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行为的稳定性【儿童外部问题行为稳定性的研究】

　　摘要 儿童早期外部问题行为对后期的学业、行为和同伴关系以及成人期的生活都有消极的影响。探讨外部问题行为的起源、影响因素和发展机制，对考察童年期外部问题行为是否可预测将来的问题、评估干预和预防措施的必要性和有效性，都是必不可少的。文章阐述了儿童外部问题行为稳定性的有关概念，介绍了外部问题行为的发展趋势、“童年期开始的”和“青春期开始的”外部问题行为的发展路径、行为遗传学研究成果以及影响外部问题行为稳定性的因素，并指出了这类研究对治疗和干预的意义。
　　关键词 外部问题行为，稳定性，“早期开始的发展路径”，“晚期开始的发展路径”。
　　分类号 B844
　　
　　
　　1 前言
　　儿童的问题行为可分为内部问题行为与外部问题行为。外部问题行为指的是一组表现在外的、反映了儿童对外部环境消极反应的行为[1]。外部问题行为的发生率在普通儿童样本中为3%~21%，在临床样本中为33%~62%[2]。大量的研究发现，在相当一部分儿童中，早期的问题行为，特别是外部问题行为具有较强的持续性。而且，早期外部问题行为对后来的学业、行为、同伴关系以及成年期生活都有消极的影响[3]。因此，近些年来，幼儿外部问题行为成为发展心理学家、发展心理病理学家及临床心理学家共同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其中，对问题行为的稳定性与变化规律及发生机制的研究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如果早期的问题不一定持续下去，而是随着时间流逝自然消失，那么可能就不需要干预，或者说干预不是特别重要。相反，如果童年期的问题随着发展而保持稳定，一直持续到青少年期和成年期，那么就必须进行干预，以增加儿童达到最佳适应状态的机会，并减轻家庭的痛苦[4]。
　　2 儿童外部问题行为稳定性的有关概念
　　2.1 儿童外部问题行为的分类
　　外部问题行为指的是一组综合症状，如注意力缺陷或活动过度、反抗性偏差行为、攻击和行为失常等，主要表现有两种形式：品行问题（conduct problem，简写为CP）和活动过度（hyperactivity，简写为HA）。在美国精神病协会的《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III-R）中，外部问题包括三种行为障碍：对立违抗性障碍、品行障碍和注意力缺陷/活动过度障碍。不过，这种分类一般在精神病学领域和作了正规DSM诊断的情况下使用[3]。有时候，人们也将外部问题行为与反社会行为、品行问题交替使用；在法律上又称为犯罪行为、违法行为等等。由于这类行为表现的多样性，有些研究者提出不应将外部问题行为进一步分为亚型。但也有研究证据表明，外部问题行为的亚型有不同的病因和发展轨迹。在发展研究中常常根据反社会行为开始的年龄，将其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称为“只限于青少年型”，另一种为“持续终生型”，这两种类型的危险因素和发展轨迹各不相同[5]。
　　心理学研究者比较偏重于品行问题的研究。不同的研究者往往使用不同的诊断方法和标准对品行问题进行分类。如：Achenbach根据有无攻击性将其分为两个相关而又独立的维度，即过失行为（如撒谎、偷窃、逃课、吸毒、破坏公共财物等）和攻击行为（如打架、不服从、挑衅、威胁他人等）；Frick根据破坏-非破坏、公开-隐蔽两个维度将品行问题分为四类：对抗（opposition）、攻击（aggression）、财产侵犯（property violations）和身份违反行为（status violations，像逃学之类的违反其学生身份的行为），等等[6]。
　　2.2 稳定性的几种表现形式
　　外部问题行为的稳定性包括绝对稳定性与相对稳定性。相对稳定性指的是个体某种行为的测量分数在群体中的顺序位置在两个时间点上的一致性。例如，测量一个儿童相对于其他儿童来说在一个特定的症状（如攻击）的测量上其顺序位置的跨时间一致性，即为相对稳定性。绝对稳定性常常用一个特定群体的同一种行为在一个时间点上与另一个时间点上测量的平均值的变化来表示[4]。通常情况下，对行为的稳定性与变化的研究既包括“同型连续性”（homotypic continuity，指相同的行为或表现型特质跨时间的连续性）又包括“异型连续性”（heterotypic continuity，指的是一种假定为各种各样行为表现的基因特质）。比如，童年期与成人期的攻击行为的连续性可称为同型连续性，而童年期的攻击行为和青少年期、成人期的反社会行为之间的连续性可称为异型连续性[7]。
　　3 儿童外部问题行为的稳定性与变化
　　3.1 外部问题行为的一般发展趋势
　　整体说来，外部问题行为从幼儿期开始出现，到青少年期（约17岁）达最高峰，然后随年龄增长而减少，但存在一定的年龄和性别差异。对抗和身份违反行为没有性别差异，财产侵犯没有表现出年龄效应，但身份违反在年龄较大的儿童中更常见。男女儿童的攻击行为都表现出一种下降趋势，不过，在童年期男孩的攻击行为是女孩的两倍，到青少年期，二者的差异几乎消失了[5]。
　　行为稳定性的研究结果一般遵循“纵向法则”。即两次测量之间的间隔时间越长，其稳定性越低。例如，有研究者考察了儿童攻击行为在2~8年间隔中的稳定性，发现男孩的攻击行为在2，4，6，8年中的稳定性系数分别为0.65，0.60，0.52和0.48；研究者对一个英国儿童样本在7、11、16岁时进行评估，发现父母评定的儿童问题行为在7~11岁间的相关为0.48，7~16岁为0.38，11~16岁为0.46[7]。
　　3.2 外部问题行为发展的“稳定性假设”
