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高不移公仆心 为政不移公仆之心

　　开国上将杨得志是我军历史上战功赫赫的一代名将，也是一位慈祥谦和、气度宽宏的长者。1988年，我和摄像师陈利英、谭杰受军委党史资料征集部门的委托，为杨得志同志摄制历史资料录像片，与老将军有过一段忘年之交。杨得志身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务委员、副秘书长和总参谋长，他位崇不忘百姓本、功高不移公仆心的老将风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每回想起来，令人心旌激扬，奋发不已。
　　
　　“要实事求是，不能夸大，不要吹嘘”
　　1988年4月中旬，京都正是春花怒放的时节。我们第一次来到杨得志在万寿路的寓所。他从办公室里走出来，虽已是78岁高龄，但仍见他满面红光，满头乌发，步履稳健。将军说：“我从当兵到现在，整整60个年头了。从士兵到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司令员，一直到总参谋长，打了24年的仗，在枪林弹雨里钻来钻去。我也没有想到能活到现在，更没想到能有这么高的职务。”
　　杨得志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14岁离家，当过挑煤工，修过铁路。1928年1月，他在湖南郴州参加湘南暴动，上了井冈山，从此投身革命即为家。由于作战勇敢，有勇有谋，22岁就当上了团长。25岁时，他指挥17勇士强渡大渡河，为中央纵队杀出了一条血路；27岁时，他率部埋伏在平型关，与兄弟部队一举歼灭了日寇坂垣师团；37岁时，他指挥部队采取攻坚战术，势如破竹解放了石家庄，首创夺取大城市的先例；38岁时，他奉毛主席之命，率领部队踏冰破雪，一举攻克新保安，拉开了平津战役的帷幕；41岁时，他又率领十九兵团开赴烽火连天的朝鲜前线。
　　我们首先汇报了拍摄录像片的思路和初步设想。将军侧耳听着，然后说道：“四个时期（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大的战役我都参加了。我们这些人的历史，是由党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条红线连下来的。”他强调说：“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夸大，不要吹嘘。”
　　我们本想请将军回顾一下动人心魄的经历，然而他只是淡然一笑，说：“来，我请你们看几样东西！”
　　我们随将军走进宽敞的办公室，他拉开保密柜的抽屉，从中取出一个小红布包，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把手枪，看上去格外精致。将军掂量着说：“这是1933年反‘围剿’作战时，缴获国民党连长的一支德国造手枪。说来还有一段小故事哩！”
　　那是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有一天，他与红一团政委罗元发在一起，看见树梢上有一只小斑鸠蹦来蹦去。杨得志开玩笑说：“我一枪能把它打下来！”罗政委打赌似的晃了晃头。杨得志举枪击发，小斑鸠应声落地。
　　这支手枪伴随着将军指挥了无数次的战役战斗，至今仍然锃明发亮。
　　接着，将军又拿出长征经过云南时，老乡们送给红军指挥员的一瓶白药精。还有1933年在中央苏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中革军委授予他的一枚三级红星奖章。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南征北战，这几样小小的纪念品，凝结着他烽火岁月的珍贵记忆，始终保留在将军的身边。
　　我们很快写出了录像脚本。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广泛收集了大量的文字、图像和影视资料，并抓紧进行拍摄制作。聂荣臻元帅专门题写了片名：《从士兵到总参谋长》。
　　第一次审看录像片时，杨得志感触颇深地说道：“我走上革命的道路，奋斗了几十年，有了一些成绩，什么时候也离不开党的领导。抗战时期，有朱总司令、彭老总；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有刘、邓首长，华北有聂老总。我在他们的领导下，做了一些事情。离开党，离开毛主席，离开我们的战士，我能有多大本领呢？我个人能干什么呢？”
　　“一个战役，一个战斗，不单是一个部队打的，我只能说是参加了，或者说是主攻部队之一。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强渡大渡河，我团是单独一路，还有杨成武同志率领的红四团。打平型关是3个团，我是六八五团团长。打平汉战役，除我指挥一纵队外，还有二、三、四纵队。解放太原，十九兵团是主要突击队，总指挥是彭老总……总之，一定要实事求是，千万不要夸大我个人的作用。”
　　翻开血与火的史册，杨得志可谓功勋卓著的战将。然而，他从不把功劳归于自己。在他的眼里，昔日那决死的搏斗，辉煌的战绩，似乎都淡若浮云轻烟。
　　
　　总参谋长和老船工
　　在将军家人的协助下，我们摄录了将军珍藏多年的勋章和奖章。
　　1955年，毛泽东主席签署命令，授予杨得志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同时授予他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在此之前，朝鲜金日成元帅授予杨得志朝鲜自由独立一级勋章、国旗一级勋章和国际主义勋章……这一枚枚金光闪闪的勋章，凝铸着将军横戈马上、出生入死的业绩，记载着将军身经百战、屡建奇功的殊勋。
