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行为对个人幸福的影响】中国志愿服务网(官网)

　　摘要　志愿行为是在组织背景下，个体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自愿对那些主动寻求帮助的对象提供长期且无偿的帮助的行为。志愿行为可通过维持身心健康，改变应对方式和改善生活状态来促进个体幸福的实现。社会融合说、心理资源说以及换位体验说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志愿行为对个体幸福的作用机制。研究者从志愿者的角度就志愿行为对志愿者幸福的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而志愿行为对受助者幸福的影响以及个体幸福与志愿行为的互惠作用仍待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志愿行为；身心健康；应对；满意度；个人幸福
　　分类号　B849：C91
　　
　　DoGoodLiveWell网(www.省略)以“为了他人和自己的快乐”为宣传点号召人们参与志愿服务。作为一种自愿且不图回报的利他行为，志愿行为不仅有利于他人，而且能够对志愿者的幸福产生积极的影响。作为人类追求幸福的又一条潜在途径，志愿行为引起了探索人类幸福的积极心理学界的关注，研究者关心这样一些问题：志愿行为是否真能影响个体幸福?志愿行为可对个体幸福产生哪些影响?这些影响的程度如何?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尝试着以科学的方式进行解答，提出了系列描述、解释志愿行为影响个体幸福的理论和模型，为拓宽人类通往幸福之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和指导；文章归纳总结既有成果，寻找未来研究方向，以期引起社会对志愿行为更多的关注，激起人们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并为实现人民的幸福、尊严提供一些启示。
　　
　　1　概念界定
　　
　　何谓志愿行为(volunteering)?Snyder和Omoto(2008)认为，志愿行为是在组织背景下，个体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自愿对那些主动寻求帮助的对象提供长期且无偿的帮助的行为。志愿行为具自愿性、计划性、长期性、组织性、非营利性和互动利他性六点特征。自愿性指个体必须是出于自愿或在自由意志基础之上参与志愿者行为，而没有情境压力或责任牵绊，那些为完成学业、保住工作或回报他人而被迫“自愿”的学生、雇员以及机构成员的帮助行为不在该范畴内；计划性指为他人服务的机会和途径都是个体深思熟虑的结果：长期性指志愿者行为必须持续进行数周、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组织性是指志愿者行为通常是以组织为背景进行的，组织在志愿者和服务对象间起纽带作用：非营利性是指志愿者行为是出于对个人理想的追求，而非为了任何一种物质补偿；互动利他性则指志愿者主动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且服务对象主动寻求帮助。
　　何又谓之幸福(Well-Being)?简而言之，幸福是指一种健康、快乐的状态。在心理学研究中它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幸福是一种主观心理感受，是个人根据自己的标准对生活进行评价，并由此产生情绪状态：其二，幸福是人的心理机能良好状态，是人的潜能得以充分实现的生存状态。前者强调快乐的主观体验，其操作指标主要涉及生活满意、正性情感与负性情感主观体验：后者则重视个人的潜能实现，其操作指标涉及自我接受、个人成长、生活目的、良好关系、情境把握、独立自主、自我实现、生命活力等一整套变量(菌元江，2003)。
　　
　　2　理论解释
　　
　　志愿行为为何能让人幸福?关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未有成熟、系统的理论予以解答，社会心理学家多是着眼自己的研究领域，对志愿行为的效用机制进行阐释。总体而言，可概括为社会融合说、心理资源说和换位体验说，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志愿行为对志愿者或受助者幸福的积极影响。
　　
　　2.1社会融合说
