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 在帝制和共和之间徘徊的袁世凯

　　帝制还是共和,这是个问题 　　 　　国情论在中国是一种很时髦的论调,却并非现在才有的,在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国情论经常会被提及。国情论亦可分两种,一种是符合国情论,一种是不符合国情论。符合国情论自不必多言,争议最多的是不合国情论,其核心意思是强调国情的特殊性,一般来说,此论调并不否认外来的先进思想、先进制度、先进文化、先进器物等,但是它强调别人的东西虽好,可惜不合国情,因此只好无奈地弃用,另搞自己的一套,或顶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地借鉴一下。一百年前的袁世凯就“漂亮”地操持过国情论,在此不妨回眸一下。
　　袁世凯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后,发现总统其实并非想象中的那样舒服,今天被国会弹劾,明天被总理顶撞,后天被党派攻击,大后天被国民痛骂……着实憋了一肚子的火。但是他毕竟是受到先进思想熏陶的人,知道民主政治如大潮赴海,大势所趋,难以违拗。只是,人性的弱点又会经常让他抑制这种想法,侥幸于能当比总统更爽的皇帝,回归帝制时代,能尽情地玩弄权力。因此,帝制还是共和对袁世凯来说是一个问题,他的思想在左右摇摆之中。此时,国情论便成为他思想摇摆的外在表现,也成为实现自己想法的有力武器,一切皆以自己的利益为轴心。
　　当自己还不足以掌控时局时,他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就很“透彻”,认为共和制很符合中国国情。就在袁世凯临危受命,被清廷请出来镇压武昌起义时,袁世凯麾下的北洋军队一口气攻下了汉口,接着又拿下汉阳。只要袁世凯一鼓作气,拿下武昌,收复武汉完全不在话下。但此时,袁世凯打起了小九九,他留下武昌不攻,送给革命党一个人情,好让革命党回报以好处,同时又以此威胁、要挟清廷,可谓一箭双雕。
　　为此,他主动向革命党抛出橄榄枝,并延请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为中间人,与革命党进行谈判。快要坚持不住的革命党人巴不得停火谈判,于是南北双方暂罢兵火,派出代表坐到谈判桌上谈判。谈判的焦点在两点:一是满清统治基本上已被架空,接下来国家采用何种国体,是立宪派欢迎的君主立宪,还是革命派要求的民主共和;二是袁世凯在新体制中如何安置。
　　这个时候,袁世凯是坚定的共和派,认为国人都很反感皇权专制,共和制很适合国情――这样就不用在自己的头上再坐一个皇帝,他已经受够了满清皇室的鸟气(曾经差点掉了脑袋)。对于革命党来说,他们本来就是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自然不能见容一个满族皇帝掺和到新政权中来。双方基本上达成共识,将来实行民主共和制。
　　没有想到,就在这时,由海外归来的孙中山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这令袁世凯大为不悦,他差点就认为共和制不符合中国国情了,准备再次开衅,端掉这个新政权。不过,孙中山迫于内外压力,也为了保存民主共和的果实,主动向袁世凯表白,他只是暂时代行职责,等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后,就让出临时大总统位。为了让袁世凯放心,孙中山还再三许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袁世凯逼清帝退位用的就是国情论,他在劝隆裕太后时说:“环球各国,不外君主、民主两端,民主如尧舜禅让,乃察民心之所归,迥非历代亡国可比。我朝继继承承、尊重帝系。然师法孔孟,以为百王之则,是民重君轻。”这就是说,民主政治是符合国情的,而且,尧舜禅让、孔孟之道本来就是民主行为和民主思想,民主政治并非外国所特有,我们本土也生产,有什么不合国情的呢?然后袁世凯就恫吓孤儿寡母:“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若路易王室早顺民情,何至被杀无遗!民军所争的是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使列祖列宗震惊,被赶出紫禁城?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
　　一批宗室亲贵深知袁世凯的算盘,遂成立宗社党,发表宣言,坚决反对共和。袁世凯就给这些顽固分子下了一剂猛药,他拟电稿、命段祺瑞等以前敌将领联名形式发出,压逼清廷。这封电稿仍然强调共和符合国情――原已致君于尧舜,作用也挺大――拯民于水火,加之现在局势如此不堪,难道皇帝忍心就为了一家之荣华富贵而置四万万人于死地?