　　1954年冬，身为志愿军副司令员的杨得志从朝鲜奉召回国。当时，军委决定组织一批有实战经验的高级将领，进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深造，杨得志就是其中一个。将军回忆说：“在从北京开往南京的列车上，我从广播里突然听到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任命我为志愿军司令员。到南京后，我马上打电话给当时的黄克诚总长：‘是不是要我重返朝鲜？’黄老回答：‘你就安心学习好了！’后来，刘伯承院长又决定我兼任战役系主任。”
　　1955年10月，在军事学院的大礼堂里，刘伯承、陈毅元帅代表中央军委给上百名将领授衔授勋。杨得志清晰地记得那一天：他们都刮光了胡子，擦亮了皮鞋，礼服穿得笔挺，庄严地从元帅手中接过命令状。然而，越是这种时候，杨得志越是怀念那些把热血洒进金沙江、大渡河的英雄，那些长眠在雪山草地的战友们。
　　1983年5月，曾经为红军强渡大渡河时驾船的两位老船工来到了北京。昔日刎颈之交，相见热泪纵横。他们共同回忆起往事来：48年前，被迫长征的红军处境十分险恶，后有几十万敌军追赶，前有大渡河挡住去路。红一团长杨得志率领一营突然出现在安顺场渡口。部队要过河，但眼下只有一只渡船。杨团长派人到附近山沟里找来船工，由二连选派17名勇士组成渡河奋勇队，在步枪、机枪的掩护下强行向对岸划去。对面山上的敌人集中火力向渡船扫来，这时只见渡船飞快地往下滑去，一下子撞在了一块大礁石上，顿时溅起高大的水柱。几位船工奋力用手撑着岩石，木船却像转盘似的猛烈旋转起来。要是再往下，滑进旋涡中就有翻船的危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从船上跳下几位船工，只见他们在激流中，靠健壮的体魄，熟练的游水技术，拼命地用背顶着船。经过船上船下密切配合，渡船终于冲出了险境。勇士们奋不顾身扑上岸去，与敌人展开拼死搏斗，终于控制了渡口阵地，为红军打开了一条通路。
　　忆往昔，血雨腥风；喜今日，胜利相逢。杨得志感慨地说，当年一条渡船关系着红军的安危，革命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援。你们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我杨得志忘不了你们，人民也忘不了你们！
　　1988年1月，杨得志作为参加过湘南暴动的老战士，应湖南省政府邀请，南下郴州参加纪念湘南起义60周年活动，重返他当年投奔红军的地方――板子桥。乡亲们纷纷围拢上来，将军问人群中一位年纪最大的老乡当年暴动的时候有多大，那位满脸褶皱、须发苍苍的老汉竟然不无稚气地回答，那时他才3岁。将军握着老汉的手，笑了，但这笑声里有酸楚，也有思痛。因为当年参加暴动的人大都不在人世了，有的早已倒在血泊路上。多少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铺垫了通往胜利的坦途。没有他们，也就不会有阳光明媚的今天。
　　
　　夫唱妇随，风雨同舟
　　1940年4月，杨得志和申戈军在烽火中结为连理，而后夫妻俩一直在前线并肩作战。抗美援朝时，他们忍痛把4个年幼的孩子（最小的仅10个月）放在与朝鲜一江之隔的安东（今丹东）志愿军留守处，义无反顾地奔赴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多少次硝烟中离别，多少次胜利后相逢，几十年风雨同舟，甘苦与共，夫唱妇随，相敬如宾，他们携手从血火弥漫的战争走向了云开日朗的和平。
　　杨得志和申戈军所生的第一个女儿，在频繁作战、动荡不定的战争岁月里丢掉了。多少年来，杨得志不敢在申戈军面前重提这件往事，唯恐勾起她撕心裂胆的苦痛。后来，他们的6个儿女都在军队供职。
　　在会客厅东侧墙上的显眼处，悬挂着一幅6尺多长的条幅，那是出自书法家米南阳的左右手笔。上面写的是：“横戈马上军威振，纵得天下志成城。”
　　将军兴致勃勃地给大家介绍，这是一幅藏名联，夫人和他的名字“戈军”“得志”巧妙地嵌进了上下联中，读来天衣无缝，正气盎然。这也正是他们夫妇风雨相伴的生动写照：寓爱情于战斗中，寓生命于大业中。看得出，将军夫妇对这一条幅十分钟爱和欣赏。
　　杨得志从总参谋长岗位上退休下来以后，各种社会活动很多，但他仍然十分关注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和年轻一代的成长。他说：“我军由当年的大刀、梭标发展到今天拥有导弹核武器，这是了不起的进步。今后还要有更大的发展。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这个军队是大有希望的。”
　　
　　1994年10月25日，戎马一生的杨得志将军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为将军最后送行的时候，凝望着他胸前佩戴的金光闪烁的勋章，将军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颗耀眼的将星殒落了。但将军为中国人民建树的丰功伟绩将同江河永长流，将与松柏共长青！
　　（编辑  麻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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