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都城 汴梁 论北宋汴梁民间刻书的繁荣

　　[摘要]汴梁是宋代的刻书中心之一，可是一直以来由于直接记录汴梁民间刻书的史料少之又少，又加上现存实物罕见，汴梁民间的刻书情况很少有人谈及。从间接史料入手，通过对当时汴梁图书交易情况的分析、对前人版本研究成果中关于汴梁刻本的整理以及对北宋刻书禁令和宋代史料笔记的探寻，指出北宋汴梁民间刻书也是相当的繁荣昌盛。
　　[关键词]北宋汴梁
　　民间刻书　繁荣
　　[分类号]G256
　　
　　北宋建国之初就奉行右文政策，大兴科举，读书人的队伍迅速膨胀。社会对应试必读的儒家经典和各种“参考书”的需求就变得日益迫切，而仅靠官刻又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这就使汴梁刻书有了商业化的可能，因而刺激了一些人在图书编撰、雕印方面投资。汴梁民间的私人刻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并在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下蓬勃生长。张秀民在谈到北宋刻书时说：“刻书印卖有利可图，故开封、临安……成都、眉山，纷纷设立书坊，所谓‘细民亦皆转向模锓，以取衣食’。至于私家宅塾以及寺庙莫不有刻，故宋代官私刻书最盛，为雕版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
　　北宋汴梁民间刻书包括汴梁坊刻和汴梁家刻。汴梁的书籍铺最早开设于何时，已不可考。据《宋会要辑稿》记载：“熙宁七年，诏置补写所……乞应街市镂板文字供录一本看详，有可留者各印四本送逐馆”。朝廷到汴梁民间书肆访求图书，可见当时汴梁书铺所刻书籍已有相当高的水平。据史料记载仁宗晚期和英宗时，汴梁民间就雕印有小字巾箱本《五经》和中字《五经》；景?间，汴梁民间还雕印有试题解说。此外汴梁民间还经常刊刻大臣日录、奏议和佛经等，当然还有一些文集。汴梁的刻书常得风气之先，如庆历四年(1034年)古文运动方兴之际，汴梁民间就雕印了《宋文》，所选皆为当时名公之古文。到了北宋末年汴梁书籍铺更加兴旺发达，以至于靖康之变金人索书时，开封府就直取于书籍诸铺。汴梁五代时就有私家刻书，不过私人刻书形成一代风气的还是进入北宋时期的汴梁，北宋京师汴梁文化发达，士大夫以刻书流布市肆为荣。据《宋史?刘熙古传》记载，太祖时端明殿学士刘熙古，就曾经摹刻自己的著作《切韵拾玉》，后将书板呈献国子监，皇帝下诏让国子监颁行。这应该是北宋汴梁最早的私家刻书。另据记载，淳化间张齐贤还刻印《注维摩诘经》，国子监有名的写手赵安仁家也曾刻印过《南华真经》。
　　时至今日，汴梁民间刻书的实物仍未发现，只鳞片爪的直接史料记载也是挂一漏万，但我们仍然可以拂去历史的尘埃，从间接的文献记录中探寻汴梁民间刻书的繁荣。
　　
　　1　从图书交易来看汴梁民间刻书的繁荣
　　
　　汴梁是北宋的皇都，对图书的需求比其它地方都迫切，这自然推动了汴粱的刻书业以及图书贸易的繁荣。大相国寺是当时汴梁的贸易中心，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可见当时相国寺书市也是异常火爆，而汴梁图书贸易的兴盛反过来更促进了汴梁刻书业的繁荣。
　　北宋汴梁大相国寺图书交易情况，宋代笔记史料中多有记载。朱弁《曲洧旧闻》卷四记载，北宋文学家穆修就曾经在这里设肆买书。穆修伯长在本朝为初好学古文者，始得韩柳善本，大喜。……欲二家文集行于世，乃自镂板鬻于相国寺。王明清《玉照新志》卷四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蔡襄在昭陵朝，与欧阳文忠公齐名一时。英宗即位，韩魏公当国，首荐二公，同登政府。先是，君谟守泉南日，晋江令章拱之在任不法，君谟按以赃罪，坐废终身。拱之，望之表民同胞也。至是，既讼冤於朝，又撰造君谟《乞不立厚陵为皇子疏》刊板印售於相蓝。