　　Moffitt等人发现，儿童反社会行为在青春期的高峰是犯罪人数的增加，而不是每个犯罪者犯罪数量的增加。她认为有一部分犯罪者是暂时卷入反社会行为的，是发生于青春期的现象，因此将这一类称为“只限于青少年型”，另一种发生于童年早期的称为“持续终生型”。有的研究者根据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也将早期开始的反社会行为称为“童年期开始的”、“持续一生的”、“攻击多样性的”等；把后期开始的反社会行为类型称为“青春期开始的”、“只限于青春期的”、“非攻击性反社会的”等。在此基础上，Moffitt提出了“稳定性假设”，即大多数以反社会方式行事的成年人，在童年期已开始反社会行为。她预言对个体反社会行为稳定性的估计将打破纵向法则所说的“当变量间测量时间间隔变长时，它们之间的相关会下降”[8]。研究者对Moffitt的“稳定性假设”进行了检验，如Donker等（2003）比较了从童年期到青少年期和童年期到成人期外显性（攻击性）和内隐性（非攻击性）反社会行为的稳定性。他们在被试6~11岁时第一次测量，12~17岁和20~25岁时跟踪测量。按照纵向法则，童年期到青少年期的稳定性应该大于童年期到成人期的稳定性。但Donker等的结果表明，从童年期到成人期外显性反社会行为（如攻击、对抗）的稳定性高于童年期到青少年期的稳定性，不过，他们发现隐蔽性反社会行为（如身份违反、财产侵犯）比外显性反社会行为持续的时间更长[9]。显然，即使同样是青春期开始的，不同亚型的反社会行为其稳定性也是不同的。但目前几乎没有研究同时关注童年期外显性和隐蔽性反社会行为与后期犯罪之间的关系，因为犯罪学研究通常关注早期的攻击行为与后期犯罪之间的关系，精神病研究对外显和隐蔽性反社会行为都感兴趣，但没有将后期犯罪作为测量变量。
　　事实上，关于反社会行为稳定性是否打破纵向法则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因为纵向法则的打破与青春期卷入反社会行为的人数增加有关，因此，只有在跨越童年期、青少年期和成年期的纵向研究中才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但Moffitt理论的意义最重要的不是“稳定性假设”本身是否得到证实，而在于这个假设引起了研究者对外部问题行为开始时间的重视和对“早期开始的”和“晚期开始的”反社会行为的发展轨迹、影响因素、鉴别方法、干预等方面的大量研究，尤其是对长期预后比较消极的“童年期开始的”反社会行为类型的研究更多。
　　3.3 两种不同的反社会行为发展历程
　　稳定性研究是在发展的框架下进行的研究，其根本目的是为临床干预提供理论基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发病年龄对有品行障碍的儿童的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DSM-IV-TR（美国精神病协会诊断标准）也对发生于儿童早期和晚期的品行障碍作了严格的区分。那些幼儿期就有品行障碍的大部分是男孩，他们表现出更多的攻击症状和违法活动，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反社会行为继续存在；相反，青春期发病的则男孩女孩都有，临床表现也没有早期发病的那样严重或不具有早期发病的心理病理特征。他们也较少暴力犯罪，反社会行为也很少延续到成年期。不过，这种按问题行为开始年龄分类的方法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如在对女孩的鉴别和两类亚型内部的异质性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5]。
　　3.3.1 “童年期开始的”外部问题发展路径
　　“童年期开始的”外部问题行为特点是，在学前或学龄早期开始出现行为问题，并且从童年期到青少年或成人期有高度的连续性。一般认为，随着时间流逝，这些儿童从相对不太严重的行为问题（如不服从、脾气暴躁）到表现出更严重的问题形式（如攻击、偷窃、药物滥用）；从比较隐蔽的行为（如撒谎、偷窃）到更公开的行为（如违抗、打架）；从单一的情景（如家里）扩展到多种情景（家庭、学校和社会）。而且，后期的问题行为只是增加了问题行为的表现形式，而不是代替了早期的行为。
　　很多个体、家庭和生态因素影响儿童步入“早期开始的”发展路径。这类儿童早期常常表现出活动过度或具有攻击性，同时有活动过度和行为问题的儿童比只有一种表现的儿童行为问题更严重、预后更差。研究表明，婴儿期的困难气质和其他伴随的危险因素如婚姻冲突、母亲压抑、低社会经济地位、消极的亲子互动等是早期同时表现出活动过度和行为问题的最好预测源[10]。
　　“早期开始的”发展路径的发生机制可能是，由于各种产前、产时或产后困难（如接触有毒物质、产时并发症、遗传）引起婴儿中枢神经系统轻微的神经心理性变异，增加了婴儿气质困难的可能性，使其表现出易激惹、活动过度、冲动等。困难气质会导致孩子与母亲形成不安全依恋及强迫性亲子互动。亲子互动的强迫性循环使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冲突和消极行为不断升级，儿童的认知技能因此也受到不利影响（如注意攻击相关线索，敌意归因偏见、攻击反应倾向等），随后行为问题被概化到学校情景中。进入学校后，儿童的强迫性互动倾向扩展到与同伴和老师的互动中，因而常常因违反纪律而受老师训斥、同伴拒绝，并且在一些问题上继续与父母的强迫性互动。由于受正常同伴群体的拒绝以及与反社会同伴的接触，这些儿童的问题行为保持至童年中晚期或者问题行为进一步升级。这样的个体到成人期很可能被诊断为反社会人格障碍和其他精神疾病，生活状况非常消极[3,10,11]。
　　3.3.2 “青春期开始的”外部问题行为发展路径
　　关于青春期开始的问题行为，研究结论不太一致。一般来说，开始于青春期的问题行为，其表现形式不是非常严重（如表现为财产侵犯而不是暴力侵犯），也不是非常顽固。但卷入这条路径的儿童比早期开始的儿童要多。McGee等发现，在11~15岁的男女儿童中非攻击性品行问题大量增加[12]；Moffit发现，在13岁的犯罪男孩中，后期开始者占了73%，这些儿童在童年期行为问题水平较低，没有表现出口头表达、智力缺陷和阅读困难或动作技能问题[13]。后期开始的问题行为的发生，与孩子成长过程中家庭压力增大或有明显的压力源（如离婚、失业）时家庭管理的有效性下降，父母监控的不恰当或相对缺乏，孩子卷入偏差性同伴群体等有关。从另一方面来说，青春期开始的行为问题与这个时期孩子的独立需求有关，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他们扮演更合法的成人角色和参与更合法的成人活动的机会逐步增多，而且与早期开始者相比，他们有比较高水平的社会技能和成功地使用这些技能的学习历史，因此，到了成年早期他们的问题行为急剧下降，不再以反社会的方式活动[3]。
