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司令”张全收的“卖人”生意|全国农民工代表张全收

　　2007年11月24日，广东举办了一个“中国农村发展论坛”，给一个河南汉子张全收颁发了唯一一个特别奖，奖励他创新打工模式，为1.3万农民工撑起保护伞。领奖时，他像将军一样，在西装上挂满了奖章。
　　张全收是谁？他做过什么？为什么媒体这么关注他？他为什么引起争议？
　　张全收，河南上蔡人，自称“农民工司令”。他带着1.3万农民的全顺公司“驻扎”在深圳，向各个工厂派遣工人。没有活，公司也“包吃包住，照发工资”。这就是张全收和他“全顺打工模式”的主要内容。
　　
　　“卖人”的生意
　　
　　“年初答应过你们这拨去江西打工的，要去工厂看你们，结果却没去成。现在，我给每个人发100块钱，算作补偿。”
　　2007年12月1日清晨，当记者赶到“民工司令”张全收位于深圳平湖的公司总部时，他正拿着小喇叭用嘶哑的嗓音召集一支刚从江西调回深圳的上百农民工队伍开会。话毕，他开始蘸着唾沫星子点人发钱。
　　张全收喜欢拿着小喇叭对工人说话。他带记者去厂里看他的工人，就有这个“保留节目”。工人们匆忙赶来站成方队，小喇叭开始“发表讲话”，还真像支队伍。
　　张全收手下现有1.3万农民工，资产过千万。现在的身份是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老板。
　　全顺的主要业务是将这些工人组织起来，哪个厂要人，就“打包”调人过去，这个厂干完了，就调到另外一个厂。要是碰到没活干，工人就免费吃住在他租的两个大的培训基地，照拿工资。厂方需要张全收的人，则须为此支付工资之外的管理费。张全收赚的就是这种管理费和部分加班费。
　　这种模式被专家们称为打工的“全顺模式”。
　　“你在我这里一年包吃包住，保证你吃喝不愁，还有最低750元（这也是深圳关外最低工资标准）一月的工资。我保证，这些孩子没活干，照发工资。”张全收说。进了公司就旱涝保收，农民工们愿意，有的干着干着干脆一家都进了全顺。
　　珠三角的“三来一补”加工厂，生产经营紧跟外贸订单，订单来了，就招兵买马加班加点；没有订单，就大量裁人以降低经营成本。用全顺工人，工厂不用管人，淡季还能“退人”，他们愿意多付那笔管理费。“在保证工人工资的情况下，一个工人一个小时再加2毛钱作为管理费。”一个工厂负责人介绍说。
　　可不要小看这2毛钱，一年算下来，全顺公司就有近千万的收入。
　　其实，张全收一开始还不是这样“卖人”的，他先从“借人”开始。
　　2002年，已经在深圳打工10年的张全收有点积蓄后，跟人一起办了个加工厂。他一边为自己工厂招人，一边也把多余的人“借”到缺工人的厂里。由此，他发现了巨大商机。后来，张全收的加工厂倒闭了，他就继续招人，专门从事“卖人”了。
　　 在“世界工厂”的中国，大量农民工廉价劳动力构成主要竞争力。从高科技的苹果牌电脑到普通的牛仔裤，他们支撑着世界上的生活消费。从这点看，张全收以其“有形之手”指挥着众多农民工由盲目流动转向有序流动，干的是不简单的活。
　　
　　漂移社会的温情
　　
　　几乎每一名工人都有张全收的手机号，员工受到别人欺负，觉得心理不平，尽管直接打他的手机。张全收认为：“员工的事就是老板的事。我会给员工作主。”
　　著名“三农”学者于建嵘用了近半年的时间，对张全收和他手下的农民工作了大量调研，他把这群体称作“漂移的社会”。
　　这些“漂移的社会”散布在珠三角各个城市。
　　在深圳平湖的一个玩具厂，记者见到了这些穿着统一蓝色衣服的全顺农民工。工人们吃厂里的住厂里的，开饭两种菜式搭配任选，加班全顺公司送馒头吃。十几个人住一间房。
　　周敏是河南人，女，40多岁，女儿是哑巴。她对记者说，这么大年纪打工不好找，女儿更难找工。现在在全顺挺好，两个人都有工作，还能互相照顾。
　　张全收逗了逗周敏的女儿，像个家长。他到了厂里总俯下身子跟这个工人说说话，跟那个工人开开玩笑。
　　“像个家庭”，这是记者采访很多全顺农民工的感受。这种温情也是于建嵘对工人访谈调查结果的主调，访谈材料结集起来16开本180页，扎实。
　　24岁的白光平说：“我们老板像亲人一样。”19岁的张永飞说：“老板对员工就像父亲一样，老板能为我们做主。”
　　于建嵘问23岁的李霞辉：“假如他(张全收)不好了怎么办？”
　　“他没有待我们不好的时候。”
　　“假如不好？”
　　“没有不好的时候，有病的时候他带我们去看病，没有钱他代我们出。”
　　“假如他对你不好怎么办？”
　　“我们相处得挺好的，他不会对我们不好的。都像兄弟姐妹一样。”
　　于建嵘说，访谈调查都是随机的，绝大多数没有张全收在场，有时候到了一个厂拉几个工人到路边就问。
　　
　　把农民工组织起来
　　
　　这种温情也体现在张全收的管理思想上。
　　一个农民工管1.3万人不容易，一个农民工管1.3万个农民工更不容易。他们被认为是涣散的一群，带着巨大的欲望涌向城市，制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却也隐藏着巨大的“不稳定因素”。这也是城市对农民工又爱又恨的原因。
　　但张全收有他的方法。
　　工人对工资有两种选择，一是直接发到他们手上，一是每个月发两三百元的零花钱，剩下的全寄回家。绝大多数的人选了第二种，公司也鼓励这样。