中人市得之，遂干乙览，英宗大怒，君谟几陷不测。连不为利动的穆修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都来相国寺的书市上“凑热闹”，可见当时汴梁大相国寺的书籍买卖相当红火。另外，“寺东门大街，皆是幞头、腰带、书籍、冠朵铺席”。从北宋汴梁迁往杭州的荣六郎家书籍铺，就位于相国寺东门大街上，北宋灭亡后，它也南渡临安，重操旧业，并在临安府中瓦南街东老店新张。这在他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所刻的《抱朴子》后的牌记中说的很清楚：
　　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绍兴壬申岁六月旦日。
　　从这个牌记中可以知道，北宋时荣六郎在大相国寺东门大街开有书籍铺，并刻有《抱朴子》等书。这个牌记无疑也有广告宣传的意图，从此我们还可以推断出，荣六郎家的书籍铺早在北宋汴梁就应该是远近驰名的，否则不会在随朝南渡临安旧店新张后，仍打出旧日的牌号。象荣六郎家这样靖康后从汴梁南迁的书籍铺也不止一家。并且汴梁的早市和夜市也买卖书籍，如汴梁皇城东南角的“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
　　汴梁图书贸易的繁荣是汴梁刻书兴盛的必然结果。曹之先生就指出，我国古代是刻书、发行一体化。刻书者本身就是发行者，哪里刻书哪里就有图书市场。据其考证，当时汴梁售卖的书还有《孟郊诗集》、《释书品次录》、《春秋繁露》等。北宋前期，成都、杭州、建阳的书坊还没有真正兴起，就文献和现存的实物来看，这些地方的图书生产规模也不大，再加上个人财力有限，交通上的不便，大规模的雕版印书并长途跋涉到汴梁来出售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汴梁交易的这些图书大部分应是汴梁刻印的，且坊刻本应占很大比例。由此可见，汴梁民间刻书业也是相当兴盛的。
　　
　　2　从学人的版本目录研究成果看汴梁民间刻书的繁荣
　　
　　版本目录是我们考察版本的重要文献资料，版本目录中关于版本的著录是我们认识古籍的一种主要手段，我们可以从版本目录中找到一些关于北宋汴梁民间刻本的著录。叶德辉就曾指出：岳珂(案：实为岳浚)刻《九经三传》，其《沿革例》所称有监本、唐石刻本、晋天福铜版本、京师大字旧本、绍兴初监本、监中现行本……岳浚在其著录中把“监本”和“京师大字旧本”并举，从著录的体例而言，两者不可混同。由此可见，这里所说的“京师大字旧本”很可能就是汴梁民间刻本。另外陈振孙《郡斋读书志》中著录的《归叟诗话》就是宣和末京师书肆刻印的。
　　唐人诗文集在北宋汴梁刊刻的也不少。万曼先生在考证《河东先生集》版本源流时指出：“天圣元年(1023年)穆修曾经编过柳宗元的文集，四十五卷本，应该是宋人编校刻印的第一本柳集，所以它是柳集的祖本。穆修之后，政和四年(1114年)胥山、沈晦元用又重新编校。他根据的有四个本子，其中就有京师开行的三十三卷小字本，但‘颠倒章什，补易句读，讹正相半’。稍后，方舟李石又编校《河东先生集》，题后云石所得柳文凡四本，其一得之于乡萧宪甫，云京师阎氏本……阎氏本最善，为好事者盗去”。可见，北宋汴梁不止一个书坊刊印过柳宗元的《河东先生集》。另据万曼先生考证，汴梁书坊曾经刊刻过唐朝诗人李贺的《李贺歌诗》，“宋代所传李贺的诗集，据记载有五种版 本：京师本、蜀本、会稽姚氏本、宣城本、鲍钦止家本”。田北湖在《校定昌谷集余谈》说：“儿时尝见宋刻昌谷集，不知谁氏本，因火焚毁。后往抚州收书，得宋刻本，田氏云，诸刻本中，以汴本最早，大字白文，无评无注，亦不列刊者姓名，但题治平丁未(1067年)而已”。可见李贺《昌谷集》在北宋汴梁也曾经刊印过。