　　如此强大的国情论完全摧毁了隆裕太后最后的防线,隆裕太后无奈之际,只好以宣统皇帝溥仪的名义,颁发诏书,宣布退位。清帝的退位,标志着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不能不说,袁世凯立了大功,这功劳中就有国情论的份儿。
　　逼宫成功,袁世凯立即给南京发电,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今由弊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我们细细品读这誓言铮铮的话,真是万般感慨。昨天,袁世凯在立宪运动中还承认,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帝制非常符合中国国情,不可撼动。一转眼,就说共和为最良国体,要置而换之,并且坚信这是“民国无穷之幸福”,理所当然地坚信共和政体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其转变之快令人目不暇接。
　　原因在于,袁世凯只有承认、夸耀共和政治,并鼓吹它符合中国国情,要让它在中国生根发芽,甚至发誓“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才能得到革命党人的认同,相信他不会假共和真专制,孙中山也才会践诺,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位让给他。否则,他一番逼宫的心血就要付之东流,两头捞不着。当然,此时不排除袁世凯内心确实有认同民主共和的成分,至于有多大的成分就不晓得了。
　　当袁世凯能掌控局势时,他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又很“含糊”,认为不符合中国国情,并一步步地向专制集权迈进。他先是下令解散社会党和一切“煽乱”的政党,然后又找到借口下令解散国民党,后来觉得国会不听话,干脆解散国会,停止议员职务。他由临时大总统“转正”为正式大总统后,专制集权动作幅度更大,出台《中华民国约法》(俗称《袁记约法》),废除责任内阁制,改行总统制,不仅可以自己终身当大总统,还可以传之子孙。一时间,万民景仰,袁世凯站在了权力的巅峰,多少有点高处不胜寒。
　　即便这样,他仍然不能满足,还要称孤道寡,复辟君主专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这个时候,就不能再鼓吹共和制符合国情了,如果再坚持民主政治符合中国国情,就等于截断了自己通往帝王之路,而只有否定民主政治符合中国国情,承认君主制符合中国国情,才能为他复辟提供强大的理论武器。
　　不过,当国人皆希望袁世凯做华盛顿而不是拿破仑,连他的左膀右臂如冯国璋等都劝阻他不要复辟之时,袁世凯内心对称帝是既想又怕,举棋不定的。而且要造舆论说服国人赞同自己称帝,甚至劝自己称帝,需要充足的理由,比如国情论,并且,这个国情论还要得到相当多的人、相当权威的人的认同才更有把握。
　　
　　御用幕僚为其呐喊助威
　　
　　恰巧在这时,世界法学权威古德诺教授助了他一臂之力。1917年7月,这位来自美国的学者、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被袁老板要求提供一份备忘录,评价一下共和与君主两种国体之优劣,以及中国更适合于哪一种制度,以供政府作参考之用。作为袁的雇员,古德诺自然应命照办,便撰写了一篇长文《共和与君主论》,作为给袁世凯提供私人意见的备忘录。然而,古氏没有想到的是,这份备忘录竟被报纸登了出来,一时间对帝制运动产生了推波助澜的舆论效果。
　　古氏早在1913年来到中国时就认为,中国民智未开,纪律性差,权利观念淡薄,中国目前“应当强调的是权威而非自由,是培养人民对权威的服从而非对个人权利的关注,是行政效能而非民众参与代议制”。时任袁世凯英文秘书的顾维钧回忆称:“总统也不时接见一些重要的外国客人如古德诺教授,他应邀来华对我国适用何种宪法提供意见……总统要他写出一份或两份关于这个问题的备忘录。我记得这次会见他终于说出了他的意见。他说他研究了中国的国情,中国有帝制的传统,民族主义的观念不像西方那样强烈,所以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巩固国家政权,以取代当时存在的那种各省军阀割据的松散局面。当然,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正是袁世凯的意思。”
　　古德诺的思想被袁世凯的御用学者大肆吹捧,以追随袁世凯的御用学者杨度为首的筹安会在《筹安会发起词》中就拉虎皮做大旗,鼓吹君主制。
　　其实,早在1915年4月,杨度就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撰写了两万多字的《君宪救国论》,大谈国情论,说什么中国人素质低,与其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且共和国选举总统时容易发生变乱,国家永无宁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并称袁世凯为“当时全民有权威有声望之人,未有敢冒言其非者”。袁世凯看了大为赞赏,亲笔题写“旷代逸才”的四字匾额赏赐给杨度。
　　《共和与君主论》保持了古氏一贯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国情使共和制很难有序发展起来,这首先是因为人民普遍缺少知识且长期习惯于专制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未能将从满清开始的那种在君主制下逐步实行宪政的经验予以进一步发展,这已是一大不幸,而在革命后的既定形势下,实行共和制则是不可避免”。
　　袁世凯瞌睡之时,古氏送来好枕头,你说袁世凯能不用吗?袁世凯的帝制运动的舆论正在积极酝酿的当口,各种各样支持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呼声已经出来。在这个时候,袁世凯当然更需要像古德诺这样的宪法学权威来为他的帝制运动鼓与呼,而古德诺的国情论正是袁世凯复辟最为有力的理论襄助,因此文章就以古氏“被同意”的方式发表了出来。
　　有了古权威的“支持”,袁世凯谈起国情论更加底气十足,以前那种举棋不定,还有一点遮遮掩掩,现在完全被肆意妄为、赤裸裸所取代。
　　
　　袁世凯为何抛出“国情论”
　　
　　袁世凯不仅鼓吹西方共和不适合中国,而且还妖魔化共和制,他说:“葡萄牙近改共和,亦酿大乱,其最扰者,莫如墨西哥,自爹亚士逊位之后,干戈迄无宁岁,各党党魁,拥兵互竞,胜则据土,败则焚城,劫掠屠戮,无所不至,卒至五总统并立,陷国家于无政府之惨象。我国亦东方新造之共和国,以彼例我,岂非前车之鉴乎?”