　　社会融合涉及到人与人之间大量的交互作用，支持社会融合机制的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志愿行为之所以能提升个体的幸福感，是因为它增加了社会融合度：这一机制无论对志愿者还是受助者均适用。社会融合的观点派生于Durkheim的自杀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融合与个体心理幸福紧密相关，社会孤立则会让人感到沮丧、抑郁。具体而言，志愿活动中，个体与他人广泛而频繁的互动，其发现社会支持，获得有用信息和资源以及展开有利的社会接触的机会随之增加，进而更加高效的构建起用于抵御孤独、抑郁的社交网络。在个体丧失与之关系亲密的社会网络成员，社交网络规模缩小时，参与志愿活动就会成为其维持社会互动和社交网络规模的补偿资源，缓解和释放“失去”所带来的压力和负面情绪，让其保持良好的情绪氛围(Li，2007)；此外，在志愿者经历社会退化(退休或者其他的生活变化)，失去原有的社会角色时，志愿行为则可为其提供重新获得社会角色的机会(Musick & Wilson，2003；Borgonovi，2008；Snyder & Omoto，2008；Dillard，Schiavone & Brown，2008)。社会融合说从主观心理感受(减少负面情绪体验)和良好心理状态(良好关系、自我成长)两个层面部分解释了志愿行为对个体幸福的积极影响，并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Piliavin & Siegl，2007；Li，2007)。
　　
　　2.2心理资源说
　　心理资源说阐释的主要是志愿行为对志愿者幸福的影响，依据的是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能够提供有效管理压力的心理资源(例如自尊、自我效能感、控制感)的观念。心理资源说认为，志愿行为享有较高的社会评价，个体通过志愿行为而提升自尊，改变对自身和自我能力的看法，从中获取信心：志愿行为带来的积极认知和情感可以抵御诸如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Ouellet，Morin & Lavoie，2009)。被社会中的其他个体认为其“具生产力”或“有用”是个体产生自尊和认同感的重要源泉；志愿服务所具有的“生产性”提供了一种赢得社会赞许的途径和提升自尊的机会，这对于正经历社会退化，自我效能感和控制感降低的个体尤为重要(Mellor，Hayashi，Firth，Stokes，Chambers，& Cummins，2008；Piliavin & Siegl，2007；Musiek & Wilson，2003)。简而言之，志愿行为之所以能够提升个体的幸福，是因为它能够丰富个体的心理资源。若以心理资源机制来解释志愿行为对受助者幸福的影响机制，则可能是志愿行为让受助者的现实需要(物质或精神)得到满足(Weinstein & Ryan，2010)，他人主动帮助带来的被关注感使其幸福感提升，当然这需要更多实证研究的支持。
　　
　　2.3换位体验说
　　此外，Borgonovi(2008)在志愿行为能够促进移情能力发展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换位体验说，它解释的主要也是志愿行为对志愿者幸福的作用。该机制认为，志愿行为通过提高个体对他人需要的敏感性，降低对自身境遇的关注而使其幸福感得到提升。Borgonovi(2008)认为，志愿者是因对他人的需要更加敏感而牺牲自己有价值 的资源：志愿行为过程会强化志愿者对自己已拥有的东西的满足感，同时降低了对自己所缺乏东西的关注和不满：他们对自身境遇进行评估的参照群体会由相对高收入群体转变为相对低收入的群体，这样可减轻个体过分关注相对收入的倾向，减弱因与比自己收入高群体比较所致的负面情绪，进而体验更多的快乐和幸福。在志愿活动中，受助者与比自己境遇良好的志愿者接触，他们是否也会进行换位体验?是否会因此而产生负面情绪，从而对自身境遇愈发不满?受助者的心理状况需要未来研究更多的关注。
　　
　　3　志愿行为与个人幸福
　　
　　常言道：“予人玫瑰，手有余香”。Dunn，Aknin和Norton(2008)的研究表明，施与令人幸福，志愿行为也能对个体(志愿者和受助者)幸福产生的积极影响，这不仅限于理论假说，更得到了调查数据和实验研究的支持，下面将从身心健康、应对资源以及生活状况三个方面具体阐述。
　　
　　3.1志愿行为增进身心健康
　　有两个健康指标与个体幸福相关，一个是身体健康，一个是心理健康；下面将从志愿者和受助者两个角度，就志愿行为对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影响进行分析。
　　对于志愿者而言，尽管还没有发现志愿行为直接促进志愿者身体健康的证据，但有研究表明，志愿行为可能对志愿者的健康有潜在裨益(Black & Living，2004)。例如，在控制了初始身体状况后，志愿者的健康状况也要好于非志愿者(Borgonovi，2008；Snyde，2007.1，一项来自全美4582名志愿者的调查数据也与此一致，并且其中28％的患慢性疾病的志愿者表示志愿行为使其更容易控制病症(United Healthcare & Volunteer Match，2010)。另外，志愿行为还可以帮助那些特别容易产生健康问题的老人延缓或避免其健康问题的产生，参与过志愿活动的老年人的死亡率要低于那些没有参与过的老年人(Lum & Lightfoot，2005；Harris & Thoresen，2005；Piliavin & Siegl，2007；Omoto & Schlehofer，2007)。