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山与汉服背后的文化真问题] 汉服文化问题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民生当然是无可争议的主旋律。但是，除了教育、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重大民生课题之外，另一些比较边缘化的议题也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比如汉服和国山。全国政协委员叶宏明提议确立“汉服”为“国服”，全国人大代表刘明华则建议，应该在博士、硕士、学士三大学位授予时，穿着汉服系列的中国式学位服。而在多名代表的附议下，山东全国人大代表王元成也提交了将泰山命名为“国山”的议案。
　　要理解这些“国字头”议题何以引发广泛的争议，这并不困难。首先，提议设立国服、国山到底是不是代表和委员的职责范畴，人们对此还不十分明确；此外，有关提议无不涉及地域利益、部门利益以及文化争议，要形成共识当然存在一定难度。
　　在我们看来，代表和委员基于自己的文化自觉，提议设立标志性的国家文化符号，并提交两会讨论，这样的做法并无不妥。虽然从表面上看，相关议题并不直接涉及立法事项，也无关民生宏旨，但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看，设立国花、国树、国山等课题影响到国家形象的建构，也会波及到每个公民的生活，因而当然也算得上重大国家事务。把这样的事务提出来讨论，难道不比关门决策更加民主和适当吗？
　　“国字头”议题包含了利益诉求，这个问题当然是很难忽略的。往届两会上，力推国花、国树的多半是来自林业部门的代表和委员，今年两会上，提议设立泰山为国山的人大代表来自山东，这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利益问题。但必须看到，在市场经济的整体环境下，两会上的任何全局性的议题议案无不涉及到利益调整，刻意回避利益因素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代表和委员根据所在的地域和界别，表达合理正当的利益诉求，也应看作是正常的事情，安徽的代表可以提议黄山为国山，江苏的代表也可以提议丹顶鹤为国鸟，只要他们是出于公心，就没什么可以指责的。
　　所以，有关国山、国服的核心争议还应该归结到文化，文化是压倒利益的，文化才是真问题。
　　汉服和国山中所包含的文化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辨析，首先是传统文化应以怎样的姿态回归，二是中国当代文化是否需要符号整合，是否需要统一的辨识系统。
　　应该看到，代表和委员提议汉服为国服，并非少数精英人士的先知先觉，而是基于鲜明而强烈的时代文化潮流。私塾兴起、读经运动、唐装和汉服热、国学热、淑女课堂、传统节日呼唤，所有这些热门话题，无不反映了当代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再发现，无不体现了经济勃兴之后日益高涨的文化自豪感。对传统文化的此种召唤，并不意味着对先进文化的拒斥，而是意图从古老文化基因中寻找发展的潜能。但需要警惕的是，传统文化从来都是糟粕与精华并存的，在继承与弘扬的过程中，对之加以甄别显得尤为重要。泰山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其积极意义自不待言，但其中却也包含着对封建王权的迷恋；汉代服饰固然源远流长，但现代人对汉服的钟情，也未必没有包含着天朝大国的幻觉。文化和艺术作品可以尽情渲染这些传统文化因素，公众在自身生活中也可以峨冠博带、子曰诗云，但要把泰山、汉服这样的文化符号加以“国家化”，就必须采取审慎而理性的态度。
　　从另一方面看，我国文化的诸多侧面都具有精深、丰富、参差多态、多民族融合的特点，任何一个文化元素都很难取代其他、获得最广泛程度的认同。泰山无法代替黄山，梅花不能涵盖牡丹，银杏未必敌得过松树，汉服也不见得比唐装更具民族性。如果出于国家形象辨识的需要，勉强将某一事物捧到不适当的位置，不仅达不到文化整合的目的，反而可能导致文化歧见，让文化的土壤变得板结。
　　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以为，目前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匆忙设立国山和国服，确定国花、国树、国鸟也不应该制定时间表。让文化在开放的语境中尽情发育和融合，让公众在活跃的气氛中自由讨论，直到形成共识，这样的命名过程才是适当的和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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