　　3.4 儿童外部问题行为稳定性的行为遗传学研究
　　近些年来，儿童的问题行为成为行为遗传学研究的主题之一。行为遗传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通过遗传信息性纵向研究（genetically informative longitudinal study），考察遗传与环境对问题行为的稳定性与变化过程的贡献。行为遗传学研究发现，一部分反社会行为是遗传决定性的。有研究者考察了14427名被收养儿童与他们亲生父母和继父母的犯罪情况之间的联系（此研究中的犯罪特指非攻击形式的犯罪）。发现被收养儿童的犯罪情况与他们亲生父母的犯罪情况之间有显著相关。而且亲生父母犯的罪越多，他们的送给别人收养的孩子犯罪的比例越高。但在另外的两个对收养儿童暴力犯罪情况的研究中，研究者没有发现暴力犯罪的遗传力方面的证据[9]。这表明，反社会行为的暴力和非暴力形式之间虽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它们在遗传影响方面存在差异，可能遗传对非暴力形式的影响比较大。
　　大量研究表明，遗传与环境对问题行为的发展变化共同起作用，但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对不同的问题，它们的作用大小不同、影响方式不同，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也不一样。例如，Beijsterveldt等对3，7，10，12岁的双生子进行了大规模的关于攻击行为稳定性的研究。发现遗传因素解释了稳定性的大约65%，纵向遗传分析表明，已有的遗传效应可传递并与随着发展而展开的新的遗传因素相互作用，构成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特别在7岁的时候，新的遗传因素的影响很大。共享环境因素解释了大约25%的表现型稳定性；非共享环境因素产生的作用是年龄特异性的；对男孩子来说，遗传影响更大一些，而共享环境因素对女孩子更为重要[14]。Bartels等进行了大规模的关于遗传与环境对内部和外部问题行为稳定性的影响的研究。他们发现，遗传对内部和外部问题行为的贡献分别为43%和60%，共享环境因素的贡献分别为47%和34%，非共享环境因素分别为10%和6%。可以看出，遗传与环境对问题行为的变化都起作用，使问题行为持续存在的可能是一组非常稳定的共享环境因素。这些研究表明，有问题的儿童一般来自持续经历家庭逆境（如婚姻压力、消极的母亲控制和母亲压抑）的家庭中。因此，经历过家庭逆境并不能预测儿童的问题行为，但这种不利状况的持续存在可以导致慢性的问题[15]。
　　4 儿童外部问题行为稳定性的影响因素
　　另一个备受研究者关注的课题是关于儿童期外部问题行为稳定性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虽然研究者对童年期外部问题行为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早已达成共识，但只有大约一半在幼儿期被鉴别出来的儿童成为反社会青少年，而这些反社会青少年中又只有一半成为反社会成人。也就是说，只有1/4的反社会儿童会成为反社会成人[5]。对很大一部分儿童来说，早期困难可能是短暂的，并不需要进行特别的干预。因此，鉴别哪些变量可以影响反社会行为发展中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成为这一领域研究中的重要目标。换句话说，为什么一些儿童的早期行为问题是相对良性和短暂的发展现象，而另一些儿童的早期困难是持续的和严重障碍的预兆？大量研究表明，没有哪一个单独的原因变量可以解释观察到的儿童结果的全部或大多数变异。发展的最终状态是儿童、家庭和社会系统特点之间复杂的互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5,16]。
　　儿童早期问题的严重性是决定其连续性的因素之一。越严重的行为问题，如高度的活动过度和攻击，越容易持续下去。前面已经谈到，在幼儿时期就表现出严重症状，表明存在发生行为问题的神经或气质基础、不安全依恋以及多种环境压力的存在或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初始症状更严重的儿童更易于从同伴、父母、老师那里导出消极的社会反应，他们会欺负或拒绝这些孩子，因而更增加了问题持续的可能性[1]。
　　儿童的行为问题与认知缺陷的关系是复杂的，行为问题与认知缺陷往往互为因果。早期的认知和学习问题会导致挫折和道德意识缺乏，这会进一步促进行为不良；同样，行为问题也阻碍儿童学习能力和受教育的机会。行为问题与认知缺陷同时发生的情况比较多，如：在语言受损的儿童中越来越多地发现外部行为问题，而且，外部行为与语言表达性障碍比接受性障碍间的关系更强。另外，在行为问题与认知缺陷之间可能存在对它们都产生双向影响并且与它们相互作用的第三变量[17]。
　　家庭内许多因素对问题行为的出现和加剧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研究者在对学龄儿童遵从行为的研究中发现，母亲的消极和具有控制性的行为可以预测儿童后期的外部行为问题[18]；专制型父母教养方式可以维持或加剧早期的行为问题；一些证据表明，父母自身的适应不良是儿童问题行为开始或持续的预测源。父母适应不良可能是通过影响父母的教养活动、父母支持以及整个家庭的气氛影响孩子的发展的[19,21]。另外，家庭环境是流动和不断变化的，这些环境对儿童的影响也因这类事件的稳定性和变化而不同。如，Cai的元分析发现，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儿童，其外部行为问题比较不稳定。儿童的行为问题可以由于他们脱离或陷入更深的贫困儿童得到改善或加重[2]。而且，贫困对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儿童影响不同。童年早期的贫困比青少年期的贫困对能力和成就的消极影响更大，5岁以前生活于贫困中，后期卷入犯罪的可能性增大[20]。