　　既然有这么多“共和乱国”的教训,而且中国共和以来,确实发生了很多“共国乱国”的乱象,比如党争,国会争吵,暗杀,二次革命……不能不让部分国人在情感上或理智上对共和有所动摇和怀疑,甚至有人发出了“民国不如大清”的感叹,袁的国情论确实赢得了一些人的支持。
　　应该说,国情论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共和乱国”也是事实,这种反省是持续的,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的学者在反思那段历史时,也仍然认为实行民主政治不合国情,理由恐怕并不能超越袁世凯的论调。比如,学者萧功秦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他就认为西方议会民主政治是在西方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面,在长期的历史过程当中逐渐演变过来的,它与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形成有机的相互的联系、相互的制约。要议会民主政治,就必须有法制的传统。而要有法制传统,又必须有个人权利意识。而要有个人权利意识,又必须有市场经济的发达。而市场经济的发达,又必须有中产阶级社会。要市民社会的发展,需要知识的教育,需要发达的信息的传播,所有这些因素,都构成了民主政治有效运行的条件。
　　然而,所有这些条件在中国都不具备。如果强行把西方的议会民主政治搬到中国,就会出现严复所比喻的――牛装马蹄,即中国人是一头牛,要学马那样跑得快,于是有人就把马蹄搬到牛腿上来,这个马蹄就是西方的民主政治,结果牛还是跑不快,因为不合国情。
　　这个说法看似有理,但荒谬显而易见,这个比喻首先就将中国人与西方人区分为不同的物种(牛和马不就是不同的物种吗),但事实上,中国人也罢,西方人也罢,白人也罢,黑人也罢,都是人,既然都是人,人性就是一样的,人类追求自由、平等、民主、快乐、幸福等美好制度、美好事物的天性是共通的,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可以超然于人性之外、超然于人类对美好制度的共同向往之上。我们固然承认国家、民族、地域、人群的特殊性,但是绝对反对那种用特殊性来把人性共通的东西一起否定掉的荒谬国情论。
　　如果说议会民主政治确需要很多的条件,那么迈出任何一步,都是在创造条件,而且总要走出一步,才能带动种种条件的成熟。民主政治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但是借条件不足而裹足不前,则永远也建立不起来。
　　如果我们冷静地观察会发现,持国情论的人,大多是当权者,而非下层民众,于是问题就出来了,这个国情究竟由谁来判定?是政府还是民间,是官方还是民众?交由不同的主体评判,一定会得出不同的国情论。袁世凯自己才是国情论的评判者,那些支持他当皇帝的国情论者都是伪国情论者,所谓的民意是伪民意,国情论说到底是袁世凯的权力论和利益论。如果民间真有那么强大的共和不合国情的论调,并被坚定地信仰,相信袁世凯称帝之后可以稳坐皇位,会有后来来自全国各地的劝退、迫退、乞退乃至斥退吗?也不会蔡锷登高一呼讨袁,全国人民应者如云。袁世凯只当了八十三天皇帝就下台了,落个身败名裂,人民已经不能容忍再有皇帝,“张勋复辟”也同样说明了这个问题。
　　袁世凯是一个半新半旧的官僚,他对民主政治不能说一点都不懂、一点不向往,否则就很难理解他在晚清新政和清末立宪中的积极表现。大清王朝最后十年推行新政,他是个颇为前卫的人物。但这样一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人,是有专制情结的,他对民主政治的理解肯定是肤浅的,然而,就这样的人,在当时已经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先知先觉了。而且,袁世凯本人有极强的权力欲,这种强烈的权力欲遮障了他的双眼,以致走路摔跤,虽然,袁世凯以及他的“符合国情论”曾对中国社会进程有过伟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刘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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