　　北宋汴梁不仅刊刻唐人的文集，同时还刊刻本朝人的文集。杨忠在《苏轼全集版本源流考辨》中专门用一节对京师印本《东坡集》作了考证，他指出：“京师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在东坡生前曾有京师印本《东坡集》的存在，揆以情理，不为无据；征以文献，又有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中的明确记载”。可见当时汴梁书坊就刻印有苏轼的诗文集，即使在元?学术遭禁时，仍有人铤而走险。
　　北宋时汴梁书商还刊刻了《唐庚集》。当时惠阳刻本流传到京师汴梁，唐庚的岭南诗文在太学被广泛抄传，遂有书商为之刻行。宣和四年(1122年)五月，友人郑总为其作《唐眉山先生文集序》中说：“太学之士得其文，甲乙相传，爱而录之。爱之多而不胜录也，鬻书之家遂丐其本而刻焉”。另外范仲淹、欧阳修、刘?、张舜民等人的文集，北宋汴梁都曾刊印过。曾巩《隆平集?范仲淹传》中称范仲淹著《丹阳集》二十卷、《奏议》十七卷。綦焕在淳熙重修本后的跋中称以旧京本《丹阳集》参校。由此可知《丹阳集》有北宋汴梁本。《隆平集》所录之《丹阳集》，当刊行于元丰六年(1083年)。欧阳修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周必大编刊《欧阳文忠公集》，其跋中指出《欧阳文忠公集》自汴京、江浙、闽蜀皆有之。刘?是元丰二年(1079年)进士，绍圣时中宏词科，官仅至著作佐郎，有文集数十卷。因其生前未拾掇成篇，故身后散落，遂各以其所得编集付梓。嘉泰时周必大为其所作序中称汴京及麻沙《刘公集》二十五卷。张舜民，字芸叟，治平二年(1065年)进士，累迁至秘书邵监。坐元?党籍，后复为集贤殿修撰。周紫芝书《书浮休生画墁集后》中日：“政和七八年间，余在京师，是时闻鬻书者忽印张芸叟集，售者至于填塞巷衢。事喧，复禁如初”。可见政和七年到八年间张舜民的《画墁集》也在汴梁刊刻过。
　　
　　3　从刻书禁令看汴梁民间刻书的繁荣
　　
　　北宋时期，可谓是外患连连，党争不断，为了统治的需要和国家利益，北宋政府多次禁书，并委国子监、开封府和各路对此事进行查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禁令中开封府、国子监都“榜上有名”，可见当时汴梁刻书者的以身试法的不在少数，由此也可以想见汴梁民间刻书的繁荣。
　　北宋时外患深重，所以关系国家安危的边防、兵机文字，逐渐成为图书审查的重点。为了防止国家机密泄漏，避免给朝政、边务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康定元年(1040年)五月二日，仁宗下诏：“访闻在京无图之辈书肆之家，多将诸色人所讲边机文字镂版鬻卖，流布于外。委开封府密切根捉，许人陈告，勘鞫闻奏”。而这种现象并没有立即得到改观，至和元年甚至还出现了镂印传单的政治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修于至和二年(1055年)上《论雕印文字札子》中写到：“臣伏见朝廷累有指挥禁止雕印文字，非不严切，而近日雕版尤多，盖为不曾条约书铺贩卖之人。臣窃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日《宋文》者，多是议论时政之言。……臣今欲乞明降指挥下开封府，访求板本焚毁，及止绝书铺，今后如有不经官司详定，妄行雕印文集，并不得货卖”。
　　从欧阳修的叙述可知，朝廷虽对汴梁书肆屡行禁止，但缺乏制约书贾的法规和措施，因而见效甚微。为了国家利益，他不得不建议焚板及检举告发。同年还下令禁止模印御书字，并“诏开封府自令有模刻御书字鬻卖者，重坐之”。元丰元年，太学生钟世美上书称旨，于是汴梁民间有雕鬻世美书者，“上批世美所论有经制四夷事，传播不便，令开封府禁之”。
