活只是他自己的。
　　
　　理想：闲逛与卖葱花面包
　　
　　舒国治爱谈理想。他描述属于他的“理想下午”是：“……套上鞋外出。也只是漫无目的地走，看看市景，听听人声。穿过马路，登上台阶，时而进入公园，看一眼花草，瞧一眼池鱼。拣一方大石或铁椅坐下，不时聆听邻客高谈时政，嗅着飘来的香烟味，置之一笑。” 到了北京，舒哥一样享受他的理想下午。他走路没有目的地，经过北海就顺道去转一下，哪里有老胡同可以走，那就进去走一下。至于北京新晋文艺阵地五道营胡同，他说“还是太窄了一点吧。有的时候一两部车开进去，大家就会你等我我等你的，好像谁犯了错一样”。
　　
　　在《台北小吃札记》的自序里，他又了描述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的行业”：“若有一个年轻人，不想再忍受上班，决心每日烘三百个葱花面包，下午三点出炉，六点便全数卖完。”好奢侈的行业！
　　
　　《台北小吃札记》中，舒哥写卤肉饭、牛肉面、包子、馄饨、烧饼、油条乃至萝卜汤、高丽菜……在他的笔下，食物不管荤素咸淡，都化为品格简净的“山家清供”，又在清丽简单中透出适当的人世烟火气。这次来北京，他舍弃了酒店的自助餐，专程跑到庆丰包子吃小吃，结果不无失望，“马马虎虎了，当然不能认真啦”。
　　
　　对吃，舒国治有一套自己的做法：该保守的保守，该创新的创新。保守的吃法比如：牛奶买回来就一定要喝掉，喝不掉就扔掉，绝不放在冰箱里等下次再喝。创新的吃法比如：在店铺里喝杯西瓜汁，他要请人加一块凤梨进去一起打，说这样“水兮兮的西瓜汁就添一袭酸蜜味”。更过分的是，还会进一步要求店家再多榨一角柠檬片，这样“西瓜汁多了清肝醒郁的芬芳疗意”。
　　
　　类似这样看似恣意任性又有所坚持的生活方式给舒国治带来了大批拥趸。
　　
　　“我没有料到年轻读者这么多，很多80后。上次在上海，小宝和沈宏非都问我，现在很多年轻人怎么会突然之间迷上了你这样的书？我说我不知道，我并不想年轻人这样，但是老人也不见得愿意看啊。”
　　
　　吃法：小吃店规矩地烹调
　　
　　时代周报：这本书的封面写：这是十年来最让人流口水的一本书。它和别的美食书有哪些不一样？
　　
　　舒国治：用这样的字眼主要是勾起人家想要去吃那些东西。这本书是讲普通老百姓吃的东西。“美食”这个词，在我们中文字眼里有一点点阶级感，讲“美食”就好像原来住在胡同里，现在住在小区里的感觉，而且还要是朝阳公园那边的高档小区。我从来没有谈过什么美食，我只是写了一些好吃的东西。
　　
　　时代周报：你写的这些小吃店是用什么标准来选的？
　　
　　舒国治：很笼统讲，当然就是好吃了。好吃有时候是可以讲出来的，有时候不能，但不好吃是能说出来的。比如猪肉炖粉条，猪肉一口咬下去像猪肉吗？肥的部分塑胶感太重了吧？这个猪平常喂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很希望小吃店按照很规矩的方法烹调。假如我运气好，小吃店的材料也好，就会很好吃。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这么钟情小吃？
　　
　　舒国治：我也不是喜欢小吃，我是在家里做嫌弃麻烦，就往外头找东西吃。找吃的跟交朋友是差不多一样的事。就像你要找谁采访，哇！今天采访的这个人真傲！到底能问出什么？但无论如何也要去做。找小吃也是这样，每天都要糊口，吃饱了，第二天把它拉掉。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完成你的人生。
　　
　　时代周报：在《理想的下午》里，你提到过北京的烤红薯。这次来京，你对哪些小吃有印象？
　　
　　舒国治：我刚刚才去吃了庆丰包子。结果碰到欧阳应霁，他也来了。马马虎虎啦，当然不能认真。烤红薯？倒不是追着它吃，它是一个城市搭配进来的好风景。烤红薯没有什么烹调的问题，很养人。假如突然下雪了，有点冷，吃一点烤红薯就暖多了―甚至在烤炉边站一下，也会暖暖的。
　　
　　时代周报：你很注意营养？
　　
　　舒国治：养人和营养不一样。我们说天生万物颐养人，什么都能养你的，阳光、空气……不过更深一层就是让你很舒服，很宜人。这就要有醉人的境界，像是给你抛媚眼，才能把你弄醉。对不对？
　　
