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5800万留守儿童的未来】关注留守儿童

　　“父母在远方，身边无爹娘，读书无人管，心里闷得慌，安全无保障，生活没希望。”这是流传于江西农村的一首顺口溜。 　　不独江西，顺口溜里的悲凉，也是众多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真实写照。根据最新出炉的《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1》披露，截至2008年底，中国0~18岁儿童总数是2.78亿人，而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就有5800万人，超过了全部儿童总数的20％。而且，5800万的数字还在伴随着愈发汹涌的民工潮而持续增加。
　　留守儿童父母的无奈
　　在江西赣州，顺着会昌县城的公路，向东南方行进100多公里，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农家庭院静静矗立着。每逢双休日、节假日，附近的孩童被送到这里，而陪伴他们的，是一位名叫廖祖彬的退休老人。
　　这并不是学校，也不是幼托机构。13年前，林管站工人廖祖彬，用自家庭院办起了这个名叫“学习辅导小组”的学习班。周围村子里的孩子们，终于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他们在这里唱歌、练字、讲故事。如今，一晃13年过去了，这个庭院终于得到了身份的认可。当地政府赠其名为“留守孩成长乐园”，并赠送了桌椅、图书、电视机和简易体育器材。
　　廖祖彬老人所在的小密村，接近80％的青壮年劳动力背井离乡，出外打工。而没有与致富梦想一起带走的，便是300多名留守儿童。
　　同样在江西赣州的另一个乡村，村主任无奈地说:“我都快成留守村长了!”
　　至于原因，答案大致如此：因为穷，父母不得不外出打工维持生计；因为穷，孩子没法带在身边，留在家里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根据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叶敬忠教授的调查和研究，留守儿童的监护类型主要有隔代监护、单亲监护、上代监护、同辈监护4种情况，其中以隔代监护和单亲监护居多。
　　但是，无论何种监护，父母都是无法取代的依靠。现实情形是，代替父母进行监护的亲属往往只管衣食住行，让孩子吃饱、穿暖就行，没有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和监管的意识。如果是老人，则多半年迈体弱，根本就没有看管孩子的精力。
　　2005年年末，媒体披露了一家三姐妹的惨痛经历。祖籍广东惠州博罗的林家三姐妹，在7年内相继伤残。她们的父母常年在深圳打工，照顾3个孩子的责任，是由80多岁的奶奶承担的。7年之内，先是姐姐林文婷因蜡烛引燃大火烧成双脚残疾；接着，小妹林文思在帮奶奶提开水时被严重烫伤；后来，二妹林文容6岁那年在家用柴火烧水时引起大火严重烧伤，眼睛闭合不上，双手双脚严重畸形，此后4年她没有出过家门一步，更没有上过一天学。
　　留守儿童的悲剧不止一例。2009年11月，广西贺州市杨会村鞭炮黑作坊的惊天爆炸事故，酿成的2死11伤中无一例外都是留守儿童。灾难的幸存儿童告诉记者，他们充当了鞭炮作坊的主力，每天主要的工作时间，是早上9时50分上学以前，和下午4时放学以后，“想挣零花钱了，我们才去”。
　　“要是他们有父母看着，能得到家庭全心全意的照看和管教，也许不会出这么大的事。”当时的杨会村党支部书记杨佑记叹息。多位孩子家长事后反思，“我们在外打工，想管也管不到。”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每个月打三四次电话。
　　类似情况在中国的农村非常普遍。据有关部门的调查，超过80％的留守儿童只能通过打电话与父母联系，其中一半的人通话时间在3分钟以内。超过六成的留守儿童是一周以上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与外出的父母联系一次。有近10％的儿童，甚至与父母没有任何联系。
　　留守孩子们被透支的未来
　　与遭遇意外事故的危险相比，留守孩子们被透支的未来恐怕更让人揪心。“知识改变命运”在他们的语境中，“已成一句空话”。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江西某县一中学校长无奈地说，留守儿童厌学、弃学现象普遍，近一半孩子学习成绩处于中等偏下。还有一些孩子成了家族中的负担，被亲友“踢来踢去”。孩子心理难免失衡，认为自己是“多余的人”。
　　一份由共青团湖南省委发起的对该省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调查显示，除了家庭经济压力得到缓解之外，父母出外打工给留守儿童带来的另一个影响，便是“读书无用论”。“看到没上过什么学的父辈照样能在外打工挣钱，留在农村的孩子们开始觉得‘这书读不读也没啥区别’。”一位中学校长感慨。
　　这次调查还发现，部分留守儿童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积极性不高，纪律涣散。只有33.6％的留守儿童目前最大的愿望是“提高学习成绩”，还有51.7％的人打算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和“做生意”。
　　研究人员分析说，外出务工人员多的地区，多是老、少、边、山、穷地区，基础教育投入不足，硬件设施滞后，师资力量缺乏。在正常的教育管理之外，学校难以对数量庞大的留守儿童进行特别监管。由于缺乏全方位的监管引导，留守儿童极易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加上思念父母、担心受歧视等心理障碍，缺乏学习自觉性、上进心和自制力。还有极少数教师对他们缺乏耐心，施以责骂、挖苦、体罚等不当手段，致使他们对学校失去信任，从而逃学、辍学，过早流向社会。
　　“同一片蓝天”有多难
　　长期研究留守儿童的农业部农研中心副研究员吕绍清认为，“留守儿童问题表现在农村，但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关键应该在城市。”改善农民工在城市里的就业生活环境，特别是改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学校就学的政策环境，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之策。
　　吕绍清说，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需要流入地和流出地政府、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要加强对流动儿童教育政策实施过程的监督，帮助一些有条件携带子女到城市读书的农民工解决后顾之忧；同时加大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扶持力度，使农民工子女也能在城市接受优质的教育。
　　如此的努力显然正愈发得到重视。除了前文提及的廖祖彬老人的个人努力外，江西赣县沙地镇中心小学的全国优秀教师王金莲，14年来先后义务收留留守儿童326名；赣县阳埠乡派出所民警许小春，带着4名女大学生在黄沙小学办起了“留守孩托管班”，为30多名留守儿童带来温暖。
　　来自社会的组织力量也在形成。同样是江西某县，不仅设立了“留守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专项基金，还创办了“留守学生”托管中心。14岁以下留守儿童数量超过300万的劳动力输出大省河南，实施了“留守儿童关爱工程”，建立“代管家长”制度，开办寄宿制学校，帮助留守儿童健康成长。而僻远的甘肃省，更是决定投入财政资金2000万元，实施“关爱留守儿童百分之百覆盖行动”，在全省每个乡镇建一所留守儿童之家。
　　然而，这些措施仅是在抗衡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权宜之计。在一位教育学者看来，“这是成本最低但也是效果最弱的改革”。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樊富珉始终坚持“父母教育论”，“一个母(父)亲能胜过一百个教师。留守儿童的父母多数关心的是子女的物质生活和学习成绩，而忽略了他们的心理需求”。
　　然而，一对江西籍的打工父母对记者不无抱怨，他们声称并非不爱孩子，但是城市生活成本太高，让孩子进城读书，手续太过繁琐而且收费太高。
　　显然，问题的症结又回到了城乡二元结构之上。已有学者多次呼吁，政府应进一步加大政策调整力度，设法解决农民工流动子女的受教育问题，通过修改诸如户籍、借读等方面的歧视政策，减免对农民工子弟额外征收的费用以及降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创建门槛，最终使留守儿童能够随父母一起生活，“让孩子们无论城乡，都能在同一片蓝天下快乐成长”。
　　然而，这些呼吁的实现显然非一日之功。
　　（据《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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