　　宋哲宗元?四年八月，翰林学士苏辙奉命使辽，在辽地看到其家谱和一些泄漏国家机密的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等图籍文书，于是返朝后就立即奏闻朝廷，希望立法防范：“内国史、实录仍不得传写。即其它书籍欲印者，纳所属申转运使、开封府牒、国子监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版。……凡不当雕印者，委州县、监司、国子监觉察。从之”。汴梁还是北宋的科举中心，汴梁书坊为了追逐利益投机取巧，也会刊印一些以备文场剽窃之用的图书来迎合举子，以从中获得暴利。针对这种情况，徼宗大观二年(1108)苏械上书，“式愿降旨国子监并诸路学事司镂版颁行，余悉断绝禁弃，不得擅自买卖收藏”。
　　另外，内容有僭越的书籍、敕文朝报，兵书、大臣日录、元?学说在汴梁也都曾遭禁。仁宗景?二年(1035年)，“驸马都尉柴宗庆印行登庸集中词语僭越，乞毁印版，免致流传”。至和元年(1054年)，出现镂印传单动摇军情的事件，“帝不信，丁卯，诏开封府揭榜募告者，赏钱二千缗”。敕文多涉国家机密，本来就禁止坊肆雕印。然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私自矫撰敕文印卖，企图以此混淆视听。神宗熙宁二年，“监察御史里行张戬言，闻近日有奸妄小人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至有矫撰敕文印卖都市，乞下开封府严行根捉造意雕卖之人，行遣”。熙宁二年，皇帝还下诏开封府，禁止摹刻印卖御书字。朝报是北宋中央政府编印的一种报纸，当时很受读者欢迎。有一些书坊为了利益就“妄作朝报”。针对这种情况，朝廷下发禁令；“近撰造事端，妄作朝报。累有约束，当定罪罚。仰开封府检举，严差人缉捉，并进奏官密切觉察”。一些兵书和大臣日录，也事关国家的安全，所以国家也明令禁止。政和三年(1113年)八月十五日条云：“访闻比年以来，市民将教法并象法公然镂版印卖，伏望开封府禁止。诏印板并令禁毁，令刑部立法申枢密院”。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十二月，坊间印卖《舒王日录》，诏令开封府及诸州军毁板禁绝。徽宗政和四年朝廷下诏禁元?学术，限开封府半月内拘板毁弃。宣和五年又下诏：“今后举人传习元禧学术以违制论，印造及出卖者同罪，著为令。见印卖文集，在京令开封府，四川路、福建路令诸州军毁板”。
　　刻书在北宋中后期已蔚然成风，由于北宋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使得北宋时的书禁层出不穷。书商为了牟取暴利，不惜铤而走险非法刊印边机文字，这都是完全可以理解。但通过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黑名单”上开封府每一次都榜上有名，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当然汴梁在北方离辽较近是一个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当时汴梁民间刻书很是发达。李致忠在谈到徽宗朝的书禁时指出：“可见宋徽宗时，由于边事紧急，为了严守国家机密，连文集、日录、小报、等统统都在禁印之例了。而且在诏令中特别指明京师开封，四川路、福建路、等，原因是汴梁、四川、福建等地，都是当时的刻书中心”。郭孟良也指出：“京师开封府、临安府及福建路、四川路都是出版传播中心，更是出版检查的重点”。由此可见，虽然官方多次下令禁书，但在利益 的驱使下，汴梁坊肆的刻书仍屡禁不止。“这些禁令和札子，从一方面反映了(汴梁)民间雕印的繁荣”。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禁令，窥一斑而知汴梁民间刻书繁荣之全豹。
　　
　　4　从宋代的史料笔记中的记载来看汴梁民间刻书的繁荣
　　