　　在环境不良的学校学习或居住于贫穷的社区里的儿童，发生和保持问题行为的可能性增加。环境不良的学校或贫穷社区里的儿童与偏差同伴接触的可能性增加，并且儿童会互相模仿和强化攻击行为。另外，环境不良的学校里的教师压力过大，很少有时间个体化地处理儿童的问题。不过，如果班级水平的同伴间亲社会行为以及与有能力的同伴的互动等因素可以减轻学校环境不利带来的消极影响[22]。
　　5 外部问题行为稳定性研究对干预与治疗的意义
　　西方对儿童外部问题行为的干预与治疗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针对个体干预治疗以及基于家庭、课堂、社区的干预很多，而且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最近20年来，对儿童外部问题行为的发展性研究增多，发现一些外部问题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发展性的、多样性的变化的结果。这些研究结果为临床干预和治疗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依据。主要表现在干预时间、干预目标群体和治疗干预的方法选择三个方面[3,11,23,24]。
　　5.1 干预时间
　　第一，从对“早期开始的问题行为”的发展研究可以知道，在学前阶段进行干预非常重要。从理论上来说，亲子强迫性循环在这个阶段形成；从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这一阶段的干预效果也很好。但是存在一个问题，根据学龄前儿童的行为鉴别哪些孩子会走上“早期开始的”发展路径，存在约85%的错误检出率（false-positive identification rate），因此，在准确地筛选这类儿童方面还有待提高。
　　第二，对青少年期开始的问题行为的发展路径，目前了解还不太多。从干预研究的结果来看，对有问题行为的青少年的干预比对年幼儿童的干预有效性差一些。其原因可能是对这些青少年以前问题行为的历史和严重程度没有做区分，这些样本中可能既包括“早期开始的”又包括“后期开始的”有行为问题的青少年。从理论上说，对这一阶段的有问题行为的青少年进行广泛的干预很有必要，但由于这一阶段儿童对干预的抵抗性比较强，广泛的干预又存在投入-效益的问题。
　　
　　5.2 干预的目标群体
　　正如发展路径对干预时间有指导意义一样，外部问题行为稳定性的研究对干预人群的选择也有指导意义。由于活动过度是“早期开始的”发展路径的危险因素和促进力量，与没有活动过度的有行为问题的儿童相比，特别是在活动过度持续到青少年期或成人期的情况下，伴有活动过度者其行为问题会发展至更严重的程度。这对干预目标人群的选择有以下指导意义：（1）必须更加注意对活动过度的早期鉴别；（2）对早期有单纯活动过度的儿童要长期监控有无行为问题出现，一旦出现，要立即给予恰当的干预；（3）早期干预和二级预防要特别关注同时有活动过度和行为问题的儿童。
　　5.3 干预和治疗方法的选择
　　对公开的反社会行为（如攻击、对抗、逃学等），基于家庭、学校、社区的干预都有一定的效果，其中基于家庭的干预长期效果最好；但对于反社会行为的隐蔽形式（如撒谎），还没有发现十分有效的方法；一般说来，除了早期对有问题行为的儿童进行家庭基础上的干预以外，短期干预的效果比较有限。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外部问题行为表现为一种慢性的过程，需要多层面的、复杂的、有针对性的和个体化设计的干预，而且要长期进行。对年龄较大的儿童，需要更广泛的干预，包括针对不良行为、学业困难、同伴关系困难以及伴随的压抑等成分的干预，比如可以将老师和同伴作为干预中的强化资源。另外，随着孩子长大可以将依赖于外部控制的干预（如父母训练、课堂管理）逐渐转向更多地依赖内部控制的干预（如人际问题解决），这样，可以培养他们对外界环境自动地作出好的回应。
　　参考文献
　　[1] Liu J. Childhood externalizing behavior:Theory and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ic Nursing, 2004,17(3):93~103
　　[2] Cai X.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Vanderbilt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Education and Human Development. Dec. Nashville, Tennessee, 2004
　　[3] McMahon R J. Diagnosis,assessment,and treatment of externalizing problems in children:The role of longitudinal data.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994, 62(5): 901~917
　　[4] Jones D J, Forehand G M. The stability of child problem behaviors: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inner-city African American children.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003, 12(2): 215~227
　　[5] Clarizio H F. Conduct disorder: developmental considerations.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1997, 34(3): 253~267