这可能是志愿行为提升了社会融合度，其获得社会支持和进行社会接触(包括部分体能活动)的机会随之增加的缘故(Snyder，Omoto & Lindsay，2009)。但这些研究都有一个重要问题有待澄清，就是志愿行为与身体健康的因果关系。究竟是身体健康的人更可能参与志愿行为还是志愿行为使其身体更健康?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利他行为，如捐款、献血，与较高水平的健康之间似乎并没有联系(Borgonovi，2008)。对于受助者(由于健康问题而接受援助的人，如艾滋病患者)而言，有研究(snyder，Omoto & Lindsay，2004)发现，有一个志愿者朋友的患者的健康状况要好于没有志愿者朋友的患者。这可能是由于志愿者帮助其形成了积极的应对策略，使其更加关注自身健康问题，并养成了良好的饮食、运动、睡眠等健康习惯的缘故。但由于对接受志愿者帮助的受助者的健康问题的研究较少，因此很难得出确定的结论。
　　另一些研究者关注志愿行为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他们聚焦于抑郁这种消极情绪。总体而言，志愿行为与抑郁呈负相关关系。Musick和Wilson(2003)分析1986到1994年的ACL(Americans’ Changing lives)数据发现，老年志愿者(年龄大于等于65岁)的志愿行为与抑郁的负相关关系最强，尤其是当这些志愿行为与宗教有关时；而对于较为年轻的志愿者，当其志愿行为持续较长时间时，也会出现这种强负相关性；该研究还发现，志愿行为是通过自尊和社会融合这两个变量而作用于抑郁水平的。Li(2007)认为，志愿行为的社会融合功能有助于志愿者稳定其社交网络的规模，在志愿者面对所属社交网络成员丧失时起着压力缓冲的作用。在全美进行的BV(Benefit of Volunteering，志愿行为的益处)调查中有73％的志愿者报告志愿行为使其感受到的压力水平下降(United Healthcare & Volunteer Match，2010)，这可能就是抑郁在志愿者中的发生率比非志愿者低的原因之一。志愿行为与受助者的抑郁发生率也呈负相关。Clary和其同事研究发现，有志愿者陪伴的艾滋病患者的抑郁、焦虑、倦怠等消极情绪更少：这种负相关可能是通过改变受助者的应对方式(使其形成更积极的应对策略，如寻求社会支持，获取更多信息，制定应对计划)而实现的(Snyder，Omoto & Lindsay，2004)。此外，无论是志愿者还是受助者，志愿行为都使其有机会接触到新的人和新的环境，建立用以抵抗抑郁和孤独的重要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交际网络(Do Good，Live Well，2010)。总之，不管是从身体健康还是从心理健康的角度，不管是对志愿者还是受助者，志愿行为都可能起着增进健康的作用。
　　
　　3.2志愿行为增强应对能力
　　自尊与对生活的控制感是两种重要的应对资源，根据心理资源说的观点，如果志愿行为能够提升个体的自尊与控制感，那么就可增强其应对生活中的挫折、挑战和困境的能力。其幸福感也会随着提升。
　　Clary，Snyder，Ridge，Copeland，Stukas，Haugen和Miene(1998)对艾滋病志愿者的跟踪研究发现，提升自尊是志愿行为的六大功能之一，志愿行为使志愿者对自己的感觉更加良好。Black和Living(2004)也认为，志愿行为之所以能够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就是由于其提供了提升自尊和自信的机会。此外，在Piliavin-和Siegl(2007)为确定“志愿行为之益”而构建的概念路径模型中，与积极自尊的形成密切相关的重要感被当作志愿行为与心理愉悦间的中介变量。他们认为，志愿行为之所以能使志愿者心理愉悦。部分是由于它能使人们觉得自己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己的存在是重要的。这些研究表明，志愿行为对个体自尊有着正向的影响。但志愿行为是否也会提升受助者的自尊呢?这还有待未来研究的明晰。
　　控制感是知觉到的能够明显改变事件的能力，它为个体提供体验乐观，希望的认知基础，降低压抑、压力、抑郁等负性情绪体验(高伟娟，2005)。Borgonovi(2008)在研究志愿行为与健康和快乐之间关系的时候发现，志愿行为能够增强志愿者的控制感，Mellor等人(2008)的研究则发现，志愿行为通过增加志愿者对生活的控制感从而使其主观幸福感得到提升。在Snyder和Omoto(2008)对艾滋病志愿者的跟踪研究中，志愿者们报告志愿行为使其对生活的控制感增强，所感受到的生活压力也更小。此外，个体在志愿服务过程中还可以获得完善专业技能和社会交往技能 的机会，从而能够更好的应对和控制其后的生活、工作，这对于正处在成长阶段的青少年尤为重要(Schmidt，Shumow，& Kackar，2006；Snyder & Omoto，2008)。另一方面，Snyder等人(2004)的研究指出，经过志愿者的帮助后，受助者也报告其对生活的控制感增强，更易于管理自己的生活。能够以更为积极的方式应对不良影响。
　　
　　3.3志愿行为提高生活满意度与快乐
