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５：苏联客机遭劫持迫降中国内幕 1983苏联击落韩国客机

　　1985年，中苏关系仍处在“僵持”之中，基本上是“老死不相往来”。就在这个时候，突发一苏联人劫持一架苏联客机降落我国的事件，这迫使双方高层不得不“往来”和“沟通”，也给了客机上40多个苏联公民“零距离”观察和了解正掀起改革开放热潮的中国的机会。劫机事件为中苏两国关系的缓和提供了一次“意外”的契机。
　　作为唯一参与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张持坚讲述了这起尘封20多年的劫机事件……
　　
　　“我要到中国避难!”
　　
　　1985年12月19日晚上将近10点钟，采编主任老康来我家，要我赶快到黑龙江省公安厅了解情况，说基层通讯员反映，有一架苏联飞机被劫持到齐齐哈尔地区。
　　外国飞机被劫持到中国，这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事！赶到省公安厅指挥中心，这里已是一片忙碌景象。我立即参与进去，很快摸清了情况：事情发生在下午2点30分左右，一架苏联AH-24b47845民航客机突然降落在齐齐哈尔市甘南县长吉岗乡农场的一块平坦、狭长的麦茬地里。飞机上有38名乘客、5名机组人员。机体上“CCCP”四个醒目的字母，使懂俄语的人认出，这是“苏联民航”的缩写。好奇的村民围拢过来，当地公安人员也及时赶到。一名自称阿里穆拉多夫?沙米利?哈吉-奥格雷的副驾驶员下了飞机，打着手势，对我方公安人员说，飞机是他用刀子逼着正驾驶员在这里降落的，“我要到中国避难!”现在劫机者已被单独控制，当地政府正安抚机上人员，为他们提供饮食和保暖衣物等。省里已派出由省委常委、省外事办公室主任王耀臣带队的工作组赶赴现场。
　　
　　苏联乘客对中方很警惕
　　
　　黑龙江省和国务院都迅速成立了劫机事件处理领导小组，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陈俊生为总协调人。高层明确要求做好三项工作：一是审讯劫机者，把情况弄清楚；二是安置好机上人员，三是和苏方联络，妥善处理后续事宜。
　　凌晨近3点赶到现场的王耀臣立即开展工作，并陆续传来情况。他们提审了劫机者，据劫机者供述，他劫机的原因，是因为看不惯所在民航分局领导的腐败作风，给当局写信反映，信被转回当地处理，可当地纪委领导和民航分局领导有裙带关系，非但不处理，还对他打击报复，他感到没有出头之日，趁这次飞行机会，出逃中国，寻求避难。
　　做机上人员的工作，碰到了一些问题。当这些苏联公民知道被劫持到中国后，不免紧张起来。两个国家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关系恶化，相互指责和批判已有20多年，“分歧”和“积怨”不可谓不深。在他们的意识中，他们到了“敌视”苏联的地方，因此很警惕，不知道中方会怎样对待他们。一开始，我方人员送上去御寒的衣服、食品和饮用水，他们接受了。后来劝他们下飞机到附近的农场招待所休息时，他们则坚决不同意，都表示不能离开飞机。地处空旷的野外，随着黑夜的来临，气温持续下降，已达零下30℃左右，真正的滴水成冰，飞机不得不每隔20分钟发动一次取暖，否则机舱就像冰窖一样，可飞机油箱里的油已所剩不多。王耀臣决定将两台面包车开到飞机旁，开足暖气。他对机长说，天气太冷，请乘客到车里取暖休息。机长表示感谢，但说：我不能离开飞机，乘客也表示要与机组人员在一起，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直接和乘客谈谈。王耀臣走进机舱，用俄语向乘客表示慰问，他说：这是突发事件，让你们的行程受到了影响。中国政府很重视你们的安全和生活，我们会努力照顾好你们。
　　
　　中央领导昼夜等候消息
　　
　　这些情况很快汇报到省和中央。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领导都没有回家，在等消息。获知最新情况后，中央决定一早就派专机把我外交部和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官员送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转乘直升机，直接在现场降落，以便尽快做好乘客安置等后续事宜。
　　20日早晨6点半，天刚蒙蒙亮，面包、牛奶、当地的农场乳品厂专门加工的奶酪以及鱼罐头和肉罐头等，送上了飞机。丰盛的食品，周到的服务，使苏联乘客感受到了中方的友好和诚意。他们“警觉”的情绪渐渐缓和了下来，一边用餐，一边对中方人员表示感谢。