　　[6] Mash E J, Wolfe D A. Abnomal Child Psychology (2 Edition). Wadsworth,2002. 192~193
　　[7] Bongers I L, Koot H M, Verhulst F C.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externalizing behaviors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Child Development, 2004, 75(5): 1523~1537
　　[8] Moffitt T E. Adolescence-limited and life-course persistent antisocial behavior: A developmental taxonomy.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3, 100: 674~701
　　[9] Donker A G, Peter W H , Verhulst H F . Individual stability of antisocial behavior from childhood to adulthood:Testing the stability postulate of Moffitt’s Developmental theory. Criminology, 2003, 41(3): 593~609
　　[10] Sanson A, Oberklaid F, Pedlow R, Prior M. Risk indicators:Assessment of infancy predictorsof pre-school behavioral maladjustment.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1991,32: 609~626
　　[11] Stormont M. 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 in young children:contributing factors and early intervention.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2002, 39(2): 127~139
　　[12] McGee R, Feehan M, Williams S, Anderson J. DSM-III disorders from age 11 to age 15 years. Journal of American Ace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1992, 31: 50~59
　　[13] Moffit T E. 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Boy’s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from age 3 to 15. Child Development, 1990, 61: 893~910
　　[14] Beijsterveldt C E ,Bartels J J, Boomsma D I. Causes of stability of aggression from early childhood to adolescence: A longitudinal genetic analysis in Dutch twins. Behavior Genetics, 2003, 33(5): 591~605
　　[15] Bartel M E , Oord J J, Rietveld H M, et al.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problem behavior at ages 3,7,10,and12.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4, 40(5): 852~867
　　[16] Holmes S E, Slaughter J R, Kashani J. Risk factors in childhood that le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duct disorder and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Child Psychiatry and Human Development, 2001, 31(3): 183~194
　　[17] Heller T L, Baker B L,Henker B, Hinshaw S P. Externalizing behavior and cognitive functioning from preschool to first grade:Stability and predictors.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1996, 25(4): 376~387
　　[18] Coolidge F L, Thede L L, Young S E. Heritability and the comorbidity of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s and excutive function deficits: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Developmental Neuropsychology, 2000, 17(3): 273~287