　　生活满意度与快乐是评价个体幸福两个常见指标。Thoits和Hewitt(2001)的研究表明，志愿行为能显著增加志愿者的生活满意度。在Yuen，Huang，Burik和Smith(2008)的研究中，让长期住院的慢性病患者病人参与志愿服务(对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留学生进行语言辅导)，服务结束之后，志愿者们的生活满意度显著提高，并觉得更加幸福。United Health Care和Volunteer Match(2010)的调查显示，36％的志愿者生活总体上感到满意，而在非志愿者中这一比例只有26％，同时有92％的志愿者表示志愿行为使其生活更有意义。另外，不同类型志愿者的生活满意度也可能存在差异，例如，Grimm(2005)发现，为收容所提供服务的志愿者的生活满意度明显高于教会服务志愿者，这可能是收容所的志愿者和受助者不同生活状况间的对比效果。研究也表明，志愿行为能提高受助者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Weinstein & Ryan，2010)；在Spaulding，Sumbry，Brzozowski，Ramos，Perez和Maggio等(2009)对一项帮助刚刚从监狱释放并感染有艾滋病的囚犯回归社会的志愿服务项目的研究发现。有志愿者对其进行生活指导的个体对生活满意度更高。
　　我们耳熟能详的“助人为乐”四字似乎已经表明了志愿行为对志愿者快乐感的积极影响。Borgonovi(2008)对来自全美的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无论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有过志愿行为的人们报告了更多的快乐感；与此类似，United HealthCare和VolunteerMatch(2010)所调查的4582名志愿者中有96％的人表示志愿行为使其感到更加快乐，这可能是由于志愿行为经历使其更具移情能力，能从相对弱势的群体的角度审视生活，同时减少了对自己相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关注。Dillard等人(2008)认为是志愿者在志愿行为的过程中与他人建立起的“亲密关系”让他们并从中得到快乐。牛茜(2006)对来自我国北京11所高校，2200名大学生的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43％的受调查者表示志愿行为使其感到快乐和满足。而Snyder等人(2004)的研究数据表明，尽管有志愿者陪伴的艾滋病患者会使用更积极的应对战略，表现出更好的心理机能，并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但这些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并不足以抵消艾滋病毒对他们免疫系统的影响：他们及其他受助者是否因接受志愿者服务而更快乐幸福，目前似乎还没有相关的研究报告。
　　
　　4　结语
　　
　　现有研究为志愿行为对个体幸福的积极影响提供了一定的数据支持和理论解释，但未来研究仍有深入的空间。目前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其一，缺乏系统的理论：学者们就志愿行为对个体幸福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假说，其中也有部分得到了调查数据和实证研究的支持，但各假说均未能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全面解释这种影响机制，因此需要更宏大的理论对其进行统一融合。其二，研究对象的选取稍显畸重；目前的研究对受助者关注较少，志愿者与受助者是志愿行为得以发生的两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志愿行为的成效与价值不仅表现在志愿者所发生的变化上，而且应该表现在受助者的变化上，故应加强志愿行为对受助者的影响的研究。其三，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在研究志愿行为对个体幸福积极影响时，研究者多是通过问卷调查或者分析既有调查数据如ACL(the Americans’Changing Lives)、SCCBS(the Social Capital Community Benchmark Survey)获得支持理论的证据，而实验性的研究方法使用较少。其四，研究内容存在局限；目前研究比较关注志愿行为对个体幸福的影响，但也有研究(Thoits & Hewitt，2001)表明两者间存在着双向关系，要更好的理解志愿行为对个体幸福的影响，就还需明晰个体幸福对志愿行为的发生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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