　　由于雕版印刷的繁荣，宋朝现存大量的史料笔记，这些笔记中记载着正史不屑提及，或由于其它种种原因不敢提及的材料，其中有一些材料就涉及到汴梁刻书。曹之先生在谈到宋代刻书特点时曾指出：“宋代笔记、文集中所谓‘京本’、‘京师本’云者概非汴梁本莫属”。据《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载，“苏仲虎言：有以澄心纸求书者。令仲虎取京师印本《东坡集》，诵其中诗，即书之。至‘边城岁莫多风雪，强压香醪与君别’，东坡阁笔怒目仲虎云：‘汝便道香醪。’仲虎惊惧。久之，方觉印本误以‘春醪’为‘香醪’也”。
　　汴梁民间不仅刊印图书，还用雕版印刷来刊印年画等实用的图画书契。据史料记载到了北宋中后期，各种各样雕印年画在汴梁市场上比比皆是。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就指出：“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等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自此汴梁的木版年画取代了手绘门神。现在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朱仙镇木板年画就是那时在汴梁滥觞的。汴梁木板年画的兴起，是汴梁雕版印刷兴盛的又一表现。另据《燕翼诒谋录》卷五载，汴梁书坊还刻印一些僧尼使用的度牒等实用的书契。
　　叶梦得的《石林燕语》是一部很重要的宋代笔记，其中对当时各地刻书有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迨不减杭州，但纸不佳。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通过对叶氏这番话分析，我们也很容易看出，杭州刻书最好，福建的麻沙本当然很糟糕，汴梁的刻书不比杭州少，但用纸不好。我们做进一步地深人分析，对于汴梁的国家刻书尤其是国子监刻书，后人历来赞叹有加，无论从内在质量，还是外在的纸张、装帧形式都绝对是北宋一流的。所以我们不难得出叶梦得对四地刻书的评价，更多是从民间坊刻这个角度出发的。李致忠也指出叶氏的这段话说明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说明了宋代有四大刻书中心，即汴京、杭州、川蜀、福建；另一方面品评了这四大刻书中心的优劣短长。蜀中和杭州早在唐末就有刻书基础，福建后来居上，但只是速成量多，质量较差。汴京乃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刻书自然不减杭州和其它地方。由此可见，北宋汴梁当时的书坊刻书也相当多，只是用纸差了一些而已。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探寻，不难看出北宋汴梁民间的刻书也相当的兴盛。虽然汴梁的坊刻和家刻无论是刊刻书籍的数量，还是其社会影响力都无法与汴梁官刻相提并论。但汴梁书坊刻书重实用，内容上也比官刻丰富，除翻刻官方刻本外，还大量刊印民间日常需要的书以及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籍。所以汴梁民间刻书能最大限度的满足人民群众对书籍的需求，在普及文化和繁荣汴梁民间的文艺生活方面有着积极的贡献。汴梁民间刻书无疑是汴梁官刻的有益补充，并一起促进了汴梁刻书事业的全面繁荣。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历史久远，又加上金兵破汴时，不但国子监的书板被劫，连开封府的书籍铺也没有幸免。所以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真正的汴梁坊刻本、家刻本。但它依然磨灭不了汴梁民间刻书业曾经的辉煌以及它对整个汴梁刻书乃至宋代刻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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