　　大约9点多钟，时任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的戴秉国等外交部人员乘坐的直升机降落。听取王耀臣汇报和商议了下一步工作后，戴秉国即来到机舱，再次代表中国政府向苏联乘客和机组人员表示慰问。他说，这里太冷，条件也有限，齐齐哈尔是离这里最近的大城市，有四五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决定把你们送到那里最好的宾馆休整，然后等你们的政府接回你们。乘客们纷纷表示感谢，但还是不愿离开飞机，一定要等大使馆的人来了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11点多钟，苏联大使馆人员乘坐的第二架直升机降落，为首的是领事部主任格里山。一见到戴秉国，他就提出三条要求：一、和乘客见面；二、和劫机者见面；三、与大使馆通电话。戴秉国说：劫机者已经到了一个安全的地点，你不可能和他见面。这里通讯条件很差，和大使馆通电话只能到齐齐哈尔。和乘客见面则毫无问题。格里山来到现场，拉着机长往田野远处走去，以避开中方懂俄语的人。他们大约谈了半个小时。回到飞机旁，格里山又提出要和大使馆通电话。可当地实在没有这个通讯条件。他就让中方派一辆车，让随他来的两个人立即出发到齐齐哈尔向大使馆汇报。
　　
　　“北京-莫斯科”成了热线
　　
　　傍晚5点，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陈俊生的电话来了，他对黑龙江省的领导说，我驻苏联大使会见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告诉他机上人员不愿下飞机到齐齐哈尔时，他马上表态说，这是错误的，应该按中方的安排到齐齐哈尔。并将意见立即电告了驻华大使舍尔巴科夫。舍尔巴科夫又迅速转告了我外交部，并要求通过我外交部把口信传到现场。这时，那两名赶路的苏联大使馆人员还在路途之中。戴秉国和王耀臣带着苏方的口信和11辆空调车来到了现场。这时是傍晚5点30分左右。有了政府的指示，苏方人员开始行动。在整理行李、封存飞机、移交两把手枪和书写交接文书等后，车队终于向齐齐哈尔出发。到达齐齐哈尔湖滨宾馆已是深夜11点多钟。宾馆特意空出了两个楼面的客房，准备了热水，客人们洗好澡后，吃了顿热气腾腾的晚餐。
　　苏联乘客休息了，我方人员开会研究次日的工作。21日零点40分，外交部来电，说当天下午1时30分，苏联专机到哈尔滨接苏方人员回国。于是，大家又商量，这些人怎么赶到几百公里外的哈尔滨，决定还是动用两架直升机运输。等一切安排停当，离出发的时间已不远了。
　　
　　是巧合，又不是巧合
　　
　　22日，劫机者阿里穆拉多夫被押送到了黑龙江省公安厅外籍越境人员管理所。我在这里看到了这个个头不高、有些秃顶的33岁的中年人。他在这里要接受进一步的审查。
　　同一天，国务院副总理李鹏访问保加利亚回国途中抵达莫斯科作短暂停留，苏联第一副总理阿尔希波夫和副外长贾丕才到机场迎接。第二天，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会见了李鹏，双方就两国关系问题和共同关心的一些国际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新华社在就此播发的新闻稿中特意指明，“会见是应苏方安排进行的。”这意味着此次会见是临时安排的。很显然，这与中方妥善处置劫机事件有密切的关系。
　　当时在黑龙江省边防局担任俄语翻译的郝国利，负责和阿里穆拉多夫“谈心”，以了解和掌握情况。交谈中，阿里穆拉多夫说，他曾想逃到美国驻苏联大使馆避难，可那里克格勃看管很严。又想逃到欧洲去，但没有机会。这次逃到中国，是因为航线靠近中国。
　　谁能料到，正是他这个偶然的选择，给了两个关系冷淡的邻国的高层以频繁接触和缓和关系的机会。
　　从被劫持的飞机降落中国，到苏联专机接乘客返回，共计51个半小时。在这51个半小时中，两国相关方面不分昼夜地、高效率地紧急运转，这是冷淡时期多少年的工作量都比拟不了的，对今后两国关系的缓和必将产生影响。
　　25日，我国外交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公开了劫机事件和中方的处置情况。塔斯社随即发布消息，说“苏联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的睦邻合作精神表示感谢”。
　　1986年元旦过后的第三天，以苏联航空部飞行局局长带队的7人专家组，在中国民航总局飞行司司长的陪同下，来到长吉岗农场，对停在那片麦地上已达14天的苏联安-24飞机进行检查。苏方人员看到我方武警、公安人员冒着严寒守护飞机，很感动。在我方人员提供飞机用油、电瓶、航线图和当地农民开着重型拖拉机压实临时跑道等的协助下，苏联飞行局局长亲自驾驶，顺利将飞机飞回了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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