　　“这些年轻人出来打工，手里有了钱，一个月的工资可能三天就花完了，看到漂亮的女孩子，没钱花也要去借，这样事情就多了。”张全收说，把钱寄回家，家里父母高兴，最重要的是手中钱少，压制了年轻农民工的欲望，人变得“老实”多了。
　　张全收鼓励工人好好干，一年给家里攒一万。干得久点的很多农民工家里都盖起楼房了，有人说这种方式是克扣工资。记者通过调查和暗访不同的全顺员工发现，员工的工资均在1000元到2000元之间，高的可拿到3500块钱，一点不比所在工厂其他工人工资低。
　　“你说我克扣农民工工资，你克扣试试！”张全收认为，“现在的人都不傻，我克扣他们工资他们早走了，我又不能限制大家的自由。”
　　张全收的那一套不单单是土方法。
　　张全收公司分四级；张全收、副总、各厂主管和小组长。于建嵘问工人：“全顺对你们不好，欺负你们怎么办？”工人说报告给主管，主管欺负了怎么办？报告给副总，副总欺负了怎么办？就找张全收。几乎每个工人都有张全收的电话，全顺规定，主管一定要告诉工人这个电话。
　　“那张全收欺负了你们怎么办？”工人回答大多是不可能的。
　　主管和小组长的产生也有一套民主制度。
　　一个厂要进行民主表决，主管或小组长站着背对员工，张全收拿着扩音器站在凳上喊，赞同这个小组长的举手，然后就数数有多少人举手。这种表决将决定组长和主管们的命运：停职检查、涨工资或维持不变。
　　“如果发现有工厂苛刻地对待全顺员工，我们便出面交涉。若全顺员工和所在厂工人之间的冲突，我们就要求双方管理人员协商解决或者提交派出所来解决。”张全收说，“要是我们的员工不能得到公平对待，我们就撤回所有工人。由于我们有规模、有组织，资方不得不接受我们的条件。”
　　张全收说他不跟别人打架了，跟他们讲道理。但是对着1.3万人，别人也不敢跟他打架，只能跟他讲道理。有了这种震慑力，全顺具备了极高的谈判能力。
　　引人注意的是，有了这种依仗，全顺的农民工并没有变得横蛮。问他们跟工厂的人有矛盾了怎么办，39岁的赵汉生说要去“沟通”，不能打架；36岁的张东亮是一个主管，他对下属说，人家打你你就跑，跑来找主管，主管去跟他们讲道理，讲大道理。全顺的强大让他们有了“稳胜”的信心，反而讲道理了。
　　上万农民工在张全收设计的路子上温良地劳动着。有论者认为，张全收干的这些俨然就是工会的事，只不过是把这种工会的功能从各个工厂抽取出来，将之企业化。
　　也有论者认为，当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组织披上过多的道德外衣的时候，由此引发道德质疑也就在所难免。
　　
　　谁是靠山
　　
　　张全收十三四岁就在瓦砖厂打工，卖过冰棍、蒸过馒头、开过小客车，打过架，撞过人，被关过，也“找人”帮忙过。后来1992年到了深圳，因为混的地方多，什么人都能搞得定，开饭馆，办车站，到了今天终于混出来了。
　　张全收最害怕的是制度和执法环境，他最担心哪一天“突然没了”，他“没了”，全顺公司也“没了”！
　　“这一万多农民工可咋办？”张全收很喜欢不停地问这个问题。
　　张全收有点疲倦地对记者说，他不知道公司要做到多大，他现在也在做别的生意，购置厂房来出租。厂房是不动产，比起“漂移的社会”，更实在。
　　于建嵘对全顺公司的基本性质判断就是“劳务租赁”，而这正是即将实行的《劳动合同法》要强力规范的地方。权威部门分析，随着《劳动合同法》的施行，此类公司必将全面洗牌。
　　《劳动合同法》明确劳务派遣单位为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该法还对此类公司的注册资金等方面设置了门槛，同时对公司承担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更大挑战。
　　摆在张全收面前是，在中国大量企业都没有严格按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给工人以合理、合法待遇的情况下，如果他完全按照此法行事，恐怕在经营上会难以为继。
　　“多数企业不可能按照《劳动合同法》来雇用农民工。就像在菜市场卖肉，市场价一块钱，你卖一块二，就没人买；卖八毛，很快就抢光了。如果市场工价是1000块，我们的工资你发到800块，人家也不会跟着你来干了，若按照法律要求发到1200块，企业就不跟我们干。”
　　不过，他还是认为“只要别的公司能做到，全顺也一定能做到。因为全顺是这个行业的老大，没理由搞不好。”
　　“我希望能够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在明年的“两会”上见到温总理，我见了温总理，我会激动得掉眼泪，我会问总理，我是一个农民工，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民的孩子，现在带动了一万多个农民工，我能不能当他们的带头人，这个事我能不能去做？我能去做，谁来给我一个许可，谁来叫我去做？”
　　“到时候，我还会在身上挂满奖章。”张全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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