　　[19] Campbell S,Pierce M C, Ewing L, Szumowski E. Hard to manage preschool boys:Family context and the stability of externalizing behavior.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1991,19: 301~318
　　[20] Stormont M. 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 in young children:Contributing factors and early intervention. Psychological in the Schools, 2002, 39(2): 127~137
　　[21] Macmillan R, McMorris B J, Kruttschnitt C. Linked lives:Stability and change in maternal circumstances and trajectories of antisocial behavior in children. Child Development, 2004, 75(1): 205~220
　　[22] Hoglund W L,Leadbeater B J. The effects of family,school,and classroom ecologies on changes in children’s social competence and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in first grade.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4, 40(4): 533~544
　　[23] Bradley R H, Corwyn R F. Productive activity and the prevention of behavior problem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5, 41(1): 89~98
　　[24] Eisenberg N, Sadovsky A, Sprinral T L. The relations of problem behavior status to children’s negative emotionality,effortful control,and impulsivity:Concurrent relations and prediction of chang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5, 41(1): 193~211
　　
　　
　　
　　Stability of Childhood Ex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s
　　
　　Cai Chunfeng,Zhou Zongkui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Early ex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s negatively affect later academic, behavioral, peer relationships and life outcomes in adulthood.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original,causes and developmental mechanism of ex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s to determine to what extent later antisocial problem behavior can be explained by early problem behaviors and assess the necessar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intervention and prevention efforts on ex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s. Relevant concepts and developmental inclination are introduced, and “early starter pathway”and “late starter pathway”of antisocial behaviors are delineated. Findings of behavior genetic research and factors that exert influences on the stability of 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 are addressed. In addition,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kind of research for the treatment and intervention of 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 in children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ex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s; stability; “early starter pathway”; “late starter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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