　　时代周报：那在吃的方面，你也追求醉人境界吗？
　　
　　舒国治：醉人的吃不敢要求啦。这本书上写的，都是平常我活命必须吃的东西。当然，不吃也绝对能活命。生活中的有些东西，就在手边不远处，可以拿来做文章。
　　
　　时代周报：大陆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小吃吗？
　　
　　舒国治：当然有很多，有的在台北吃不到。近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前几年去武当山紫霄宫，有个素斋，真是这二三十年来吃过的最舒服、最可口、最让人痛快的饭。每个人吃了三大碗饭，就四五个青菜，有点豆干，烧得简简单单，但是每一样都好鲜美。可能是山上种的野菜，大锅大灶这样炒出来的。另外江西山下的农家菜做得太棒了，将近20道菜，全是大盆，我们在户外吃，也没有看得太清楚菜是怎样，可是每一样都好吃。也许做菜的人很认真，心情很坦荡吧。
　　
　　时代周报：现在国内的小吃店，基本上都衰败了。
　　
　　舒国治：可以这样讲。像在北京，去年还有一个小吃很好，今年可能已经不做了。怎么不做了呢？应该一直往下做，做成老店。店主会觉得说，难道煎饼果子也需要做成老店？另外用冰箱处理食物的话，味道也会慢慢退步。
　　
　　活法：一还房贷就没自由
　　
　　时代周报：据说你不用冰箱？
　　
　　舒国治：我家现在有冰箱，因为我结婚了，我老婆需要，但我很少用。我绝对不把有些东西比如牛奶放进冰箱。要喝一罐牛奶，我就在便利商店买了喝掉。要是买一盒回家，喝了一两杯，后面的一定扔掉。
　　
　　时代周报：为什么扔掉？
　　
　　舒国治：因为放在冰箱里，牛奶不仅会被破坏其味道，你自己也会忘掉它。够用的，就当下用掉，不要存着它。像存钱一样，台湾有一些爱存钱的、原来不大富裕的老先生、老太太，喜欢给自己留棺材本，但棺材本哪需要600万啊？60万都用不到。如果每年愿意花10万出去旅行一次，这六年你会很愉快。你存600万，自己又舍不得花，最后不是朋友借掉就是给自己小孩浪费掉。
　　
　　时代周报：你是一个很反对上班的人，但是你老婆在上班。
　　
　　舒国治：我没有反对上班。第一，上班要做你要做的事情。不只要自己开心，还要能跟人协调。像我这么霸道，非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做事情当然不一定全部对，可是按照别人的意思，多半也不对。我自己不上班，是我要上另外一种形式的班，比如写东西。我老婆去上班则刚刚好，大家分开来。不能说因为我不喜欢上班，她就要在家里陪着我不上班。她要做她的事。假如她觉得上班受累，不上班也可以，大家省着用。不过那会不会很无聊？一般来讲大家都要干一点事的，倒不纯粹是为了钱。
　　
　　时代周报：你总是活得这么洒脱。当初去美国流浪，父母或者女友也没有反对？
　　
　　舒国治：我去美国时30岁出头，父母那时都已过世，也没有一个要承担责任的女友。我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弄到那么不自由的地步。有一种人，会把自己填进一个责任比较多的社会里。比如有些人不存钱，他那个社会就不允许，他自己也很乐意符合这个社会。我刚好生下来就不是这样的。
　　
　　时代周报：你在《理想的下午》里面写过，你想要的可能比别人想要的更缥缈一些。
　　
　　舒国治：对，因为我年轻。年轻人是用梦幻打造生活的，多半时候飘摇不定，不知道要干嘛，就是那种手插在口袋里，站在路口看看到底要干嘛的文艺青年。其实年轻时，我对人生的大致观念很有谱，但有些东西我不愿意去做。比如呆在家里写个剧本，写出来也许真的能改变世界一点点，但哪怕现在我也未必要这么做。我要的东西不是买房子。
　　
　　我很高兴有一顿没一顿的日子，这种状态简直是太好了―如果有房，哪怕一个月给你8万块钱人民币，你也会想到底是用2万还是4.5万还房贷？你还会纠结要不要住豪宅？这种思想太害人！一搞这个，你的自由就没了，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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