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文化怎样“卷土重来”|宗族文化

　　解放以后，虽然百废待兴，社会期望休养生息，但是宗族文化及活动因为有“复辟封建主义的企图”，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只能继续遭受灭顶之灾。及至“文革”，更有无数家谱被当作“四旧”抛进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篝火晚会”。可叹家谱曾与方志、正史并称为中国史学之三大支柱，火光与烟尘之外，是一代代人的宝贵记忆与心血化作灰飞烟灭。
　　不过，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历史开始有了新的转机。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与人民公社的解体，一些地方，尤其是在传统文化相对浓厚的江南，如湘、赣、闽、浙等省纷纷出现了续修家谱的风气。过去被全盘否定的传统渐渐复苏，似有卷土重来之势。官方与媒体的态度也渐渐发生了转变。更别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被知识界认为是意识形态替补品的“公祭轩辕黄帝大典”，已经成为中国民族主义浪潮兴起的一个重要注脚。
　　时至今日，复兴宗族文化在各地乡村已渐成潮流。修族谱、建祠堂，让那些同宗同族的人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多是当地热心公益事业、较有威望的人，包括一些退休教师。许多老干部也卷入其中，“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修修家谱了”。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台港澳的同胞以及欧美等地的华侨。当年饱经风霜的“海外特务”，在新时代已经备受欢迎，成为认祖归宗的赤诚游子。
　　两年前的初春，我还在乡村小住的时候，正好赶上全县熊氏宗族出家谱。作为本村在外面“见过世面”又“自投罗网”的男丁，我自然免不了要卷入这一盛典。当然，这没什么不好。事实上，我更想“参与式见证’本村老少爷们进城接家谱的全过程。
　　是日风和日丽。本村虽小，讲不起排场，还是租了一辆小货车，十几个男丁站在后面的车斗上，一路上敲锣打鼓、鞭炮轰鸣、红旗招展，让过往行人无不为之注目，为之敬畏。领到家谱后，本村的货车在回程时绕行了近20公里。待终于回到村子，守候在村口的村民及远道而来的女儿、姑爷们立即划然鞭炮，直炸得白烟蔽日、地动山摇。至于接回来的新家谱，倒也不辜负这些憨厚乡下人的此般殷勤。和从前几个村落小打小闹搞出的油印本相比，新版家谱电脑打印，且有彩色插页助威，其规格已不输于任何方志与正史。
　　1919年，胡适在给绩溪旺川曹氏族谱作序时谈到：“中国的族谱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源远流长’的迷信。没有一个姓陈的不是胡公满之后，没有一个姓张的不是黄帝第五子之后，没有一个姓李的不是伯阳之后。家家都是古代帝王和古代名人之后，不知古代那些小百姓的后代都到哪里去了?”胡适由此建议各个族姓的人在修谱时要讲点信用，对子虚乌有的远祖一概从略，而应该多做些本支派的功课，使其真正发挥“信史”的价值。
　　当然，与大人物沾亲带故，换取点廉价的自豪感，也算是人之常情。记得小时候，听到村里稍懂点历史掌故的高年级学生谈到“楚王姓熊”、“屈原姓熊”的时候，心里也是有点莫名兴奋的。
　　解构归解构，但时至今日，我们这代人对辈分已经无敬畏之心。而且，现在人心开放，族谱如何排字号也不会对族人的实际生活造成影响。事实上，这也是今日家谱遭遇的一个困境。今日家谱，更多只是一种具有注释内涵的谱系，绝非强力推行的标准。
　　至于知识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注意到宗族在社会整合、社区建设和公共产品的提供等方面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尤其在这个激荡又似“前不着井寸、后不着店”的转型年代，这古老的宗族亲情所体现的更多是互帮互助、慰藉人心的一面，是一种社群或者社区人道主义，群体间自救与自治自然暗含其中。
　　既然宗族文化在农村已不可能像过去一样被全盘否定，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一血缘性组织是否能够实现对乡村政治的问责?以及，如何使相信它的村民成为现代政治意义上的公民，真正从血缘走向“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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